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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护照上“国籍”一栏标得清清楚楚:澳大利亚。但他执拗地认为,“拿了个外国证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纯粹胡说八道”。不过,他还是更习惯让人叫他Peter,而不是他的中文名。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Peter,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Peter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Peter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洲,“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Peter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洲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Peter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Peter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工人,虽然活儿粗,但胜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Peter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90年代初,澳洲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Peter留在澳洲,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枪。中国人都狡猾。”Peter总结。
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
Peter梦想能落叶归根。澳洲和中国,在他眼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可是没得挣,活那么长又有啥意思呢?”他嘿嘿笑起来。
事实上,1999年,Peter回过一次国,身份是“澳籍华人”,投资做防火安全检测,他摇身一变,从装修工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发誓,要赚一笔大钱再回澳洲。
“澳洲的法律就像是张网,再小的鱼你也钻不过去。在那儿我没有优势。可在国内不一样,我太了解咱们国家了,在国内只要你有基础、有人脉,到处都有漏洞,到处都有灰色的收入。我回国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没有半点不适应,谁要说自己不适应自己祖国了,那绝对是矫情。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不过,弄了7年,生意还是失败了。他将原因归为遇人不淑,合开公司的朋友总是侵占公司资源来谋取私利,久而久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想了想,也承认自己还是太倔了,所以注定没法和人合作。他最熟悉的中国 江湖,也许并不一定适合他。
中途,他大哭过一次。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辜负了老太太,这么大个人儿,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点名堂来。”
“澳憨”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澳大利亚,做了个现代“祥子”。操起方向盘,在悉尼的大街小巷转悠,和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人闲聊。
仍然很愤怒,仍然关心着国内。到现在,他每天出车前都还要浏览国内的新闻网站,生怕别人聊起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自己不知道,不能成为闲谈的中心会让他感觉失落,而这是最要命的。
有一次,一个“洋鬼子”坐他的车,他看见那人的包上挂着日本的LOGO,本来不关他的事儿,他却硬要和人争辩,日本对不起中国。“‘知道1937年的事儿么?’我问他。洋鬼子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那怎么能过去呢?我也杀几个日本鬼子,然后过几年人家也说这过去了行不行?”他义愤填膺地说完,然后又干笑几声,说,“我还是个愤青吧,国内是这样形容我们的吧?”
“愤怒中年。”我说。他“哦”了一声,“对,我老了。”
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再像年轻时一样冲动,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就能和人争得面红耳赤。做出租车司机,有时会遇到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比如一个中国男人欺负另一个中国女孩儿,他想了想,没管。“毕竟是男的付我车钱,而且,管了今天也管不了明天啊。”
澳洲现有人口2000万,仅悉尼一地,就有50万中国人。但在澳洲,Peter没多少朋友,国内也一样。大多数时候,他过得有点儿孤独,形容自己是“澳憨”。每天的生活单调又乏味。工作、上网、看国内电视和新闻,然后就是休息。
对同胞,他提防;对本地人,他知道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的圈子。
5岁时被他接出国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香蕉人”。从来不看中国电视节目,接受的是纯正的西方式教育,在拿到双学位后,进入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这是Peter所希望的“真男人”形象。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Peter,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Peter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Peter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洲,“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Peter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洲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Peter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Peter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工人,虽然活儿粗,但胜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Peter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90年代初,澳洲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Peter留在澳洲,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枪。中国人都狡猾。”Peter总结。
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
Peter梦想能落叶归根。澳洲和中国,在他眼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可是没得挣,活那么长又有啥意思呢?”他嘿嘿笑起来。
事实上,1999年,Peter回过一次国,身份是“澳籍华人”,投资做防火安全检测,他摇身一变,从装修工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发誓,要赚一笔大钱再回澳洲。
“澳洲的法律就像是张网,再小的鱼你也钻不过去。在那儿我没有优势。可在国内不一样,我太了解咱们国家了,在国内只要你有基础、有人脉,到处都有漏洞,到处都有灰色的收入。我回国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没有半点不适应,谁要说自己不适应自己祖国了,那绝对是矫情。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不过,弄了7年,生意还是失败了。他将原因归为遇人不淑,合开公司的朋友总是侵占公司资源来谋取私利,久而久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想了想,也承认自己还是太倔了,所以注定没法和人合作。他最熟悉的中国 江湖,也许并不一定适合他。
中途,他大哭过一次。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辜负了老太太,这么大个人儿,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点名堂来。”
“澳憨”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澳大利亚,做了个现代“祥子”。操起方向盘,在悉尼的大街小巷转悠,和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人闲聊。
仍然很愤怒,仍然关心着国内。到现在,他每天出车前都还要浏览国内的新闻网站,生怕别人聊起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自己不知道,不能成为闲谈的中心会让他感觉失落,而这是最要命的。
有一次,一个“洋鬼子”坐他的车,他看见那人的包上挂着日本的LOGO,本来不关他的事儿,他却硬要和人争辩,日本对不起中国。“‘知道1937年的事儿么?’我问他。洋鬼子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那怎么能过去呢?我也杀几个日本鬼子,然后过几年人家也说这过去了行不行?”他义愤填膺地说完,然后又干笑几声,说,“我还是个愤青吧,国内是这样形容我们的吧?”
“愤怒中年。”我说。他“哦”了一声,“对,我老了。”
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再像年轻时一样冲动,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就能和人争得面红耳赤。做出租车司机,有时会遇到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比如一个中国男人欺负另一个中国女孩儿,他想了想,没管。“毕竟是男的付我车钱,而且,管了今天也管不了明天啊。”
澳洲现有人口2000万,仅悉尼一地,就有50万中国人。但在澳洲,Peter没多少朋友,国内也一样。大多数时候,他过得有点儿孤独,形容自己是“澳憨”。每天的生活单调又乏味。工作、上网、看国内电视和新闻,然后就是休息。
对同胞,他提防;对本地人,他知道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的圈子。
5岁时被他接出国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香蕉人”。从来不看中国电视节目,接受的是纯正的西方式教育,在拿到双学位后,进入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这是Peter所希望的“真男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