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戏团之恋当代嬉皮士的钢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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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和文森特夫妇的家庭马戏团“捕梦渔民”在阿维尼翁音乐节上表演了一个月。 两个人是在“小丑式政权”下结婚的——他们发明了这个有点古怪的词,以诠释他们对自己所表演人物的信念感。

  乘坐流动的大篷车到整个欧洲甚至世界各地进行表演,与不同文化背景、操各种口音的人同吃、同住、同睡,在狭小的空间里过日子,选择这样的生活算不算是一种勇敢?
  在欧洲,仍有一些家庭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着。摄影师斯蒂芬妮·根戈蒂在一次拍摄过程中结识了一个欧洲的家庭马戏团“比顿”,她发现眼前的景象是如此詩意浪漫,仿佛在时间之外。此后的四年时间里,根戈蒂断断续续与许多这样的家庭马戏团打交道,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用梦幻般的影像和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了她的所见。
  欧洲的现代马戏团起源于1770年左右的伦敦。当时菲利普·阿斯特利在滑铁卢车站附近开了他的“小竞技场”。20世纪初受战争影响,马戏团发展遇到困难,但时至今日欧洲仍有1000多个马戏团,包括固定的和流动的。有一些永久性的马戏团剧场建筑在巴黎、慕尼黑、马德里等地运营。如今,欧洲马戏团很多都由“马戏团家族”的后代所拥有或管理,他们身上具有着先辈传下来的技能和才华。
13岁的齐亚在窗前等她的父母回来。她是佛罗伦萨和文森特的女儿,马戏团里还有她10岁的弟弟。马戏团主要在春天和夏天旅行,孩子们可以加入当地的学校,也有人每次旅行都换学校,但他们会尽量在一所主要的学校学习。
“在社交网络上远远地观察他人的虚拟生活,让我们的自由变得越来越少。但在马戏团里,我有一种停滞和放慢的感觉。我们可以停下来疯狂的脚步去追求更人性化的维度,根据内心的空间或自然的节律重新开始步调。”拍摄《马戏团之恋》的摄影师根戈蒂说。

  马戏团成员的亲密关系让人深刻,大篷车里的生活让他们习惯于分享很小的空间,习惯到处流动。在马戏团出生和长大的孩子也早早成熟,从小学会了化妆、表演,接触各色人等。夜幕降临,当父母住在大篷车里休息,孩子们就在野外帐篷里睡觉。成立于2002年的非营利组织“欧洲马戏团协会”还专门对马戏团儿童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规定:孩子们必须与家人住在一起,并进行远程学习。
  马戏团会接受几乎所有差异化的人和事:“吉福德马戏团”中有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匈牙利男孩,他与他的兄弟们一起表演;“黑发兄弟”马戏团的创始人丽莎和玛丽亚都是单身母亲,她们十几年前在一个20世纪70年代由嬉皮士所建设的社区内建成了自己的马戏团,“不想被当代经济和官僚作风所压垮,因此我们决心始终保持自给自足”。
  浪漫的表象之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马戏团成员需要不断学习、设计节目,在付出血汗,花费长时间努力工作后才能拿出新的表演,还要经过艰苦测试让节目成型,但华丽表演结束之后,或许只能换来很少的回报。“口袋里只有几块钱,储藏室里只有一点食物,中转站就是超市的停车场”——根戈蒂这样写道。
  根戈蒂本人出生于一个混合文化的家庭,她有日本、希腊和美国血统,父母都是空乘人员,从小就跟随父母旅行。某种程度上讲,作为拍摄者的她也是“吉普赛家族”中的一员。借助她的眼睛,人们会发现,这些马戏团成员并不将这种生活视作动荡,他们身体强健,灵魂里具有冒险性和浪漫主义。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生活确实困难,但是支撑这一生活的是他们“自由念头背后的自主驱动力”。
  “我们都是走钢索的人,在一根细细的钢索上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几乎是不可察觉的。只有在所谓的爱的混乱中,任何特技都是可能的。”引用意大利作家《卓别林的最后一支舞》中的句子,根戈蒂为她的《马戏团之恋》做了注解。在她看来,仿佛在时间之外的马戏团,是一个关于全球化、无边界和多种族世界的象征,如同一个车轮那样不懈旋转,吱吱作响,永不停歇。
“吉福德马戏固”的乐手萨姆·贝科站在大篷车外。彩绘大篷车的容纳力超乎想象,它们是表演者的家、交通工具和舞台。
2018年8月,意大利的艾米莉亚·罗马涅,比顿马戏团的玛农在田野上训练她的马——卢斯。
佛罗伦萨和文森特扮演一对相爱的小丑,夸张地表现着自己的生活和婚姻。婚姻中的女人十分强势,而丈夫会为取悦心爱的妻子做任何事。
“比须马戏团”创始人弗朗索瓦·罗林和15位艺术家成员的群像。1968年,罗林放弃铁匠工作过上追寻爱情和自由的流浪生活。他卖了自行车,买了马,还自己造了一辆拖车——这就是“比顿马戏团”的雏形。如今,这位蓄着长长的白胡子、总是戴着帽子的老人和他的团队通过戏剧、现场音乐和小丑表演吸引着人们的好奇与热情,总有人去追随他的大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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