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中受尽煎熬，不得不“黯然离场”。岸田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同样也是能否在尽快有效控制疫情的基础上，全力恢复被疫情进一步严重破坏了的日本经济，其会否成为又一届“短命”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在经济政策领域能否有所建树。而从其竞选过程和上任初期的各方评价看，前景并不乐观。

“安倍经济学”的“菅氏”印记

　　在高度依赖“世袭”背景的日本政界，纯粹平民出身的菅义伟一年前能够“被继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为安倍首相“近臣”担任内阁“大管家”官房长官达七年又八个月之久，被各方认定最能保证“安倍经济学”的连续性。菅本人在继任前后也多次表示，定要“继承安倍政策”，当然也包括要继承“安倍经济学”。
　　所谓“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晋三2012年“二次拜相”后，在经济领域推出的一整套政策组合，核心是宽松货币政策、灵活财政政策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等“三支箭”。“安倍经济学”推出后，一度颇显功力、颇具成效。尤其是在“失去的20年”中严重困扰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得到初步治理，财政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失业率更降至历史新低。但“安倍经济学”越来越显得后劲不足、功效递减。于是他又祭出“奥运景气”作为第四支箭，试图通过原定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能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一样，再次创造“奥运红利”，延续其在振兴日本经济方面的“强弩之末”。然而不幸的是，进入2020年，这场百年不遇的疫灾突如其来，不仅使深陷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也导致被寄予厚望的奥运会不得不延期举行。
　　面对“安倍经济学”曾经的辉煌，习惯追随安倍“鞍前马后”当“传声筒”的菅义伟，虽然很难在经济政策上有重大创新和全面突破，但仍留下了一些“菅氏”印记。菅内阁推出了诸多务实经济举措：首先是推动行政改革。他任命河野太郎为行政改革大臣，并赋予其超出一般内阁大臣的权限，取得明显效果。其次是加速数字转型。他推动国会通过《数字改革关联法案》，设立直接从属于内阁的“数字厅”，统筹提升行政运行效能和社会管理效率。同时还试图通过降低手机使用费等举措，助推社会数字化转型。再次是强化“少子高龄化”对策，包括将不孕不育诊疗费纳入医保体系等。此外还有推动地方银行重组、提升中小企业效率、优化生产基地布局等政策出台。

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

　　“临危受命”的菅义伟一上台，就面临着安倍前首相甩下来的三大艰巨任务：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和补办奥运。而导致其“黯然离场”的终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其应对乏力、政策摇摆、绩效甚微甚至毫无建树。他时而偏重疫情防控，连续推出紧急事态宣言，收紧人员流动限制，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时而又摆向偏重经济恢复，退出紧急事态宣言，放宽人员流动限制，甚至发放国内旅游补贴、期望靠发展旅游振兴经济，为此又不惜承受疫情恶化风险。结果导致日本一方面沦为东亚地区疫情较重的国家，另一方面更成为全球尤其是主要国家中“衰退更重、回升更弱”的经济体。
　　“奥运景气”风光未现，成为压垮菅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东京奥运会因世纪疫灾不得不推后一年，但一年过去后疫情依旧，遂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菅义伟犹豫再三，还是想在这一全球盛会中留下“菅氏”印记。应该说，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能够保证奥运如期召开、且现场基本稳定，菅政权功不可没，尤其是日本还创下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但由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重：“空场”比赛自然不能再现“奥运景气”，几乎未有任何刺激经济的效果;另一方面导致疫情再度恶化，在奥运会开幕的7月23日，东京都新增病例仅为1566人，而闭幕当天的8月8日已增至4066人，且是连续五天超过4000人，以致菅政府不得不于当日再度宣布进入紧急事态。

困扰岸田内阁的经济政策选择

　　岸田新内阁面临的最大困扰仍然是在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两难困境中如何做出政策选择。岸田及其所在派系历来关注经济问题、重视经济政策，宣布参选伊始，即将经济政策作为其主要竞选许诺，做出了重点说明和系统表述。在此基础之上，他于10月8日在按惯例进行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又进一步就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阐述。从其参选迄今的言论中，可以初步看出岸田内阁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
　　没有安倍本人及其派系的支持，岸田不可能上台。舆论甚至认为，新一届岸田内阁是继菅义伟政权之后安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因此岸田上台后不得不做两件事：一是“人事偿还”，安插安倍亲信进入内阁，包括内阁官房长官、防卫大臣和经产大臣三大要职，以致新内阁被认为是“长着岸田面孔的安倍内阁”。二是“政策偿还”，忠实地听取安倍的政策建议，包括继续贯彻“安倍经济学”。岸田本人也多次表示，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灵活财政政策，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并已指定其担当阁员落实其竞选主张，编制规模高达3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力争在年底前正式经国会批准推出。当然，岸田也不忘在“安倍经济学”中填入自己的成分，如提出要完善安倍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分配”要素、将10%的消费税率维持10年不变等。即使众议院选举后重新组阁，这些做法也不会有重大改变。

　　“安倍经济学”挥之不去，“岸田经济学”却已初露端倪。在不得不继承“安倍经济学”的同时，岸田文雄也试图构建自己的“岸田经济学”。他为此提出的最大创新，就是所谓“新资本主义”构想。本世纪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实行“小泉改革”，全面导入源自美国、风行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结果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产阶级境况恶化，直接挤压了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背景。“安倍经济学”强调结构改革、提升效率，而股市繁荣、资产增值则使财富进一步向富有阶层聚集，导致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中产和低收入阶层更趋贫困，同样成为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岸田提出“新资本主义”构想，明确强调“将转变自小泉改革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分配”领域入手，重视倾向“劳动”而不是“资本”的分配方式改革，提高工资尤其是增加中小企业工资收入（最少提高3%），增加對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教育和住房补贴，缩小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通过刺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为此，岸田内阁还要专设“新日本型资本主义”构想会议，制定和实施“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后者能像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样，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重要激励和支撑作用。
　　岸田还反复强调，要建成“与新冠并存”的社会与经济体系，追求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两不误”。为此明确提出要强化核酸检测体系、加快疫苗注射进度、年内推出口服治疗药物、灵活使用疫苗接种电子证明，甚至要修订相关法律，强化中央政府的“指挥塔”职能和医疗资源提供能力等，同时要加大对因疫情而陷入困境者的经济补贴。
　　另外有一个动向值得注意，即岸田新内阁的经济政策提出要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这显然有在政治层面上试图追随美国从而推动与中国经济技术“脱钩”的背景。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技术链断裂引发的问题，加大了岸田政府强化经济安全的诉求。为此，岸田内阁还专门增设了负责经济安全保障的大臣，由曾在防卫省担任过要职的议员小林鹰之担任。此外，岸田政府还拟在环境保护、数字经济、能源核电、地方振兴等重要层面，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