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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让子弹飞》中，有这样经典一幕——“新任”县长张麻子刚到鹅城时，地头蛇黄四郎从望远镜里远远地看他，说了四个字：霸气外露。果真，这个张麻子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与黄四郎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朋友们眼中，曾经的浙江女富豪吴英与张麻子性格很像，敢想敢做，为人豪爽仗义。然而，两个人的结局却截然相反。
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了二审宣判：驳回被告人吴英上诉，维持原判，死刑。这一纸判决立即在全国引发热议。不过，与这一热闹场面对比强烈的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吴英的老家浙江东阳看到，当年她一手勾勒出来的“本色蓝图”，如今物是人非，只有空空荡荡的店铺和紧锁的大门，凭吊着当年的一夜繁华。
忘不了女儿的眼神
在东阳歌山镇塘下村吴英的老家，母亲提起吴英只会抹眼泪，邻居们也都觉得吴英案已成定局。只有父亲吴永正最执着，他一直四处求救，坚信吴英还有生的希望。
2012年1月18日，金华，大雨。在一审宣判两年多后，吴永正终于等来了吴英的二审判决，只不过，这结果比当天的大雨还要冰冷——鉴于被告人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那次庭审是吴永正与女儿最近的一次见面，离春节只有4天。“她那天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是想告诉我，她是冤枉的。”
2009年12月18日，关押在看守所的吴英等来了第一份判决书。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她死刑。一审判决后，吴英曾在狱中写下“万言书”喊冤。说起“冤情”，吴永正有些激动了：“这案件确实涉及金融制度等问题，但关键在司法公正，从一审到二审，法院都是在事实不清、界限模糊、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吴英定罪的。吴英要是死了，那她不仅仅是金融制度的牺牲品，也是一桩冤案的牺牲品。”现在，吴永正更多的是自责，“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连女儿都保护不了。”
吴英出事后，吴永正没睡过一天好觉。为了案子他不停地奔波，光诉讼费、车旅费就已经举债数百万。因为眼睛不好，吴永正把每一份法律文书都打印得跟挂历一样大，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也都卷好藏在衣柜里。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同样的证据复印了好多份，分散藏在不同地方。吴永正说：“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精力，是因为吴英没做错，像她这样通过民间借贷创业的，浙江一抓一大把，况且又不是欠债不还，吴英现在的资产也足够偿还借款。我对孩子的管教很严，从来不护短。如果吴英错了，我半毛钱也不会为她花！”
吴永正有4个女儿，吴英是家中的长女。1981年，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吴英就被父亲带到甘肃玉门。上世纪70年代，东阳人走南闯北靠接工程谋生计，吴永正便是第一批走出去的人。
吴永正说，吴英从小“脑袋瓜就很好用”，上小学前，已经能认2000多个汉字了。吴永正对女儿常常是“像男孩子一样，该打就打，该骂就骂”。7岁时，吴英被送回东阳读书。“小学的时候，她成绩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但上初中后，成绩就开始下滑。上完初中，她干脆不想读了。”那时，吴永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就安排她到姑姑的店里去学美容。后来，吴英又回到学校，但终究兴趣不在那，还是回到了美容店。
昙花一现的辉煌
2000年，吴英与周红波相识。第二年，两人一起在东阳开了一家美容院，随后成婚。2003年8月，吴英卖掉旧店，新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在此过程中，她积累了不少人脉，也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5年3月，吴英买下了当地最好的KTV，成了老板。2006年，吴英又接连成立了两家投资担保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此时，25岁的吴英已拥有数百万身家，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相比后来的“本色神话”，这还算不上什么。
从2006年8月到10月间，吴英完成了15项公司及分公司的设立登记、备案，此后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注册成立浙江本色集团有限公司，下面包括连锁酒店、建材、家纺、电子商务、广告传媒等众多产业。在本色集团公开披露的信息里，2006年，吴英还成功收购了东阳最大的公园——博大世纪公园55%的股权和浙江博大新天地广场100%的股权。
吴英一夜暴富，“本色”横空出世，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头条：“2亿元现金买下东阳世纪贸易城三层700多间铺面；一次性购入高档汽车20多辆；部门经理年薪50万到100万元……”媒体眼中的“亿万富姐”吴英很快成为东阳最能“吸金”的人，义乌、东阳等地民间资金争先恐后流入本色集团，甚至远在温州的银行也抢着为其贷款。
只不过，“本色神话”仅仅维持了几个月，2007年2月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日，本色集团被查封。
事发前，吴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如此多的“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3个渠道。但此后，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那里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
但很多人不这么看。周涛（化名）在2005年吴英经营KTV时就跟着她干，负责KTV的娱乐项目。至今，周涛也不会将“诈骗”两个字和吴英扯上关系。“吴英所有筹来的资金都投到了实业中，这么多项目，她都是实实在在操作的。如果是诈骗或者想要卷款跑路，她也不会傻到在东阳本地留下这么多产业。”
在周涛眼里，吴英就是那个“白酒一杯一杯干”的豪爽“兄弟”，性格大大咧咧，平时买东西从来不讨价还价…… “男人都当她兄弟，女人都当她姐妹。”
周涛认为，吴英之所以能借到7.7亿元，一是“她做事干脆，只要承诺了，就一定能做到”；二是她仗义，“对于帮助过她的人，吴英都很感恩”。而与吴英有过生意往来的陈前（化名）认为，他们看重的是吴英的商业才能。
早在2005年，吴英就看到房地产的前景，以至于她在狱中，资产还在不断增值。陈前告诉记者，“有人觉得吴英涉足的产业太多、太广，是拿筹集来的资金乱投资，其实从商业角度来看，吴英的理念非常超前。她的家纺、建材、洗衣等几个产业，都是酒店业的上下游或延伸产业。在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产业仍然是一些投资公司颇为看中的投资领域。”
不过，这些赞美吴英已经很难听到了。
死刑与无罪的较量
从被关押到二审判决，吴英案前后跨越了4年多，但关于她的生死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
吴英的行为，究竟是集资诈骗还是民间借贷纠纷？如何定性，是吴英生死的关键。于是，在法官和律师之间，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进行着对决，死刑与无罪展开了较量，最终，律师败下阵来。
法院方面，死有死的依据；律师方面，活有活的道理。从刑法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定来看，集资诈骗罪必须满足三个要件：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使用诈骗方法；三、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这三点，一直是法院和律师双方争议的焦点。
焦点一，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法院认定吴英集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法院审理认定，吴英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仍大肆高息非法集资。吴英本来就没有经济基础，本色集团成立前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集资，给债权人的回报条件每万元每天30元至50元，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
另外，吴英并未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部分集资款用于支付前期集资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她还用集资款购买1亿多元珠宝，随意赠送他人或摆在办公室炫富。
辩护律师并不认为吴英的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吴英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司经营管理、购置房产汽车等，都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事业。有一部分用于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购买珠宝。吴英购买大量珠宝并不是为了炫富，也不是随意赠送他人，而是用于生意上的往来，剩下的珠宝则是准备开珠宝店，这本身也是一种经营行为。
焦点二，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
法院认定吴英的行为构成诈骗。吴英案二审法院审判长沈晓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吴英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集资。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息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谎称做石油生意、炒期货等各种理由。实际上，许多商铺纯属子虚乌有。吴英短时间内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她还提供大量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房产证，从而让众多受害人对她的财富深信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张雁峰则认为，吴英借款的时候使用的宣传手册是本色集团的远景规划，是专门用于一项房地产项目的谈判，而不是专门用来借款的。因此，不能认定吴英的借款行为带有欺诈。
关于吴英隐瞒了借款的真实用途，律师称，吴英确实存在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债务的行为，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经营债务就是一种经营行为，所以，隐瞒借款真实用途并非欺诈。
焦点三，是否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才构成集资诈骗罪。法院认定，吴英案直接受害人虽只有11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属于不特定公众。因此，吴英构成诈骗罪。同时，判决认定的这11人并非吴英的亲友，而是她在集资过程中经支付高额中间费认识的，所以，这11人不具有“特定性”，而是属于社会公众。
律师则认为吴英是向特定少数人借钱，不是向“社会公众”集资。张雁峰强调，法院认定吴英的直接债权人为11人，即便这11人具有向公众集资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这个关系不能转嫁到吴英身上。因果关系不能无限延伸，法律应当考虑当事人的直接行为，而不是间接行为。这11个债权人都是吴英的亲朋好友，属于特定少数人，况且这11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吴英骗了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此起诉吴英。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吴英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
争议一时相持不下。不过，在2月6日北京举行的吴英案研讨会上，与会大部分学者、律师认为，吴英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不应判处死刑。两位刑法专家认为吴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他们看来，罪与非罪，此罪彼罪，包括案件事实认定虽存在争议，但吴英罪不至死。目前看，吴英的生死，只能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裁决。
为什么关注吴英案
值得关注的是，在法律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媒体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下，吴英案由一个普通的经济案件，迅速蹿升为2012年第一起公共事件。吴英案的轰动，在于它同时触动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金融、司法、民意这三根敏感神经。也许正是因为关乎财富、关乎生命、关乎民意，才会引发社会各阶层如此密集的讨论。
多年来，我国一直试图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却至今困难重重。清华大学法学家、社会学家李楯教授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国的投资结构属于典型的‘大国家小市场’，内销渠道很少。”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1年全年，我国CPI（消费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5.4％；而最新调整的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3.5%，百姓实际存款利率为-1.9%。“存款负利率，让不少人想将钱从银行拿出来投资增值，但他们有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点；而一些有好项目的人，因为银行紧缩银根，又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民间借贷也就由此产生。”
民间金融和国家法定金融这两个市场长期并存，却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牵涉着千万人的利益。民间借贷至今没有获得合法“身份”，缺少监管，风险也大，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2011年，江苏泗洪的非法集资、内蒙古鄂尔多斯苏叶女非法集资，集资数额均过亿。社会上，一会儿人人放贷赚钱，一会儿倾家荡产谈贷色变。这让如何对待民间借贷，已经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绕不过去的问题。对下牵动放贷者利益，对上牵动金融体制的神经，吴英案自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对案件的判决，也必将成为众多民间借贷案审理的风向标。
同时，死与不死，体现着司法制度对正义与生命的尊重。吴英的死刑判决，在慎用死刑的大背景下产生，自然无可避免地引起各方关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的复核权上收，从程序上限制了死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又取消了多个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可以说，各界对非暴力犯罪慎用、少用死刑已形成共识。这体现了我国司法改革以人为本的取向，也切合了公众对生命权日益尊重的需求。“因此，每一个经传媒报道的死刑案，都不断在敲击着人们的心灵。比如2011年的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就因涉及死刑而引起舆论的高度参与，此次的吴英案也不例外。”李楯说。
在李楯看来，吴英案的争议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对我国司法现状缺乏信任。李楯提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要想真正取得司法进步，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要在立法决议过程中更多地引入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讨论。这也是司法制度进步的一个前提。
吴英案引起社会关注，还在于它涉及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民意表达。近年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公众大量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在吴英案之前，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审判，都掺杂着媒体与公众的声音，“媒体审判”、“公众审判”等名词也应运而生。
2009年12月，吴英案一审被判死刑时，媒体就将案中暴露出来的争议披露得淋漓尽致。今年，吴英案二审维持原判，比一审更加令媒体狂热。短短半个月间，网络上关于吴英案件的讨论密集呈现。一个名叫“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日高密度更新相关评论；诸多网站开设“吴英该不该死”的民意调查。2月7日，《法制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等媒体的加入更把社会对吴英的关注推向高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媒体与公众对司法的介入是柄双刃剑，它可以让司法更加透明，敦促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更加谨慎、小心，在某些非常敏感的案例中，它甚至可以使决策层感受到整个社会的呼声；但万一监督不当，它又会给司法机关造成巨大的压力，干扰、妨碍司法的独立与公正。
在李楯看来，随着人们利益日渐分化，民意表达的作用日益突出。“当前的中国社会缺乏共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上下都拥护改革。现在一旦遇到事情，大家首先会从自己的利益、情绪出发，用一种情绪化的方式来对待。也正因如此，我们的讨论大多没有规则可循，而是你说东、我说西。这种情绪一旦过度，怎么做都可能是不对的。真正的讨论应该是针锋相对的，我主张这个，理由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你是从价值取向上就反对，还是认为我提供的证据是假的？需要讨论的双方将问题一个一个拆开了谈。”这样的民意表达或许是我们当前最需要的。
编辑：刘雅婷 美编：苑立荣 编审：丁子
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了二审宣判：驳回被告人吴英上诉，维持原判，死刑。这一纸判决立即在全国引发热议。不过，与这一热闹场面对比强烈的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吴英的老家浙江东阳看到，当年她一手勾勒出来的“本色蓝图”，如今物是人非，只有空空荡荡的店铺和紧锁的大门，凭吊着当年的一夜繁华。
忘不了女儿的眼神
在东阳歌山镇塘下村吴英的老家，母亲提起吴英只会抹眼泪，邻居们也都觉得吴英案已成定局。只有父亲吴永正最执着，他一直四处求救，坚信吴英还有生的希望。
2012年1月18日，金华，大雨。在一审宣判两年多后，吴永正终于等来了吴英的二审判决，只不过，这结果比当天的大雨还要冰冷——鉴于被告人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那次庭审是吴永正与女儿最近的一次见面，离春节只有4天。“她那天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是想告诉我，她是冤枉的。”
2009年12月18日，关押在看守所的吴英等来了第一份判决书。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她死刑。一审判决后，吴英曾在狱中写下“万言书”喊冤。说起“冤情”，吴永正有些激动了：“这案件确实涉及金融制度等问题，但关键在司法公正，从一审到二审，法院都是在事实不清、界限模糊、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吴英定罪的。吴英要是死了，那她不仅仅是金融制度的牺牲品，也是一桩冤案的牺牲品。”现在，吴永正更多的是自责，“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连女儿都保护不了。”
吴英出事后，吴永正没睡过一天好觉。为了案子他不停地奔波，光诉讼费、车旅费就已经举债数百万。因为眼睛不好，吴永正把每一份法律文书都打印得跟挂历一样大，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也都卷好藏在衣柜里。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同样的证据复印了好多份，分散藏在不同地方。吴永正说：“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精力，是因为吴英没做错，像她这样通过民间借贷创业的，浙江一抓一大把，况且又不是欠债不还，吴英现在的资产也足够偿还借款。我对孩子的管教很严，从来不护短。如果吴英错了，我半毛钱也不会为她花！”
吴永正有4个女儿，吴英是家中的长女。1981年，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吴英就被父亲带到甘肃玉门。上世纪70年代，东阳人走南闯北靠接工程谋生计，吴永正便是第一批走出去的人。
吴永正说，吴英从小“脑袋瓜就很好用”，上小学前，已经能认2000多个汉字了。吴永正对女儿常常是“像男孩子一样，该打就打，该骂就骂”。7岁时，吴英被送回东阳读书。“小学的时候，她成绩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但上初中后，成绩就开始下滑。上完初中，她干脆不想读了。”那时，吴永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就安排她到姑姑的店里去学美容。后来，吴英又回到学校，但终究兴趣不在那，还是回到了美容店。
昙花一现的辉煌
2000年，吴英与周红波相识。第二年，两人一起在东阳开了一家美容院，随后成婚。2003年8月，吴英卖掉旧店，新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在此过程中，她积累了不少人脉，也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5年3月，吴英买下了当地最好的KTV，成了老板。2006年，吴英又接连成立了两家投资担保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此时，25岁的吴英已拥有数百万身家，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相比后来的“本色神话”，这还算不上什么。
从2006年8月到10月间，吴英完成了15项公司及分公司的设立登记、备案，此后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注册成立浙江本色集团有限公司，下面包括连锁酒店、建材、家纺、电子商务、广告传媒等众多产业。在本色集团公开披露的信息里，2006年，吴英还成功收购了东阳最大的公园——博大世纪公园55%的股权和浙江博大新天地广场100%的股权。
吴英一夜暴富，“本色”横空出世，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头条：“2亿元现金买下东阳世纪贸易城三层700多间铺面；一次性购入高档汽车20多辆；部门经理年薪50万到100万元……”媒体眼中的“亿万富姐”吴英很快成为东阳最能“吸金”的人，义乌、东阳等地民间资金争先恐后流入本色集团，甚至远在温州的银行也抢着为其贷款。
只不过，“本色神话”仅仅维持了几个月，2007年2月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日，本色集团被查封。
事发前，吴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如此多的“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3个渠道。但此后，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那里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
但很多人不这么看。周涛（化名）在2005年吴英经营KTV时就跟着她干，负责KTV的娱乐项目。至今，周涛也不会将“诈骗”两个字和吴英扯上关系。“吴英所有筹来的资金都投到了实业中，这么多项目，她都是实实在在操作的。如果是诈骗或者想要卷款跑路，她也不会傻到在东阳本地留下这么多产业。”
在周涛眼里，吴英就是那个“白酒一杯一杯干”的豪爽“兄弟”，性格大大咧咧，平时买东西从来不讨价还价…… “男人都当她兄弟，女人都当她姐妹。”
周涛认为，吴英之所以能借到7.7亿元，一是“她做事干脆，只要承诺了，就一定能做到”；二是她仗义，“对于帮助过她的人，吴英都很感恩”。而与吴英有过生意往来的陈前（化名）认为，他们看重的是吴英的商业才能。
早在2005年，吴英就看到房地产的前景，以至于她在狱中，资产还在不断增值。陈前告诉记者，“有人觉得吴英涉足的产业太多、太广，是拿筹集来的资金乱投资，其实从商业角度来看，吴英的理念非常超前。她的家纺、建材、洗衣等几个产业，都是酒店业的上下游或延伸产业。在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产业仍然是一些投资公司颇为看中的投资领域。”
不过，这些赞美吴英已经很难听到了。
死刑与无罪的较量
从被关押到二审判决，吴英案前后跨越了4年多，但关于她的生死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
吴英的行为，究竟是集资诈骗还是民间借贷纠纷？如何定性，是吴英生死的关键。于是，在法官和律师之间，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进行着对决，死刑与无罪展开了较量，最终，律师败下阵来。
法院方面，死有死的依据；律师方面，活有活的道理。从刑法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定来看，集资诈骗罪必须满足三个要件：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使用诈骗方法；三、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这三点，一直是法院和律师双方争议的焦点。
焦点一，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法院认定吴英集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法院审理认定，吴英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仍大肆高息非法集资。吴英本来就没有经济基础，本色集团成立前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集资，给债权人的回报条件每万元每天30元至50元，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
另外，吴英并未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部分集资款用于支付前期集资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她还用集资款购买1亿多元珠宝，随意赠送他人或摆在办公室炫富。
辩护律师并不认为吴英的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吴英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司经营管理、购置房产汽车等，都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事业。有一部分用于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购买珠宝。吴英购买大量珠宝并不是为了炫富，也不是随意赠送他人，而是用于生意上的往来，剩下的珠宝则是准备开珠宝店，这本身也是一种经营行为。
焦点二，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
法院认定吴英的行为构成诈骗。吴英案二审法院审判长沈晓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吴英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集资。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息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谎称做石油生意、炒期货等各种理由。实际上，许多商铺纯属子虚乌有。吴英短时间内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她还提供大量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房产证，从而让众多受害人对她的财富深信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张雁峰则认为，吴英借款的时候使用的宣传手册是本色集团的远景规划，是专门用于一项房地产项目的谈判，而不是专门用来借款的。因此，不能认定吴英的借款行为带有欺诈。
关于吴英隐瞒了借款的真实用途，律师称，吴英确实存在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债务的行为，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经营债务就是一种经营行为，所以，隐瞒借款真实用途并非欺诈。
焦点三，是否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才构成集资诈骗罪。法院认定，吴英案直接受害人虽只有11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属于不特定公众。因此，吴英构成诈骗罪。同时，判决认定的这11人并非吴英的亲友，而是她在集资过程中经支付高额中间费认识的，所以，这11人不具有“特定性”，而是属于社会公众。
律师则认为吴英是向特定少数人借钱，不是向“社会公众”集资。张雁峰强调，法院认定吴英的直接债权人为11人，即便这11人具有向公众集资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这个关系不能转嫁到吴英身上。因果关系不能无限延伸，法律应当考虑当事人的直接行为，而不是间接行为。这11个债权人都是吴英的亲朋好友，属于特定少数人，况且这11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吴英骗了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此起诉吴英。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吴英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
争议一时相持不下。不过，在2月6日北京举行的吴英案研讨会上，与会大部分学者、律师认为，吴英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不应判处死刑。两位刑法专家认为吴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他们看来，罪与非罪，此罪彼罪，包括案件事实认定虽存在争议，但吴英罪不至死。目前看，吴英的生死，只能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裁决。
为什么关注吴英案
值得关注的是，在法律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媒体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下，吴英案由一个普通的经济案件，迅速蹿升为2012年第一起公共事件。吴英案的轰动，在于它同时触动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金融、司法、民意这三根敏感神经。也许正是因为关乎财富、关乎生命、关乎民意，才会引发社会各阶层如此密集的讨论。
多年来，我国一直试图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却至今困难重重。清华大学法学家、社会学家李楯教授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国的投资结构属于典型的‘大国家小市场’，内销渠道很少。”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1年全年，我国CPI（消费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5.4％；而最新调整的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3.5%，百姓实际存款利率为-1.9%。“存款负利率，让不少人想将钱从银行拿出来投资增值，但他们有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点；而一些有好项目的人，因为银行紧缩银根，又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民间借贷也就由此产生。”
民间金融和国家法定金融这两个市场长期并存，却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牵涉着千万人的利益。民间借贷至今没有获得合法“身份”，缺少监管，风险也大，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2011年，江苏泗洪的非法集资、内蒙古鄂尔多斯苏叶女非法集资，集资数额均过亿。社会上，一会儿人人放贷赚钱，一会儿倾家荡产谈贷色变。这让如何对待民间借贷，已经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绕不过去的问题。对下牵动放贷者利益，对上牵动金融体制的神经，吴英案自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对案件的判决，也必将成为众多民间借贷案审理的风向标。
同时，死与不死，体现着司法制度对正义与生命的尊重。吴英的死刑判决，在慎用死刑的大背景下产生，自然无可避免地引起各方关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的复核权上收，从程序上限制了死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又取消了多个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可以说，各界对非暴力犯罪慎用、少用死刑已形成共识。这体现了我国司法改革以人为本的取向，也切合了公众对生命权日益尊重的需求。“因此，每一个经传媒报道的死刑案，都不断在敲击着人们的心灵。比如2011年的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就因涉及死刑而引起舆论的高度参与，此次的吴英案也不例外。”李楯说。
在李楯看来，吴英案的争议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对我国司法现状缺乏信任。李楯提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要想真正取得司法进步，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要在立法决议过程中更多地引入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讨论。这也是司法制度进步的一个前提。
吴英案引起社会关注，还在于它涉及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民意表达。近年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公众大量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在吴英案之前，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审判，都掺杂着媒体与公众的声音，“媒体审判”、“公众审判”等名词也应运而生。
2009年12月，吴英案一审被判死刑时，媒体就将案中暴露出来的争议披露得淋漓尽致。今年，吴英案二审维持原判，比一审更加令媒体狂热。短短半个月间，网络上关于吴英案件的讨论密集呈现。一个名叫“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日高密度更新相关评论；诸多网站开设“吴英该不该死”的民意调查。2月7日，《法制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等媒体的加入更把社会对吴英的关注推向高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媒体与公众对司法的介入是柄双刃剑，它可以让司法更加透明，敦促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更加谨慎、小心，在某些非常敏感的案例中，它甚至可以使决策层感受到整个社会的呼声；但万一监督不当，它又会给司法机关造成巨大的压力，干扰、妨碍司法的独立与公正。
在李楯看来，随着人们利益日渐分化，民意表达的作用日益突出。“当前的中国社会缺乏共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上下都拥护改革。现在一旦遇到事情，大家首先会从自己的利益、情绪出发，用一种情绪化的方式来对待。也正因如此，我们的讨论大多没有规则可循，而是你说东、我说西。这种情绪一旦过度，怎么做都可能是不对的。真正的讨论应该是针锋相对的，我主张这个，理由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你是从价值取向上就反对，还是认为我提供的证据是假的？需要讨论的双方将问题一个一个拆开了谈。”这样的民意表达或许是我们当前最需要的。
编辑：刘雅婷 美编：苑立荣 编审：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