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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2日，“刘小东在和田”在今日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依旧延续了刘小东《三峡系列》以来惯用的现场绘画方式，在现场搭建帐篷作为工作室，除了绘画还以素描、日记、拍摄、录像等方式同时记录整个项目的发生过程。在展览的时候，这些将一并展出，不仅仅是油画。无疑，刘小东是成功的，但这种形式一直延续，似乎会越来越无力，剩下的只是形式。
刘小东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表性画家之一，而这近十年，刘小东与其他“新生代”画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对市井生活的写实性绘画逐渐赋予画面更多的时代信息，他似乎要转变，不甘于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小打小闹，而要扼住一个大时代的咽喉，让人甚至可以忽略画面去解读画面背后更为丰富的人文历史信息。这是刘小东的一个蜕变，华丽且成功。
刘小东娴熟的绘画技法和对画面超强的控制能力使他的画面一直以来获得了一种震撼的视觉力量，无论是小故事还是大背景，都给人以酣畅通透之感，这在中国当代架上绘画是少见的。刘小东同时具有一种对事物的敏锐，他总能抓取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情节，将其恰到好处的安置在画面之中，我想刘小东是今天中国最优秀的架上艺术家之一。
刘小东并没有停留在“新生代”——用“近距离”的眼光“拉近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观念的距离”（尹吉男语），所以他从表现自己的生活圈到市井生活，再到表现一些社会的底层人群、边缘人群，甚至是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之下，如妓女、人妖等等，尔后更有意识的要去为他捕捉的人物寻找更为有力的社会和时代的叙事背景，譬如海峡两岸的军营，三峡，中国的天主教家庭，汶川、青藏铁路和目前正在展出的叙事背景——和田等。在他的画面中，刘小东有了这种能力，就连自己的家乡都可以被转换成中国这二十多年具体的发展缩影，而三峡，更有针对性的展现了时代变革的冲突，再到更为辽阔的西藏、新疆，这些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信仰最为冲突的边缘，他的画面构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媒介，他在哪里写生，观者就思考到哪里。
不可否认，刘小东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三峡的绘画与贾樟柯的电影，金城绘画与侯孝贤的纪录片，包括这次去和田写生，这是传媒的变革，带来了艺术方式呈现的丰富性。当然，刘小东和电影结缘很早，也正是如此，刘小东是少数能做到将各种传媒资源整合到一起将作品变相传播出去的艺术家，这也让刘小东作品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圈。
强大的团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写生，我们似乎除了在刘小东单纯的绘画之外，也感受到了一种传媒和资本的包装力量。刘小东当然是成功的，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他的现场绘画。也许，在今天的时代，传媒与资本的整合对于艺术创作已无可厚非，艺术家成为明星，通过更为大众的传媒方式影响更多的观者，这也算是艺术的一件幸事。刘小东的确已经很成功，但是一谈到时代，一谈到今天的各种文化冲突、社会冲突、信仰冲突，我必须要坚定的冷静下来，刘小东的作品究竟给我们传达了什么。
刘小东的现场绘画切实触及到了一些社会问题，其价值和意义不再赘述，更何况，他的作品已足够光亮，也被放得够大。我看到了他如此多关于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事件背景，但是，这些背景和选择并没有切入时代和社会的要害，或者说，刘小东的成功，各方认可，是他有意识的在选取一些各方都能接受的题材，即选取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策略，无论是是事关民族还是政治、社会矛盾等等问题。
看似直截了当，实则避重就轻。刘小东的画面里，我们没有看到真正涉及雷区的内容，也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最为冲突的问题，比如强拆、矿难和更为严重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即便我们几乎隔三差五便能在新闻频道看见，但是刘小东的作品里我们看不见。是他没有关注到，还是不愿去关注，我不想追究，是我强人所难，还是别有用心，我也不想辩驳。我只想说，如果一个时代最为优秀的艺术家想要真实的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和冲突的话，那么你必须要站在第一现场，如果不这样，最起码你没有对问题做到真正的坦诚。
刘小东直面了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现实，但是那只是一部分，并且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想要以现场绘画的方式真实的呈现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真实得露骨且饱含感情。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现状，某些事件的悲壮程度并不亚于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
也正是前两日，我在网上看到一组图片，一群汉族的摄影爱好者来到藏区，对着并不情愿的藏民一阵长枪短筒猛拍，无论她们怎样躲闪或者不堪忍受，都逃不过摄影爱好者们的镜头，她们只好无奈的蹲下去，用手或衣襟遮住自己的脸庞，但这仍止不住这群摄影爱好者的猎奇榨取之心。
刘小东在和田的组画里，他找到当地的维吾尔采玉工人，在自己搭建的创作帐篷面前摆起造型以便他写生，我真想知道哪些维吾尔人心里怎么看这个在他们面前挥舞西方画笔的汉人。我们的内心，真的可以做到和他们平等吗？有时候剔除掉这些艺术表层的内容，我们真的去关注这些被摆放的人，无论他们是维吾尔人还是汶川少女，还是三峡民工、泰国妓女，他们在那个绘画现场真的与这个画家的地位平等吗？还是仅仅是一个成功的画家，居高临下的，像在自家画室摆放一个罐子或一只苹果一样轻而易举的摆放他们？
我很难想象，有时候，陈丹青当时在西藏走走停停写写画画，完成了他的《西藏组画》，时过境迁，如果陈丹青也组成一个庞大的服务团，带着导演再次来到西藏，他的作品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关心的是，这样的写生会比当年真实吗？当梵高只身来到矿区，和工人们同吃同住，深入矿井之时，他的作品如果离开了救赎，是否还有那么平实而伟大的力量。这些恶意的揣测，都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伟大的成功追捧不符。
我不想看到的结果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利用他那惊人的技巧，完成的是一次又一次“政治正确”的现场绘画，在这个极力需要真实的时代，用华丽的包装掩盖住最需要揭示的真相，而让这个痴迷于资本和成功的社会热烈追逐于那些说出了看似真相的谎话。
刘小东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表性画家之一，而这近十年，刘小东与其他“新生代”画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对市井生活的写实性绘画逐渐赋予画面更多的时代信息，他似乎要转变，不甘于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小打小闹，而要扼住一个大时代的咽喉，让人甚至可以忽略画面去解读画面背后更为丰富的人文历史信息。这是刘小东的一个蜕变，华丽且成功。
刘小东娴熟的绘画技法和对画面超强的控制能力使他的画面一直以来获得了一种震撼的视觉力量，无论是小故事还是大背景，都给人以酣畅通透之感，这在中国当代架上绘画是少见的。刘小东同时具有一种对事物的敏锐，他总能抓取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情节，将其恰到好处的安置在画面之中，我想刘小东是今天中国最优秀的架上艺术家之一。
刘小东并没有停留在“新生代”——用“近距离”的眼光“拉近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观念的距离”（尹吉男语），所以他从表现自己的生活圈到市井生活，再到表现一些社会的底层人群、边缘人群，甚至是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之下，如妓女、人妖等等，尔后更有意识的要去为他捕捉的人物寻找更为有力的社会和时代的叙事背景，譬如海峡两岸的军营，三峡，中国的天主教家庭，汶川、青藏铁路和目前正在展出的叙事背景——和田等。在他的画面中，刘小东有了这种能力，就连自己的家乡都可以被转换成中国这二十多年具体的发展缩影，而三峡，更有针对性的展现了时代变革的冲突，再到更为辽阔的西藏、新疆，这些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信仰最为冲突的边缘，他的画面构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媒介，他在哪里写生，观者就思考到哪里。
不可否认，刘小东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三峡的绘画与贾樟柯的电影，金城绘画与侯孝贤的纪录片，包括这次去和田写生，这是传媒的变革，带来了艺术方式呈现的丰富性。当然，刘小东和电影结缘很早，也正是如此，刘小东是少数能做到将各种传媒资源整合到一起将作品变相传播出去的艺术家，这也让刘小东作品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圈。
强大的团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写生，我们似乎除了在刘小东单纯的绘画之外，也感受到了一种传媒和资本的包装力量。刘小东当然是成功的，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他的现场绘画。也许，在今天的时代，传媒与资本的整合对于艺术创作已无可厚非，艺术家成为明星，通过更为大众的传媒方式影响更多的观者，这也算是艺术的一件幸事。刘小东的确已经很成功，但是一谈到时代，一谈到今天的各种文化冲突、社会冲突、信仰冲突，我必须要坚定的冷静下来，刘小东的作品究竟给我们传达了什么。
刘小东的现场绘画切实触及到了一些社会问题，其价值和意义不再赘述，更何况，他的作品已足够光亮，也被放得够大。我看到了他如此多关于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事件背景，但是，这些背景和选择并没有切入时代和社会的要害，或者说，刘小东的成功，各方认可，是他有意识的在选取一些各方都能接受的题材，即选取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策略，无论是是事关民族还是政治、社会矛盾等等问题。
看似直截了当，实则避重就轻。刘小东的画面里，我们没有看到真正涉及雷区的内容，也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最为冲突的问题，比如强拆、矿难和更为严重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即便我们几乎隔三差五便能在新闻频道看见，但是刘小东的作品里我们看不见。是他没有关注到，还是不愿去关注，我不想追究，是我强人所难，还是别有用心，我也不想辩驳。我只想说，如果一个时代最为优秀的艺术家想要真实的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和冲突的话，那么你必须要站在第一现场，如果不这样，最起码你没有对问题做到真正的坦诚。
刘小东直面了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现实，但是那只是一部分，并且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想要以现场绘画的方式真实的呈现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真实得露骨且饱含感情。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现状，某些事件的悲壮程度并不亚于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
也正是前两日，我在网上看到一组图片，一群汉族的摄影爱好者来到藏区，对着并不情愿的藏民一阵长枪短筒猛拍，无论她们怎样躲闪或者不堪忍受，都逃不过摄影爱好者们的镜头，她们只好无奈的蹲下去，用手或衣襟遮住自己的脸庞，但这仍止不住这群摄影爱好者的猎奇榨取之心。
刘小东在和田的组画里，他找到当地的维吾尔采玉工人，在自己搭建的创作帐篷面前摆起造型以便他写生，我真想知道哪些维吾尔人心里怎么看这个在他们面前挥舞西方画笔的汉人。我们的内心，真的可以做到和他们平等吗？有时候剔除掉这些艺术表层的内容，我们真的去关注这些被摆放的人，无论他们是维吾尔人还是汶川少女，还是三峡民工、泰国妓女，他们在那个绘画现场真的与这个画家的地位平等吗？还是仅仅是一个成功的画家，居高临下的，像在自家画室摆放一个罐子或一只苹果一样轻而易举的摆放他们？
我很难想象，有时候，陈丹青当时在西藏走走停停写写画画，完成了他的《西藏组画》，时过境迁，如果陈丹青也组成一个庞大的服务团，带着导演再次来到西藏，他的作品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关心的是，这样的写生会比当年真实吗？当梵高只身来到矿区，和工人们同吃同住，深入矿井之时，他的作品如果离开了救赎，是否还有那么平实而伟大的力量。这些恶意的揣测，都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伟大的成功追捧不符。
我不想看到的结果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利用他那惊人的技巧，完成的是一次又一次“政治正确”的现场绘画，在这个极力需要真实的时代，用华丽的包装掩盖住最需要揭示的真相，而让这个痴迷于资本和成功的社会热烈追逐于那些说出了看似真相的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