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罗格说：“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的梦想！”张伯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创始人，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这个梦想。

创办南开

　　张伯苓出身于书香门第，189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第二年学习驾驶，毕业后服务于海军。适逢甲午败绩，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丧权辱国的经历让他痛心不已。
　　从威海卫归来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伍，离职回天津执教私塾。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在先后考察日本、美国后，他回到天津，与严修一起创办大学，1904年宣布建立南开大学。

　　张伯苓出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威海卫租借权交接，一个中国兵和一个英国兵并肩而立的场景令他久久不能忘怀。他说：“英兵身材魁伟，穿戴庄严，脸上带着鄙夷一切的傲气。大清的兵勇则截然相反，穿的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士兵站在一起，实在是天壤之别。”
　　张伯苓认为强国先强身，他不仅在大学开设体育课，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体育科学教学大纲，积极组织学校和地方运动会，还倡议举办了国民政府首届全国运动会，并担任总裁判。
　　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题为《雅典奥运会》的演讲。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因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张伯苓是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宣扬奥运

　　不久，张伯苓赴美参加第四次世界渔业大会，归途中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当时正值英国伦敦举行第四届奥运会，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大会盛况，成为到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归来后，他多次介绍和赞扬奥运会盛况，激发青年学生参加运动会的热情。
　　1908年10月22日，张伯苓在第六届年度运动会发奖大会上，用幻灯机放映了伦敦奥运会的图片，讲述体育对中国青年的重要性。奥运会一时成了青年的热门话题，进而提出“中国何时派一位胜利选手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派一支胜利队伍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邀请世界各国选手到北京参加比赛”的三个梦想。
　　1912年，张伯苓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友人共同创办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组织上完全模仿奥林匹克运动会，先后在马尼拉、上海、东京、大阪等地举办了10届。张伯苓曾任第二、第三、第九届运动会中国代表团领队和第三、第五届运动会的总裁判。1920年，远东业余运动协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
　　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青年会所召开成立大会，张伯苓当选会长。这个联合会在1924年以前起到了领导全国体育运动的作用，承上启下推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两年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与中华体育协进会筹备处将两会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推选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名誉主席董事。

梦想初现

　　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协进会开始积极选拔运动员，准备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可是南京政府以经费紧张为由不参加。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加紧策划伪满洲国派选手参加，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之声。张伯苓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抵制“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主张中国应针锋相对地派选手参加奥运会。
　　极富民族气节的刘长春在报上发表声明：“我是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一向热心体育，关注刘长春，在出席毕业生典礼时郑重宣布：“捐赠8000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随后，张学良分别致函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张伯苓、王正廷，申明此举的重大政治意义，并请张伯苓尽快与国际奥委会取得联系。张伯苓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于希渭报名。虽然报名时间已过，但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奥委会很快复电同意。
　　1932年7月8日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刘长春、宋君复、沈嗣良、刘雪松、申国权、托平6人，乘美国威尔逊号邮轮从上海出发赴美。身在大连的于希渭因始终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甚至被公开拦阻，未能成行。中国运动员终于第一次步入了奥运会的殿堂，在中国奥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洛杉矶奥运会后，张伯苓在《体育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今后之我国体育》，明确指出体育运动的范围不应限于学校，提倡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这也是南开体育的传统。

功垂史册

　　对于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很早就决定参加，并开始选拔运动员。1936年3月到6月，张伯苓一直忙着与国际奥委会联系、洽谈有关参赛事宜，在全国各地组织各种各样的选拔比赛。
　　张伯苓的积极倡导取得了效果，中国奥运代表团派遣769名运动员参加了柏林奥运会的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6个大项的比赛，还派了一支武术表演队和一个体育考察团。中国代表团曾公推张伯苓领队赴德，但当时他已在重庆沙坪坝选址，兴建重庆南渝中学，9月10日要出席开学典礼。这一时间与奥运会日程冲突，只得放弃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一致同意申请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和王正廷负责“向政府商洽”。但是，他关于中国奥运三个梦想的第三步因为内战爆发成为泡影。1948年，英国伦敦奥运会举办在即，年迈体弱的张伯苓毅然承担起参赛筹备工作。4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选拔赴英参赛运动员。为此，张伯苓在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主持这届赛会。他用四种精神八个字评价了这届运动会：练身、合作、竞争、守法。由于张伯苓和协进会的努力，促成了中国派出33名运动员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享年76岁。他提出参加奥运会的最初构想和为增强国人的奥运意识、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开展所做的贡献，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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