中国当代文学泰斗巴金老人，于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101岁。当晚我惊闻噩耗，不禁唏嘘长叹，感慨不已。先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会，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一生同巴老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其中三次，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
　　一
　　早在济南读高中时，由语文老师张秋泉先生介绍，我到山东师范学院听教务长田仲济教授的鲁迅研究系列讲座，其中有鲁迅扶持、奖掖青年作家的内容。我第一次听到巴金这个名字。听讲者中有位大学生告诉我，巴金是笔名，是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位外国名人的中文译名各取一个字组合而成的。我将信将疑，似懂非懂。这使我从济南二中图书室借来很抢手的巴金的《家》《春》《秋》。读后，我很为书中青年人的恋爱悲剧所激动。但看看我们高二、三年级的男女同学已自由地谈恋爱，我又觉得巴老书中所描绘的时代似乎距离我们很遥远。巴老的书给我们青年人一个参照坐标，这就是新旧社会的区别。
　　后来，我从黄河之滨来到长江之畔，在上海一所大学里攻读政治法律，课余仍然看文学书，包括巴老的书，又看了根据巴老的《家》改编的话剧、沪剧、电影。
　　1958年6月30日晚上，我作为大学生文学爱好者，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里，第一次同巴老会面。在座的还有靳以、以群、魏金枝、姚奔、宁宇等作家。我先向姚奔请教了写杂文的问题，又向宁宇请教了写诗的问题，然后挤到巴老面前。我鼓足勇气向巴老请教：“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想写小说，请问巴老，应从何入手，做何准备？”巴老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平和地对我说：“青年人，要想弄文学，一要多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二要多观察社会生活、矛盾、冲突，注意各种社会人物的形象、语言、性格；三要多动笔。”
　　我还问了巴老另一个问题：“你写的《家》《春》《秋》《雾》《雨》《电》等，是写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吗？”巴老回答说：“其中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别人的生活，特别是熟悉的人的生活。要紧的是写你熟悉的社会生活。”其他大学生还问了巴老许多问题，巴老都一一作答。可惜当时人很多，我无法做笔记，现已记不清了。
　　后来，我又从鲁迅著作中了解到鲁迅与青年作家巴金的交往。我对巴金从青年到中老年的经历一向都是敬重的。
　　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解放日报社做《朝花》编辑和文艺记者，这同与巴老的上述会面不无关系。巴老的教诲，给了我一种投身文学与新闻事业的巨大鼓舞和后续动力。
　　刚做《朝花》编辑时，文艺部领导叫我先翻翻50年代报纸合订本中《朝花》的版面。我翻到1956年9月27日《朝花》上有一篇署名“余一”的杂文，题目叫《论“有啥吃啥”》。我浏览了一遍，觉得颇有味道，问一位老编辑：“余一”何许人也？那位老编辑说：“余一”就是巴金。于是，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这篇杂文是对“有啥吃啥”“有啥穿啥”“有啥买啥”之类的号召、口号的质疑。文章含蓄、形象，充满民众镜头。家庭主妇、保姆为买几两肉，在清晨两三点钟出门，排几个小时的队，中秋节有两位排队的妇女在菜场门口当场昏倒；天热市民吃棒冰买不到，天冷了，棒冰过剩了；大量生产花布，连小学男教师也得买几尺花布；农民有了点钱，有人向他们推销他们并不怎么需要的百货，以“完成任务”。这篇杂文，一方面指出了当时经济贫困，生产不振，适合民众的生活用品的十分匮乏；另一方面又指出计划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一些官员，不从民众生活需要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制订生产、销售任务，又造成人民群众生活的极大不便。这是对当时只搞计划经济、消灭市场经济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官僚主义的一种讽刺。后来，巴老写出《随想录》绝非偶然。
　　《朝花》曾拟请巴老任名誉主编。我奉命去探望巴老。在幽静的武康路113号，铁门开处，树木掩映，花卉丛生，许多红玫瑰特别耀眼。一座淡灰色的西式小楼进入眼帘。踏着洁净的石径，走到小楼前，拾级而上，自己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巴老的客厅宽敞、朴素、大方、简洁。这是我和巴老第二次见面。这第二次见面，巴老时年还只有58岁，但鬓发已大部花白了，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用人端上茶后，夫人萧珊出来打了个招呼即退去。萧珊看起来比巴老年轻许多，且富有活力与风度。我先向巴老说起我们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第一次会面。巴老听了，先是一愣，后来说了一声：“噢……缘分，缘分。”我再问他身体如何，他说：很好，没什么大病。又问他精神状态如何，他说：也很好，你看不是也很好吗？谈及《朝花》拟请他担任名誉主编一事，他说：我已在作协、《收获》、《上海文学》等担任多项职务，一个人精力有限，担任职务过多恐怕都做不好，还是不再任别职为宜。我说，好像巴老自1956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给《朝花》写过稿。现在茅盾、夏衍、老舍、吴晗、叶圣陶等人在给《人民日报》副刊《长短录》等栏目写杂文稿，巴老能否为《朝花》辟一个专栏，写些杂文、随笔稿？巴老说：让我考虑一下。我问他对《朝花》的意见，他说：报纸新闻报道，包括专刊、副刊，最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作客观、真实的报道，对读者讲实情。
　　巴老说，1958年以来报纸上浮夸不实的报道太多了，少的讲成多的，小的讲成大的，坏的讲成好的，好的讲成坏的———这都是不讲真话。其结果是把经济建设搞乱，把社会风气搞坏。讲假话的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虚报政绩，邀功升官；一种是怕讲了真话挨整，被打棍子。报纸要批评前者，鼓励后者，丢掉“怕”字讲真话。丢掉“怕”字有难度，上面要鼓励，并做出吸取不同意见的榜样。言者、作者也应有勇气，有一种社会责任心。整风时，好多人的话是真话，掏真心，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标准不适用了，被划成右派，这是个大教训。现在毛主席提出学魏征、海瑞。魏征、海瑞的最大人格魅力就是敢讲真话、敢提不同政见，诤谏、死谏，讲真话不怕杀头。如果真能做到像唐太宗那样，上面广开言路，下面敢讲真话，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报纸，包括副刊版面，还要多反映民众关心的衣食住行问题。这不是小事情，是大事情，“民以食为天”嘛。
　　三
　　1962年5月9日，巴老在上海作协和第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其中指出：“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我当然不会看到棍子就缩头，但棍子挨得多了脑筋就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在我们社会里有这么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别人都套到他们的框框里头去。倘若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头去，倘若别人的花园里多了几种花，别人的窗前多几声鸟叫，倘若他们听见了新鲜的歌声，看到了看不惯的文章，他们就会怒火上身，举起棍棒，来个迎头痛击。他们人数很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正是巴老这篇充满了巨大政治勇气的讲话，使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招来了严重的磨难。巴老在发言中指的那些定框框、打棍子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有名家如余秋雨先生诠释，“主要是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
　　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后不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上强调“抓阶级斗争”。随之而来的是，从北京到上海，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大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贺绿汀的借鉴西方音乐美学论，当然还有巴老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一贯的文艺自由论，也在劫难逃。
　　从1965年夏到1966年夏，我在上海市郊的工厂里，同影星王丹凤、白穆等在一个工作队里搞“四清”。我们密切注视着京沪等地报上的这些批判。1966年夏，我接到报社领导的紧急命令，从“四清”工作队回报社参加“文化大革命”，从文艺部调到总编室，采写内部情况。一天，我又走进巨鹿路作家协会那熟悉的大厅。然而，今非昔比了：往昔坐在主席台上的巴老，却被安置在大厅东南部一个课桌式台子上写检讨。大字报铺天盖地，大部分是批巴老的。串联的人流如车水马龙，大部分是来参观批斗中的著名作家巴金的。我不禁一阵心酸。我多么想上前同巴老握一下手，再问他一声好，但我不能。周围有一些我熟悉的面孔在监视。
　　巴老长寿。巴老晚年遇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他获得了“人民作家”等至高无上的荣耀。我为他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