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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获》2007年第四期，其50周年的纪念特刊上，生于70年代的安妮宝贝追忆着她的故乡。《世纪之约》是特别为她量身定做的栏目，在此之前，她的作品《莲花》曾因为在《收获》上发表而遭遇冷眼，人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收获》发表这样的文字
50岁的《收获》摊在手中，沉了几分，封面是雍容的中国红，镶嵌着烫金的“50”字样，昨日和今日在厚实的页码中缓缓流过。
一直以来，《收获》统领的几乎是中国文坛的“国家队”：老舍的《茶馆》发布在《收获》创刊号上；文革后刊登的“伤痕文学”，以及谌容的《人到中年》等小说引发举国反思；余华、苏童、格非等皆从这里获得文坛的通行证，而王朔将小说《五花肉》投到《收获》，被当时的《收获》编辑程永新拎出了另一个名字《顽主》后发表，自此便洛阳纸贵。评论界纷纷发言，表示“王朔这个人，以后要注意了”。
20年前，冰心在《收获》创刊30周年的祝辞中，曾把《收获》称作“我心中的红玫瑰”，她表示，每当《收获》到了，自己一定从头细看，而且常常堆在案头，到了一年终了，才捆起放在壁橱里。
20年后，在它50岁的时候，《收获》依然是几代人的文学图腾，处变不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胡传吉自2004年起开始为报纸撰写《期刊观察》专栏，他告诉记者，最近特别去翻看了《收获》这几十年的目录，发现《收获》“基本上没有漏掉同时代不一定优秀但最重要或有重大争议的作家作品”。
心中的玫瑰送给谁?
现在，《收获》的发行量稳定在12.3万左右，依然是文学期刊的佼佼者，是中国作家们的必读杂志，只是昔日韶华不再。阅读《收获》逐步成为了一种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清华大学南门外的报刊亭内，因为并非热卖，每次只进两三本《收获》，很快就卖光了。北京中关村超大型的图书卖场“第三极”，偌大的杂志区倒是保留的架子，但密匝匝地挤进了《读书》《青年文摘》和《万象》，并没有《收获》的踪影。
根据豆瓣网的统计，喜欢读《收获》的人，同时还喜欢看《读书》《中国国家地理》等杂志，毗邻北京大学的“柏拉图咖啡文化沙龙”内有一面纯文学杂志的陈列墙，郑重地将最醒目的架子贴上了《收获》标签，但大约是读者看完后没有及时归位的缘故，记者没有找到，只是 “收获”小小的字牌，摆在那里，余威尚在。
《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担忧的是文学的好时期正在衰退，且没有改善的迹象，文学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代，而好的优秀的作家，要去超越他们已经写出的精品已经很困难! “(我怀疑)是否一个好的作家已经写完了他们好的作品，比如莫言要超过《丰乳肥臀》太难了，王安忆很难超越《长恨歌》。”程永新表示，尽管文学的题材越来越宽松，除了不能够涉及到意识形态，无论是关于人的生活，还是精神领域都可以探讨，但是被边缘化倾向非常严重。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期刊观察》专栏作者胡传吉认为，就自己的阅读感受而言，当下的文学作品已经越来越市井化，越来越油滑。而身为小说创作者和文学杂志编辑的徐则臣介绍，最好的作家仍然在写作品，但整体上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在下降，其中不乏跟风的伪劣作品。程永新认为，自2000年起，种种迹象就表明，中国文化的传承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传统文化受到了挑战，出版不断的商业化，知识分子对社会没有影响力。而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将导致写作的艰难。
程永新表示，以后怎么样发展还很难说。但“哪怕到了世纪后、后后现代，社会也需要有一个标准。《收获》提供了一种文化的隐藏的价值要准确，要真实地表现和反映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生活。”
《收获》的新生力军如何传承?
“《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在《收获》50年纪念特刊的目录上方，巴金的话语醒目。《收获》副总编程永新介绍，这是一期青年作家专号，他们确是有意识地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更有实力的青年人选。这里几乎是70年代写作人的一个聚会，且大都是作协会员，他们在网络上如鱼得水，但是仍然对传统文学期刊情有独钟。
生于1975年的闫红则始终把在《收获》上发表小说作为奋斗目标，虽然她早已凭借“误读红楼》在网络成名，其新近出版的随笔集录《她们谋生亦谋爱》与安意如并肩排入畅销系列。闫红坦言自己曾经遭遇过《收获》退稿，但闰红表示，倘若将来能够写出好小说，第一个念头还是要投到《收获》，因为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本期小说《伞兵与卖油郎》的作者徐则臣认为，“与网络相比，文学期刊更厚重一些，真正的好作家基本上还是文学期刊培养出来的，尤其是像《收获》这样的一流刊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队’的验收标准，在这里发表的文章，含金量要更高一些，文学精神也更纯粹，因为你在有限的空间里必须拿出可信的硬货。”
程永新告诉记者，《收获》一直注重发掘新人，不过，他表示不能够因此而降低标准，不能因为只有16岁就应该比60岁写得粗糙。曾经发掘了余华、格非等腕级作家的程永新对于70后军团仍然存疑虑，他表示这里面不乏有才华的作家和作品，但尚不能够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形成合力。
“惟一的办法就是精进深入，好好写。”徐则臣表示，他的乐趣在于阅读经典，写想写的东西，然后将发表的文字贴在网上，并与朋友合办了非营利的“左岸文化网”，探讨“文学的现状和出路”“读书的下岗问题”以及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他拒绝为挣钱去写电视剧，不愿意轻率地把笔写坏。自诩为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徐则臣依旧租着老房子，在每周的一、三、五晃悠着穿过北京城，坚持回到最朴素、最基本的小说立场。
网络时代，《收获》的阵地在哪里
生于1974年的报刊评论人韩浩月告诉记者，他一直对《收获》怀存敬畏之心，“我们这代人都是有文学理想的。”2000年以后，他几乎没有看过纯文学期刊，但3个月前单位处理包括《收获》在内的旧杂志，他买了好几本，抱着很挑剔的态度去读，结果一口气就读完了，韩浩月有些欣慰地告诉记者，他找到了久违的阅读小说的感觉，“绝大多数作品还是很优秀，作家的面孔很熟，写作的风格没变，文学的气场还在。”
不过，韩浩月认为自己和《收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最重要的原因则是风格迥异：“《收获》还沿着旧有的道路，我已经完全市场化”。对于一个网络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比如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网络写手，活跃的民营出版者，包括电子杂志和博客等，成功的途径不止三条四条。文学期刊不再是通向文坛的惟一途径。
2007年7月，33岁的土豆网CEO王微出版了《等待夏天》，这是一部描述中国IT人留美生活的作品。10年前的旧作，从旧电脑中捞出来，偶然地转到了《收获》杂志，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发表了。“我在这之前，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收获》，这本巴金在世时主编几十年，据说是中国最牛的文学杂志。”“圈子和圈子的距离，很远。”王微说。
新书的腰封上因此打上了醒目的广告：“殿堂级文学刊物，《收获》主打长篇。”但是王微此前没有看过《收获》，不晓得《收获》的鼎鼎大名，此后也没有看过《收获》，编辑们也不知道土豆网CEO何方神圣。
王微告诉记者，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觉得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理解人们对《收获》的仰慕，那就像每个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标志性刊物。王微甚至不读中文小说，在王微心目中，所谓文字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论是历史记录，还是科学记录，就像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文字节奏感无懈可击。不过，王微还是买了两百本《收获》放着，有朋友要就发，如今已经发得差不多了。
新世纪后的《收获》和纯文学一道走下了圣坛。靠一部小说红遍中国，并能换取户口、工作甚至名利的故事早已经是天方夜谭。上世纪80年代初，当《收获》发行量曾经达到创纪录的100万份时，巴金曾主动提出降低发行量，因为全民读小说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大家都通过小说来关注社会问题，小说便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
在70后的评论人韩浩月心中，早已疏离的《收获》始终还是一根标杆，让文学不至于在时代的喧嚣中轰然倒塌。对于80后、90后而言，《收获》是一本崭新的杂志，17岁的高中女生许婷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收获》杂志，她倒是常常去土豆网，第一眼她就扫到了安妮宝贝，许婷感叹：“安妮宝贝要出新书了，不过起印才40万册。”
《收获》50年的时候，选择70后充当了文学代际的枢纽。安妮宝贝在《世纪之约》中忧郁地回望：“新的城市出现，旧的城市消失。有些人曾记得它的旧模样，有些人还记得一点点，有些人将完全不知道。他们被断绝了与这座城市历史之间的关系，断绝了与它的优雅和信念的关联。”
50岁的《收获》摊在手中，沉了几分，封面是雍容的中国红，镶嵌着烫金的“50”字样，昨日和今日在厚实的页码中缓缓流过。
一直以来，《收获》统领的几乎是中国文坛的“国家队”：老舍的《茶馆》发布在《收获》创刊号上；文革后刊登的“伤痕文学”，以及谌容的《人到中年》等小说引发举国反思；余华、苏童、格非等皆从这里获得文坛的通行证，而王朔将小说《五花肉》投到《收获》，被当时的《收获》编辑程永新拎出了另一个名字《顽主》后发表，自此便洛阳纸贵。评论界纷纷发言，表示“王朔这个人，以后要注意了”。
20年前，冰心在《收获》创刊30周年的祝辞中，曾把《收获》称作“我心中的红玫瑰”，她表示，每当《收获》到了，自己一定从头细看，而且常常堆在案头，到了一年终了，才捆起放在壁橱里。
20年后，在它50岁的时候，《收获》依然是几代人的文学图腾，处变不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胡传吉自2004年起开始为报纸撰写《期刊观察》专栏，他告诉记者，最近特别去翻看了《收获》这几十年的目录，发现《收获》“基本上没有漏掉同时代不一定优秀但最重要或有重大争议的作家作品”。
心中的玫瑰送给谁?
现在，《收获》的发行量稳定在12.3万左右，依然是文学期刊的佼佼者，是中国作家们的必读杂志，只是昔日韶华不再。阅读《收获》逐步成为了一种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清华大学南门外的报刊亭内，因为并非热卖，每次只进两三本《收获》，很快就卖光了。北京中关村超大型的图书卖场“第三极”，偌大的杂志区倒是保留的架子，但密匝匝地挤进了《读书》《青年文摘》和《万象》，并没有《收获》的踪影。
根据豆瓣网的统计，喜欢读《收获》的人，同时还喜欢看《读书》《中国国家地理》等杂志，毗邻北京大学的“柏拉图咖啡文化沙龙”内有一面纯文学杂志的陈列墙，郑重地将最醒目的架子贴上了《收获》标签，但大约是读者看完后没有及时归位的缘故，记者没有找到，只是 “收获”小小的字牌，摆在那里，余威尚在。
《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担忧的是文学的好时期正在衰退，且没有改善的迹象，文学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代，而好的优秀的作家，要去超越他们已经写出的精品已经很困难! “(我怀疑)是否一个好的作家已经写完了他们好的作品，比如莫言要超过《丰乳肥臀》太难了，王安忆很难超越《长恨歌》。”程永新表示，尽管文学的题材越来越宽松，除了不能够涉及到意识形态，无论是关于人的生活，还是精神领域都可以探讨，但是被边缘化倾向非常严重。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期刊观察》专栏作者胡传吉认为，就自己的阅读感受而言，当下的文学作品已经越来越市井化，越来越油滑。而身为小说创作者和文学杂志编辑的徐则臣介绍，最好的作家仍然在写作品，但整体上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在下降，其中不乏跟风的伪劣作品。程永新认为，自2000年起，种种迹象就表明，中国文化的传承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传统文化受到了挑战，出版不断的商业化，知识分子对社会没有影响力。而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将导致写作的艰难。
程永新表示，以后怎么样发展还很难说。但“哪怕到了世纪后、后后现代，社会也需要有一个标准。《收获》提供了一种文化的隐藏的价值要准确，要真实地表现和反映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生活。”
《收获》的新生力军如何传承?
“《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在《收获》50年纪念特刊的目录上方，巴金的话语醒目。《收获》副总编程永新介绍，这是一期青年作家专号，他们确是有意识地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更有实力的青年人选。这里几乎是70年代写作人的一个聚会，且大都是作协会员，他们在网络上如鱼得水，但是仍然对传统文学期刊情有独钟。
生于1975年的闫红则始终把在《收获》上发表小说作为奋斗目标，虽然她早已凭借“误读红楼》在网络成名，其新近出版的随笔集录《她们谋生亦谋爱》与安意如并肩排入畅销系列。闫红坦言自己曾经遭遇过《收获》退稿，但闰红表示，倘若将来能够写出好小说，第一个念头还是要投到《收获》，因为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本期小说《伞兵与卖油郎》的作者徐则臣认为，“与网络相比，文学期刊更厚重一些，真正的好作家基本上还是文学期刊培养出来的，尤其是像《收获》这样的一流刊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队’的验收标准，在这里发表的文章，含金量要更高一些，文学精神也更纯粹，因为你在有限的空间里必须拿出可信的硬货。”
程永新告诉记者，《收获》一直注重发掘新人，不过，他表示不能够因此而降低标准，不能因为只有16岁就应该比60岁写得粗糙。曾经发掘了余华、格非等腕级作家的程永新对于70后军团仍然存疑虑，他表示这里面不乏有才华的作家和作品，但尚不能够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形成合力。
“惟一的办法就是精进深入，好好写。”徐则臣表示，他的乐趣在于阅读经典，写想写的东西，然后将发表的文字贴在网上，并与朋友合办了非营利的“左岸文化网”，探讨“文学的现状和出路”“读书的下岗问题”以及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他拒绝为挣钱去写电视剧，不愿意轻率地把笔写坏。自诩为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徐则臣依旧租着老房子，在每周的一、三、五晃悠着穿过北京城，坚持回到最朴素、最基本的小说立场。
网络时代，《收获》的阵地在哪里
生于1974年的报刊评论人韩浩月告诉记者，他一直对《收获》怀存敬畏之心，“我们这代人都是有文学理想的。”2000年以后，他几乎没有看过纯文学期刊，但3个月前单位处理包括《收获》在内的旧杂志，他买了好几本，抱着很挑剔的态度去读，结果一口气就读完了，韩浩月有些欣慰地告诉记者，他找到了久违的阅读小说的感觉，“绝大多数作品还是很优秀，作家的面孔很熟，写作的风格没变，文学的气场还在。”
不过，韩浩月认为自己和《收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最重要的原因则是风格迥异：“《收获》还沿着旧有的道路，我已经完全市场化”。对于一个网络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比如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网络写手，活跃的民营出版者，包括电子杂志和博客等，成功的途径不止三条四条。文学期刊不再是通向文坛的惟一途径。
2007年7月，33岁的土豆网CEO王微出版了《等待夏天》，这是一部描述中国IT人留美生活的作品。10年前的旧作，从旧电脑中捞出来，偶然地转到了《收获》杂志，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发表了。“我在这之前，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收获》，这本巴金在世时主编几十年，据说是中国最牛的文学杂志。”“圈子和圈子的距离，很远。”王微说。
新书的腰封上因此打上了醒目的广告：“殿堂级文学刊物，《收获》主打长篇。”但是王微此前没有看过《收获》，不晓得《收获》的鼎鼎大名，此后也没有看过《收获》，编辑们也不知道土豆网CEO何方神圣。
王微告诉记者，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觉得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理解人们对《收获》的仰慕，那就像每个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标志性刊物。王微甚至不读中文小说，在王微心目中，所谓文字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论是历史记录，还是科学记录，就像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文字节奏感无懈可击。不过，王微还是买了两百本《收获》放着，有朋友要就发，如今已经发得差不多了。
新世纪后的《收获》和纯文学一道走下了圣坛。靠一部小说红遍中国，并能换取户口、工作甚至名利的故事早已经是天方夜谭。上世纪80年代初，当《收获》发行量曾经达到创纪录的100万份时，巴金曾主动提出降低发行量，因为全民读小说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大家都通过小说来关注社会问题，小说便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
在70后的评论人韩浩月心中，早已疏离的《收获》始终还是一根标杆，让文学不至于在时代的喧嚣中轰然倒塌。对于80后、90后而言，《收获》是一本崭新的杂志，17岁的高中女生许婷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收获》杂志，她倒是常常去土豆网，第一眼她就扫到了安妮宝贝，许婷感叹：“安妮宝贝要出新书了，不过起印才40万册。”
《收获》50年的时候，选择70后充当了文学代际的枢纽。安妮宝贝在《世纪之约》中忧郁地回望：“新的城市出现，旧的城市消失。有些人曾记得它的旧模样，有些人还记得一点点，有些人将完全不知道。他们被断绝了与这座城市历史之间的关系，断绝了与它的优雅和信念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