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唐人选唐诗十种》(初版于1958年),小32开平装本,上下两册,共2.35元——这在当时就算比较贵的书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是我相当喜欢把玩的闲书之一。
　　所谓十种,其中有两种稍特殊些,即被列为第一种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原是敦煌卷子中的残卷,已不完整;被列为第十种的《搜玉小集》,唐文学专家认为传世的版本也已不完整,可能只是原先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两种选集的编者和编成年代都未留下明确信息,今人只能根据集中所收作品的作者,来约略推断其编成年代。
　　关于《唐人选唐诗十种》在唐代诗歌文学研究上的价值,专家们早已有过许多论述。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个方面,是注意到诗人名望地位的变迁。
　　这原是很容易发现的现象——有些在现代人撰写的文学史上仅算二三流甚至不被提到的诗人,在唐代选本中却有大量作品入选;而有些如今被认为是第一流的诗人(比如李白和杜甫),在多种唐代选本中甚至一首作品也未入选。当然,要由此来推论诗人文学地位的变迁,需要有一个简单化的假设:入选作品越多地位就越高。这个假设其实肯定会有例外,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确实也不妨使用它。
　　以我业余闲览之所见,有些从《唐人选唐诗十种》来讨论诗人名望地位变迁之作,其推论之法似乎尚未尽善。要是按照所谓“理科方式”来处理,我尝试如下操作:
　　第一步:确定人选。李白和杜甫是当然人选。这是因为:李、杜现今名望甚大,被公认为“第一流诗人”,堪为代表或象征;他们的年代(701-762年、712-770年)又使他们可以成为《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大部分选本的正常选项——如果年代晚了,那些选本编选时诗人尚未成名或出生(比如772-846年的白居易),就无法成为正常选项。
　　第二步:从《唐人选唐诗十种》中统计李白、杜甫诗的入选情形。为此先将这十种唐代选本的年代——包括设法推断的——依次开列如下:
　　《国秀集》:天宝三年(744年)
　　《河岳英灵集》:天宝十二年(753年)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不晚于天宝末年(755年)
　　《搜玉小集》:不晚于天宝末年(755年)
　　《箧中集》:乾元三年(760年)
　　《中兴间气集》:大历十四年(779年)
　　《御览诗》:元和元年～十二年(806～817年)间
　　《极玄集》:约唐文宗时(827～840年)
　　《又玄集》:光化三年(900年)
　　《才调集》:后蜀时(934～965年)
　　上列十种选本中,《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和《搜玉小集》不宜使用,因为现有选本已属残缺,即使知道李白诗入选多少(比如《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入选李白诗34首),由于总入选数量已不得而知,就无法判断李白诗在其中的比例。其余八种则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可以使用。
　　第三步:选择后来的唐诗选本,统计李白、杜甫诗的入选情形。最简单的就是选择清代的《唐诗别裁集》(1763年重订)和《唐诗三百首》(1763年编成)。
　　统计结果归纳为下(见表):
　　从表中看,李白、杜甫地位的变化一目了然:在公元900年之前的6种选本中,杜甫竟全未入选,李白也有5种不得入选。在他们身后过了一个多世纪,到晚唐的选本中,李、杜才开始有了一席之地。而到了清代,他们就已经稳居“第一流诗人”的地位了。杜甫的地位变化更为显著。
　　至于李白、杜甫在诗歌文学上的地位,生前为何如此之低,后来又为何逐渐上升直至成为“第一流诗人”?那就要写学术论文去研讨了——早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了,我这篇小文就不承担这种任务了。
　　在本文剩下的篇幅中,能够做的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从《唐人选唐诗十种》中看看,当年那些入选作品多多、地位高名望大、而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经沦为二三流甚至不被提到的诗人,他们当年入选的“热门作品”或“流行作品”,是如何光景。
　　比如《御览诗》,原是唐宪宗下令编选的“当代名家诗选”,其中入选最多的两人是卢纶(32首)和李益(36首)。入选此集,看来在当时还是相当荣耀的事情,卢纶的诗入选此集,他的墓碑上特别提到了此事,而且强调了“奏御者居十之一”——入选的诗中他的作品占了十分之一(在现今的文本中事实上还超过了一点,达11.2%)。
　　到了清代的《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中,卢纶分别入选15首(百分之一都不到了)和6首,李益分别入选18首和3首。而在今天的文学史上,这两人都已经沦为二三流诗人,有些文学史中连卢纶的名字也找不到了。
　　从《御览诗》中两人入选的诗来看,卢纶更用世,李益更伤感。比如卢纶的《皇帝感词》四首之三:
　　妙算干戈止,神谋宇宙清。两阶文物盛,七德武功成。校猎长杨赋,屯军细柳营。归来献明主,歌舞满春城。
　　一派颂圣之辞,今天看来确实乏善可陈。宪宗为中兴之主,后人评价唐代历朝皇帝,宪宗得与太宗、玄宗并列,相传他儿时有“我是第三天子”之语,很像预言。当时宪宗受用了许多歌功颂德,卢纶只是这些颂歌合唱中的一员而已。当然,他也有更具文学性的作品,比如《长安春望》: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
　　也不外文人的老生常谈。前面一首极力颂圣,将现实粉饰得仿佛尧天舜日,这一首中却又说“逢世难”,自伤怀抱起来。不知“奏御”之后,宪宗看了会不会微有不悦?
　　李益看来是个风流倜傥之人,从他入选《御览诗》中的作品看,他似乎相当自恋,经常揽镜自照,“生涯在镜中”、“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下面这两首是他比较优美的作品:
　　湘江斑竹枝,锦翅鹧鸪飞。处处湘云合,郎从何处归?(鹧鸪词)
　　柳花吹入正行舟,卧引菱花信碧流。闻道风光满扬子,天晴共上望乡楼。(舟行)
　　在船上躺着,还不忘记照镜子。虽然在这类作品的默认语境中,这个“卧引菱花”的人通常是一个美女,但从下文“天晴共上望乡楼”来看,更像是李益的夫子自道。
　　替皇帝选诗“恭呈御览”,照理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入选的那些诗大部分应该是当时公认的佳作。但现在看来,《御览诗》中的入选作品颇多平庸之作——上面录出的四首,是我已经尽力挑选的优美之作,也不过尔尔。对此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认为这个选本就是失败的,选编者或是因为水平不高,或是出于私人好恶,将许多平庸之作选入其中。这种解释听起来比较简单,但真要让它成立,是需要许多证据的。
　　第二种,是认识到对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优劣的评价不仅因时代而异,而且因人而异,原本就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我们不妨假定《御览诗》选编者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入选的这些作品在当时就是公认的佳作,只是过了一千三百年之后,今人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标准已经变了。我相信这种解释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