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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公立医院改革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等种种不足。但暴露问题，并非目的。破局“看病难”，让群众健康无忧，当是追求的极致。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孰能无病。有了病，就得去医院瞧。可想而知，医院对咱老百姓的重要性。
2009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新医改方案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2009年9月17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正在实施的新医改作出了新的解读：“中国医改就是对准‘看病难、看病贵’下药，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缓解和减少由于疾病造成的个人家庭破产，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方便群众就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预防重大疾病。”
公立医院改革，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新医改实施一年有余，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是否得到缓解？带着这样的疑问，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著名医院及社区医院。
镜头一：用时两天，挂张专家号
“到北京看病，真难啊，我用了近两天的时间，才给妻子挂了张专家号。现在想想挂号的过程，我还觉得有点后怕。”10月28日，提起给妻子挂专家号的经历，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的李先生仍然感慨万分。
40出头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八九月间，妻子开始感觉两只眼睛不舒服，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在当地看了两个多月，钱花了不少，却鲜见成效。几经打听，得知北京某医院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医院。为了给妻子治眼病，李先生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带着庄稼地里一年收成换来的钱，毅然决然来了北京。
10月26日，一下火车，求医心切的李先生便带着妻子直奔这家医院。没成想，到北京求医，首先要过的第一个难关，便是挂号关。
26日下午6点，安顿好眼睛不好的妻子，他就赶到医院排队挂相关专家第二天的出诊号。谁成想，专家的出诊号不能直接挂，要头一天排队拿序号，第二天才能挂号。
无奈，李先生只好先去排队领序号。“我是从26日下午6点开始排队的，直到27日下午1点，才领到序号。今天，就是28日的早上6点，再去排队挂专家号，到7点多才挂上。”
“哦，光排序号就用了近20个小时，您站了近一宿啊。”记者很是感慨。
“哪里，我找了些报纸、纸壳之类，和一同排队的人互相轮换着休息。这个序号来之不易啊。”
“排序号是在医院的大厅里吗？”
“没有，如果在大厅里还好，是在马路对面露天的地方。现在的天儿，晚上的温度怎么着也就2～3℃，还刮着风，真冷啊。不过，专家号总算是挂上了，没白受冻。”说到这儿，李先生欣慰地笑了。
采访完李先生，记者步出医院大厅。立刻，就有一名40多岁的男子迎了上来：“你看什么，挂哪个专家的号？”
“普通号多少钱？”
“普通号15元，但你得给我另加300元。”中年男子告诉记者。
“哦，加这么多，那我就不麻烦您了，我自己去排队挂号。”
“相信我，你自己挂不上号的，这是我电话，你要看病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挂号。”中年男人喋喋不休。
“我想看一下眼底，你帮我挂张专家号，要加多少钱？”记者又问。
“专家号220元一张，你另外还要给我500元。”
接过中年男人递来的名片，记者走出没几步，就看见院门口石阶上坐着一女三男4个人。见记者走来，4人纷纷起身拥了过来，问是否需要挂号。记者说是，一个小伙子赶忙给记者留下了他的电话。
……
画外音：
长期以来，我国的卫生资源呈“倒三角”状态，城市资源过度集中，农村地区相对短缺。据统计，我国卫生资源的80%集中在城市，20%在农村。在城市中，80%的卫生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相比之下，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十分薄弱。
2009年9月28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新医改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的医疗资源配置还是很不合理，就是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过多地集中在大型医疗机构。我讲的是优质医疗资源。其次是在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以及公共卫生的相关人员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旦生了病，往往想到的是，去大城市，到大医院，找专家去看病。如此一来，大医院、专家，尤其是有名望的专家的号难挂，甚至是“一号难求”。
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大医院专家号难挂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做起，设法协调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在全国分布不均的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医疗卫生人才在城市和农村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让人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和省市已经关注这一问题，并把它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有媒体报道，北京地区在整合分属不同部门和体制的医药卫生资源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2010年10月27日，由北京时间市市长郭金龙亲自挂帅的首都医药卫生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据悉，此举旨在优化医药卫生资源配置，加强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协调推进北京地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老百姓能轻松挂到想挂的专家号；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挂号难将彻底成为历史；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不出本地区，不出本省，便能轻松治愈疑难疾病。
镜头二：一根刺，127.82元
如果说，一根刺儿，价值127.82元，您肯定不信。
但到医院拔了一根刺儿，就花了127.82元，这是记者的亲身体验。
这两天，记者总觉得手不得劲儿，每每用手指划动鼠标，便觉得右手食指尖儿刺痛，仔细一看，原来是指尖儿上扎了根刺儿，一接触鼠标，便钻心的痛。
刚好要到医院采访，先挂个号，请医生帮忙，拿掉这根恼人的刺儿吧。
记者来到朝阳区某社区医院，用了3元钱，挂了一张外科的号。到了外科，排队，等医生诊断。
还好，人不算多，很快，医生安排护士帮我处理，并吩咐：“处理完，再来我这儿办相关手续。”
消毒，用注射针头挑破指尖儿皮肤，护士的动作干净娴熟，很快就去除了这恼人的刺儿。
呵呵，去除了心头大患，去医生那儿开处方交费吧。安全起见，顺便让医生再帮我开一盒创可贴，把患处包扎一下。
回到医生那儿，只见医生迅速地在电脑上开起了处方。咦，不就是一张“小手术”收费单吗，怎么开了一长串呢？定睛一瞧，敢情事情并非如我所想。原来，医生又新开了许多治疗方案：注射一针破伤风注射液、服用消炎的药物、外用消炎的药膏，外加我自己要求开的创可贴……
“大夫，还要打破伤风注射液，有这个必要吗？”
“有，指尖儿扎破了，会有脏东西进去，必须打。”医生不容置疑，语气坚决。
“哦，那打了破伤风注射液，消炎药和外用的消炎药就没必要开了吧？”记者用商量的口吻说。
“破伤风注射液和消炎药的功效不一样，必须开。”医生同样语气坚决。
记者满腹狐疑，这药是拿，还是不拿。最终，记者交了费，取了药，打了针。
就这样，手上扎了一根刺儿，连挂历号加诊治，共花费127.82元。
收费明细如下：
画外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同样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医疗需求与现有医疗服务水平不相适应，造成了目前“看病贵”的现状。而在“看病贵”的诸多原因中，人为的因素占了极大的比重，因而，控制好管理因素是解决“看病贵”问题的重要环节。
医疗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活动，在医疗消费中，医务人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近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医疗机构日益走向“市场”，盲目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另外，不能否认，有些医疗机构放松了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导致部分医务人员过分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甚至为了拿“回扣”、提成，不惜牺牲患者利益，给病人不合理用药、开大处方、过度检查，甚至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等。凡此种种，导致病人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长。
另外，还有部分医疗机构为获取更多的利益，把医院科室、门诊外包或租赁给私人经营。投资者为收回投资并盈利，利用正规医院的金字招牌和合法身份，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不仅损害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更加重了“看病贵”的情况。
据《工人日报》文章，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今年4～5月开展了“2009年广州医疗行业服务状况公众评价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7%的受访者认为医院收费高，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在身体不舒服时选择“自诊”，市民迫切希望降低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
可见，“看病贵”已经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迫在眉睫。
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必须把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减轻群众医疗负担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尤为关键的是要做好人的管理，从医疗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抓起，根除医疗从业人员的不合理用药、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延长病人住院时间等行为，做到对症下药、逐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镜头三：“俺娃手术排到3年后”
11月4日，记者在北京市某医院见到了小乐乐（注：尊重采访对象的意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一家。
医院外墙突出的部分，正好和外墙形成一处避风的拐角。拐角下，地面铺着5张拆开的纸箱壳，上面放着一床棉被和一个旅行袋，这便是来北京求医的小乐乐一家暂时的栖身之处。
“哎，俺们是满心期望而来，看样子是要带着失望回家了。”说这话时，落寞和无奈写满了小乐乐父亲赵先生的脸庞。而依偎在母亲身边的小乐乐，却全然不解父母的心情，手中拿着瓶娃哈哈饮料，用吸管不停地吹着泡泡。每吹起一个泡泡，便响起小乐乐欢快的笑声。
赵先生是河南省许昌市某县人，夫妻俩以务农为生。赵先生勤劳本份，妻子贤惠能干。如果没有再要这个小儿子，他俩的日子会像村上的庄户人家一样，平凡而恬静，充实而幸福。
2005年，为了给已经14岁的大孩子添个伴儿，几经合计，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天遂人愿，当年，妻子便有了身孕。心满意足的夫妻俩做好准备，等待着家中第二个孩子的降临。就连14岁的大儿子，也对小弟弟或小妹妹的降临充满了期待。
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一转眼，到了2006年6月，赵先生的妻子产下了一个近8斤重的大胖小子。那天，护士推开产房的门，对赵先生说：“8斤，儿子，母子平安。”“那一会儿，俺真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说这话时，一丝笑意闪过赵先生落寞而无奈的面庞。
谁知，全家人的“幸福”很快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苦闷和无助。
当天，妻子便发现乐乐排尿异常，孩子的生殖器下方有个小孔，他的尿液是从这儿排出的。
此后，赵先生一家便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路。在本地求医是不现实的，虽然乐乐得了这个毛病，但在村里，一家人把这件事儿瞒了个滴水不漏。因为，乐乐总有一天会长大，如果这事儿传出去，还有谁家的姑娘肯嫁给他。这两年，赵先生和家人先后带着乐乐去过县上的医院、郑州市儿童医院、北京的306医院。最后，经306医院医生推荐，一家人又来到了这所医院。
3日一大早，赵先生带着乐乐去见了泌尿科的专家，专家安慰他说，乐乐的病能治，但需要进行2至3次手术，孩子现在的年龄做手术也合适。医生让赵先生先去住院部看有无病房。如果有病房，就可以办住院手续等候手术了。
听说孩子的病能治，赵先生赶忙去询问有无病房，但到了住院部，工作人员却说像乐乐这样的患儿很多，手术住院已排到了两年后。情急之下，赵先生没顾上登记住院，就又回去找大夫。大夫说，病房是很紧张，但你也得先登记上。第二天，赵先生再去住院部登记时，却被告知病房已排到了3年后。
采访赵先生时，旁边还有一位来自河南商丘的中年男子，他儿子的病和乐乐一样，也是尿道畸形。他们比赵先生一家来得早点儿，也有同样的遭遇。后来托了关系，才让孩子住进医院等候手术。
赵先生告诉记者，曾有医托找过他，只要交1.5万元，就能让孩子住进医院。“可医托要价太高，我们承受不了，如果是两三千元，还行。”
问及今后的打算，赵先生表示，北京有位亲戚正在找关系，看能否让乐乐住进医院。现在，一家人都在等消息。
下午6时，记者离开医院前，又去看了乐乐一家，亲戚那儿仍未传来好消息。“如果亲戚也无法帮乐乐解决住院问题，俺们明天就得买火车票回家了。” 赵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
画外音：
离开医院，记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赵先生一家愁苦而无奈的面容和小乐乐那活泼可爱的身影，不断在记者的眼前闪现。
孩子的身上，承载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家庭未来；孩子的身上，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一个民族的未来。
眼见自己的骨肉遭受病痛的折磨，却无力施为。没有什么事，能比之更痛苦、更无奈。从小乐乐出生之日起，他的病痛就是一家人全力守护的秘密；他的病痛，就是全家人心头的痛。4 个多年头，1500余个日日夜夜，可想而知，赵先生一家承受了怎样的压力与苦楚。
刚刚得到能够治疗的好消息，却因为没有床位住院，又得再苦等3年。而3年后，小乐乐已经7岁多了，那时，再来手术，是否错过了最佳手术机会？
而为什么，做个手术就如此之难？
这所医院的尿路畸型校治手术，是真的排到了两年后吗？这所医院的尿路畸型校治手术，是真的第一天去问时，排到了两年后；而第二天再去问时，就排到了3年后吗？
当然，毋庸讳言，“手术难”说到底，还是医疗卫生资源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不均造成的。大医院设备好、技术好，所有手术都能做，而小点的医院受到种种限制，只能进行较为简单的手术。所以，患者都往大医院聚集，导致大医院手术者扎堆，医疗资源不够用，甚至是，“一床难求”。而且，全国各大医院每年门诊量很大，手术量同样呈逐年攀升的趋势。据报道，上海市历史悠久的仁济医院，每年的门诊量超过200万人次，手术超过2.3万例，尽管医务人员满负荷工作，但仍然有大批患者积压，“住院排长队”的现象十分普遍。
手术难，成了医院和患者共同的难题。而要彻底根除“手术难”的痼疾，解决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势在必行。相关部门、相关医院应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解决“手术难”的问题，真正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医疗公平，能够病有所医。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孰能无病。有了病，就得去医院瞧。可想而知，医院对咱老百姓的重要性。
2009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新医改方案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2009年9月17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正在实施的新医改作出了新的解读：“中国医改就是对准‘看病难、看病贵’下药，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缓解和减少由于疾病造成的个人家庭破产，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方便群众就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预防重大疾病。”
公立医院改革，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新医改实施一年有余，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是否得到缓解？带着这样的疑问，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著名医院及社区医院。
镜头一：用时两天，挂张专家号
“到北京看病，真难啊，我用了近两天的时间，才给妻子挂了张专家号。现在想想挂号的过程，我还觉得有点后怕。”10月28日，提起给妻子挂专家号的经历，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的李先生仍然感慨万分。
40出头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八九月间，妻子开始感觉两只眼睛不舒服，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在当地看了两个多月，钱花了不少，却鲜见成效。几经打听，得知北京某医院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医院。为了给妻子治眼病，李先生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带着庄稼地里一年收成换来的钱，毅然决然来了北京。
10月26日，一下火车，求医心切的李先生便带着妻子直奔这家医院。没成想，到北京求医，首先要过的第一个难关，便是挂号关。
26日下午6点，安顿好眼睛不好的妻子，他就赶到医院排队挂相关专家第二天的出诊号。谁成想，专家的出诊号不能直接挂，要头一天排队拿序号，第二天才能挂号。
无奈，李先生只好先去排队领序号。“我是从26日下午6点开始排队的，直到27日下午1点，才领到序号。今天，就是28日的早上6点，再去排队挂专家号，到7点多才挂上。”
“哦，光排序号就用了近20个小时，您站了近一宿啊。”记者很是感慨。
“哪里，我找了些报纸、纸壳之类，和一同排队的人互相轮换着休息。这个序号来之不易啊。”
“排序号是在医院的大厅里吗？”
“没有，如果在大厅里还好，是在马路对面露天的地方。现在的天儿，晚上的温度怎么着也就2～3℃，还刮着风，真冷啊。不过，专家号总算是挂上了，没白受冻。”说到这儿，李先生欣慰地笑了。
采访完李先生，记者步出医院大厅。立刻，就有一名40多岁的男子迎了上来：“你看什么，挂哪个专家的号？”
“普通号多少钱？”
“普通号15元，但你得给我另加300元。”中年男子告诉记者。
“哦，加这么多，那我就不麻烦您了，我自己去排队挂号。”
“相信我，你自己挂不上号的，这是我电话，你要看病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挂号。”中年男人喋喋不休。
“我想看一下眼底，你帮我挂张专家号，要加多少钱？”记者又问。
“专家号220元一张，你另外还要给我500元。”
接过中年男人递来的名片，记者走出没几步，就看见院门口石阶上坐着一女三男4个人。见记者走来，4人纷纷起身拥了过来，问是否需要挂号。记者说是，一个小伙子赶忙给记者留下了他的电话。
……
画外音：
长期以来，我国的卫生资源呈“倒三角”状态，城市资源过度集中，农村地区相对短缺。据统计，我国卫生资源的80%集中在城市，20%在农村。在城市中，80%的卫生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相比之下，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十分薄弱。
2009年9月28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新医改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的医疗资源配置还是很不合理，就是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过多地集中在大型医疗机构。我讲的是优质医疗资源。其次是在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以及公共卫生的相关人员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旦生了病，往往想到的是，去大城市，到大医院，找专家去看病。如此一来，大医院、专家，尤其是有名望的专家的号难挂，甚至是“一号难求”。
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大医院专家号难挂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做起，设法协调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在全国分布不均的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医疗卫生人才在城市和农村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让人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和省市已经关注这一问题，并把它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有媒体报道，北京地区在整合分属不同部门和体制的医药卫生资源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2010年10月27日，由北京时间市市长郭金龙亲自挂帅的首都医药卫生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据悉，此举旨在优化医药卫生资源配置，加强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协调推进北京地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老百姓能轻松挂到想挂的专家号；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挂号难将彻底成为历史；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不出本地区，不出本省，便能轻松治愈疑难疾病。
镜头二：一根刺，127.82元
如果说，一根刺儿，价值127.82元，您肯定不信。
但到医院拔了一根刺儿，就花了127.82元，这是记者的亲身体验。
这两天，记者总觉得手不得劲儿，每每用手指划动鼠标，便觉得右手食指尖儿刺痛，仔细一看，原来是指尖儿上扎了根刺儿，一接触鼠标，便钻心的痛。
刚好要到医院采访，先挂个号，请医生帮忙，拿掉这根恼人的刺儿吧。
记者来到朝阳区某社区医院，用了3元钱，挂了一张外科的号。到了外科，排队，等医生诊断。
还好，人不算多，很快，医生安排护士帮我处理，并吩咐：“处理完，再来我这儿办相关手续。”
消毒，用注射针头挑破指尖儿皮肤，护士的动作干净娴熟，很快就去除了这恼人的刺儿。
呵呵，去除了心头大患，去医生那儿开处方交费吧。安全起见，顺便让医生再帮我开一盒创可贴，把患处包扎一下。
回到医生那儿，只见医生迅速地在电脑上开起了处方。咦，不就是一张“小手术”收费单吗，怎么开了一长串呢？定睛一瞧，敢情事情并非如我所想。原来，医生又新开了许多治疗方案：注射一针破伤风注射液、服用消炎的药物、外用消炎的药膏，外加我自己要求开的创可贴……
“大夫，还要打破伤风注射液，有这个必要吗？”
“有，指尖儿扎破了，会有脏东西进去，必须打。”医生不容置疑，语气坚决。
“哦，那打了破伤风注射液，消炎药和外用的消炎药就没必要开了吧？”记者用商量的口吻说。
“破伤风注射液和消炎药的功效不一样，必须开。”医生同样语气坚决。
记者满腹狐疑，这药是拿，还是不拿。最终，记者交了费，取了药，打了针。
就这样，手上扎了一根刺儿，连挂历号加诊治，共花费127.82元。
收费明细如下：
画外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同样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医疗需求与现有医疗服务水平不相适应，造成了目前“看病贵”的现状。而在“看病贵”的诸多原因中，人为的因素占了极大的比重，因而，控制好管理因素是解决“看病贵”问题的重要环节。
医疗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活动，在医疗消费中，医务人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近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医疗机构日益走向“市场”，盲目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另外，不能否认，有些医疗机构放松了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导致部分医务人员过分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甚至为了拿“回扣”、提成，不惜牺牲患者利益，给病人不合理用药、开大处方、过度检查，甚至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等。凡此种种，导致病人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长。
另外，还有部分医疗机构为获取更多的利益，把医院科室、门诊外包或租赁给私人经营。投资者为收回投资并盈利，利用正规医院的金字招牌和合法身份，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不仅损害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更加重了“看病贵”的情况。
据《工人日报》文章，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今年4～5月开展了“2009年广州医疗行业服务状况公众评价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7%的受访者认为医院收费高，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在身体不舒服时选择“自诊”，市民迫切希望降低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
可见，“看病贵”已经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迫在眉睫。
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必须把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减轻群众医疗负担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尤为关键的是要做好人的管理，从医疗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抓起，根除医疗从业人员的不合理用药、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延长病人住院时间等行为，做到对症下药、逐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镜头三：“俺娃手术排到3年后”
11月4日，记者在北京市某医院见到了小乐乐（注：尊重采访对象的意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一家。
医院外墙突出的部分，正好和外墙形成一处避风的拐角。拐角下，地面铺着5张拆开的纸箱壳，上面放着一床棉被和一个旅行袋，这便是来北京求医的小乐乐一家暂时的栖身之处。
“哎，俺们是满心期望而来，看样子是要带着失望回家了。”说这话时，落寞和无奈写满了小乐乐父亲赵先生的脸庞。而依偎在母亲身边的小乐乐，却全然不解父母的心情，手中拿着瓶娃哈哈饮料，用吸管不停地吹着泡泡。每吹起一个泡泡，便响起小乐乐欢快的笑声。
赵先生是河南省许昌市某县人，夫妻俩以务农为生。赵先生勤劳本份，妻子贤惠能干。如果没有再要这个小儿子，他俩的日子会像村上的庄户人家一样，平凡而恬静，充实而幸福。
2005年，为了给已经14岁的大孩子添个伴儿，几经合计，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天遂人愿，当年，妻子便有了身孕。心满意足的夫妻俩做好准备，等待着家中第二个孩子的降临。就连14岁的大儿子，也对小弟弟或小妹妹的降临充满了期待。
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一转眼，到了2006年6月，赵先生的妻子产下了一个近8斤重的大胖小子。那天，护士推开产房的门，对赵先生说：“8斤，儿子，母子平安。”“那一会儿，俺真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说这话时，一丝笑意闪过赵先生落寞而无奈的面庞。
谁知，全家人的“幸福”很快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苦闷和无助。
当天，妻子便发现乐乐排尿异常，孩子的生殖器下方有个小孔，他的尿液是从这儿排出的。
此后，赵先生一家便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路。在本地求医是不现实的，虽然乐乐得了这个毛病，但在村里，一家人把这件事儿瞒了个滴水不漏。因为，乐乐总有一天会长大，如果这事儿传出去，还有谁家的姑娘肯嫁给他。这两年，赵先生和家人先后带着乐乐去过县上的医院、郑州市儿童医院、北京的306医院。最后，经306医院医生推荐，一家人又来到了这所医院。
3日一大早，赵先生带着乐乐去见了泌尿科的专家，专家安慰他说，乐乐的病能治，但需要进行2至3次手术，孩子现在的年龄做手术也合适。医生让赵先生先去住院部看有无病房。如果有病房，就可以办住院手续等候手术了。
听说孩子的病能治，赵先生赶忙去询问有无病房，但到了住院部，工作人员却说像乐乐这样的患儿很多，手术住院已排到了两年后。情急之下，赵先生没顾上登记住院，就又回去找大夫。大夫说，病房是很紧张，但你也得先登记上。第二天，赵先生再去住院部登记时，却被告知病房已排到了3年后。
采访赵先生时，旁边还有一位来自河南商丘的中年男子，他儿子的病和乐乐一样，也是尿道畸形。他们比赵先生一家来得早点儿，也有同样的遭遇。后来托了关系，才让孩子住进医院等候手术。
赵先生告诉记者，曾有医托找过他，只要交1.5万元，就能让孩子住进医院。“可医托要价太高，我们承受不了，如果是两三千元，还行。”
问及今后的打算，赵先生表示，北京有位亲戚正在找关系，看能否让乐乐住进医院。现在，一家人都在等消息。
下午6时，记者离开医院前，又去看了乐乐一家，亲戚那儿仍未传来好消息。“如果亲戚也无法帮乐乐解决住院问题，俺们明天就得买火车票回家了。” 赵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
画外音：
离开医院，记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赵先生一家愁苦而无奈的面容和小乐乐那活泼可爱的身影，不断在记者的眼前闪现。
孩子的身上，承载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家庭未来；孩子的身上，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一个民族的未来。
眼见自己的骨肉遭受病痛的折磨，却无力施为。没有什么事，能比之更痛苦、更无奈。从小乐乐出生之日起，他的病痛就是一家人全力守护的秘密；他的病痛，就是全家人心头的痛。4 个多年头，1500余个日日夜夜，可想而知，赵先生一家承受了怎样的压力与苦楚。
刚刚得到能够治疗的好消息，却因为没有床位住院，又得再苦等3年。而3年后，小乐乐已经7岁多了，那时，再来手术，是否错过了最佳手术机会？
而为什么，做个手术就如此之难？
这所医院的尿路畸型校治手术，是真的排到了两年后吗？这所医院的尿路畸型校治手术，是真的第一天去问时，排到了两年后；而第二天再去问时，就排到了3年后吗？
当然，毋庸讳言，“手术难”说到底，还是医疗卫生资源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不均造成的。大医院设备好、技术好，所有手术都能做，而小点的医院受到种种限制，只能进行较为简单的手术。所以，患者都往大医院聚集，导致大医院手术者扎堆，医疗资源不够用，甚至是，“一床难求”。而且，全国各大医院每年门诊量很大，手术量同样呈逐年攀升的趋势。据报道，上海市历史悠久的仁济医院，每年的门诊量超过200万人次，手术超过2.3万例，尽管医务人员满负荷工作，但仍然有大批患者积压，“住院排长队”的现象十分普遍。
手术难，成了医院和患者共同的难题。而要彻底根除“手术难”的痼疾，解决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势在必行。相关部门、相关医院应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解决“手术难”的问题，真正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医疗公平，能够病有所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