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逼退位后，在紫禁城的小朝廷中过着关门皇帝的生活，但在出国留洋梦想的牵引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以“赏赐”在宫中伴读的弟弟溥杰为名，盗运宋、元版珍贵善本书。对于这一点，溥仪后来回忆道：“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
　　其实，溥仪在和溥杰有计划地盗运国宝之前，就已打起宫中宝物的主意。虽然溥仪下台了，但每年小朝廷的总开支都不少于360万两。钱不够用，民国政府又时常拖欠，溥仪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借，他命人向商号、银行借钱，可他根本还不起，于是拿宫中的宝物做抵押。
　　后来，溥仪认为这是个赔本买卖，于是开始拍卖宫中的金银、珠宝、古玩，还于1922年1月刊登了一份公开出售珍宝古玩的招商广告。招商广告一经发出，就立即获得了京师银行、富商大贾，甚至是外国驻华使馆洋人的注目。虽然无法确定这次拍卖溥仪一共卖出了多少国宝，但从他们的发货通知单来看，各商家都满载而归。
　　1924年，冯玉祥组织的临时执政府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应该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下午三点，溥仪与皇后、淑妃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民国政府准备的汽车驶出紫禁城，到达其生父醇亲王家。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溥仪径直向王府走去。
　　溥仪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部转移到天津日租界的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其间，溥仪为了达到复辟的政治目的，拉拢、收买各类军阀，使大量的古玩珍宝散佚。为了满足他那浩繁无边的开支，溥仪又把手中的国宝变卖。
　　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病急乱投医”，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此时溥仪对他的复辟梦沉迷痴狂得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他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本事之后，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声称他会拿这些东西出去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溥仪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
　　溥儀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书法名画，无案可稽。溥仪住进天津张园后，开支很大，急需款项，经人介绍，曾把从故宫里带出来的东西卖到天津的锅店街万昌古玩店。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关东军司令官等人通知溥仪即日带领家属离开长春迁往通化。此时的溥仪异常惶恐，但他最担心的还是傀儡政府“皇宫”中所藏的那批国宝。他苦苦哀求对方，总算得到了“缓限三天”的“恩准”。关东军司令官刚走，溥仪就把随侍和内廷学生找来，让他们赶紧收拾东西。接着，溥仪又亲自向他们具体布置了收拾哪些东西和怎样分类装箱等事。溥仪甚至还从衣兜里掏出一支枪比画了一下，说：“情况紧急！你們每人带上一支，以防万一。”
　　溥仪亲自带着几个人打开库房，先把一幅幅手卷、字画等打开，由他亲自挑选精品，足足挑了大半天，挑出了一批晋、唐、宋、元的书法名画。为了能多带一些，他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将字画塞入长条木箱中。
　　溥仪出逃，长春的“皇宫”徒有空壳，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已是风雨飘摇。守卫“皇宫”的禁卫军和宫内人员此时感到时机已到，便进行了一番洗劫，尽情抢掠溥仪没来得及带走的宫中宝物，什么好拿什么，什么贵拿什么。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逮捕。溥仪一行在离开沈阳时，他的随从人员除一般物品外，还带了两只大皮箱。被俘虏后，当时押送溥仪的苏军官员认为箱子内可能装着皇帝的“龙衣龙袍”，当他们检查行李看见里面价值连城的珠宝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去赤塔的途中，溥仪把其中的一些珠宝作为礼品送给押送他的官兵，其中有手表、烟壶及其他首饰。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后，两箱珠宝被没收。
　　苏联国家安全总部官员认为，不经法院审理和正式调查就没收这批珠宝是“不合法的”，故而决定“以智取宝”，于是派人说服溥仪将这些财宝献给苏联政府，溥仪还留下笔墨：“我恳求苏联政府接受我的珠宝以利战后发展国民经济。”
　　溥仪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拘留所管理人员，对他们毕恭毕敬，对他们的各种索取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诈面前更是战战兢兢，把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然而，这些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溥仪在苏联的生活依旧是一团糟。试想连国宝都能随意出卖的前皇帝，谁能看得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