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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曾祺小说在20世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具有重大意义。他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独特叙事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多是描写故人往事，记录的是一个正在消逝的时代，他努力将中西、古今打通，所著的小说多为短篇，具有明显的京味风格，并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汪氏文体”，而這一切都和他小说中的叙事艺术是分不开的，叙述时间对于作品风格化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从叙述时间的角度来分析汪曾祺短篇小说的创作，汪曾祺的小说一般没有清晰明确的时间标志，因此呈现出一种时间模糊感。小说中开头的叙事时间往往长于故事时间，对于地域人文地理的交待占据大篇幅，这也是汪曾祺小说悠闲舒缓风格的重要来源。同时，在叙事中常选择集体化或个人化的节日作为时间刻度，将时间人文化，强化了小说的诗意美感。
关键词：汪曾祺;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叙事艺术
文章编号：978 -7- 80 736 -771 -O（2019） 03 - 066 - 04
汗曾祺曾说：“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1]然而，在对故人往事的描写中，常常使我们有一种“书中事是身边事”的幻觉，行文中并没有明确的时间交代，故事的讲述也仿佛漫谈一般展开，舒缓悠闲，使人不经意间进入状态。汗曾祺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人胜”[2]，因此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往往长于故事时间，人物的行动和情节的发展缓慢，别有一番闲散滋味。
一、模糊的时间标志和时间整体性
（一）模糊的时间标志
如果主动从汗曾祺的小说中寻找具体的历史时间标志，那么很难有什么发现，除了少数以抗战和文革时期为背景的小说点明了历史时间，汗曾祺的绝大多数小说中都没有可以捕捉的时间标志。除非你从他小说的内容中捕捉一些属于过去的词汇，比如《鸡毛》中丌篇第一句“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时间点，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抗口战争时期。我们从作者的口中或许可以知道他笔下的故事大致处于哪个时期，汗曾祺曾说，“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的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3]他的故事是旧时的事情，然而在实际的阅读体验中却很难感知到，时间界限依然十分模糊。即使是放在已经完全现代化的当下，我们仍然会觉得汗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就发生在某处位置偏僻、经济欠发达的寻常百姓家。造成这种阅读感受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对时间标志的选择。
汗曾祺没有选择公元纪年的时间标志，也没有在丌头或结尾点出某个历史阶段，他的选择是十分独特的，也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时间观念和背后营造出的审美意蕴。他的小说甚至没有时间标志，只做统一的交代，所写的事情似乎充斥在时间的仟何一个角落。小说《职业》第一段中这样写道：
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街上的居民铺户、大人小孩、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小教堂的牧师，和这些叫卖的人自己，都听得很熟了。[4]
小说主要描写了义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不同的吆喝声，有时是专收旧衣烂衫牙口极好的中年女人，有时是卖杨梅卖玉麦粑粑的苗族少女，还有十一二岁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吆喝中的具有民俗气息的物品和吃食，以及吆喝者的个人特色成为了小说着重表现的对象。由于时间细节交代不清，于是，这些吆喝声仿佛早已融人街道的生活中，成为不可缺少的有趣的风景。时间的模糊感使小说整体悬于人类的生存体验之上，历史背景和具体的人事交代早已不是主旨，在混沌的时空中单纯感受一声“吆喝”，带来一种完全的闲适体验。相似的还有《晚饭花》中的时间叙述，主人公李小龙总在黄昏放学的时候去看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的王玉英，小说贯穿始终的只有这一个情节，时间点也仅仅只有“黄昏”。故事从发生到结尾似乎都只是处于黄昏，再无多余的背景交代，“看”的动作被绝对的凸显出来，从王玉英坐在家门口绣花到后来的嫁给钱老五，李小龙“看”的心情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于是他无奈发出一声感叹，“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在仿若停滞的时间中，少年“看”少女的心情不断的循环，而后发生渐变，成为一种诗意的存在。
（二）时间整体性
时间的整体观是与大地之道的整体观相联系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形式。[5]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在汗曾祺的小说中这种整体性体现的尤为明显。排除人类社会的历史时间标志，他的小说中是另一种独特的时间呈现方式。小说《鉴赏家》中有这样的表述：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丌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丌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果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6]
在这段文宁中一共出现了两种时间表述，一种是像“立春”、“重阳”这样的节令时间，第二种是像“桃子下来时”、“夏天卖瓜”、“菊花丌过了”这样的以农作物和植物的生长时间作为标志。而这两种标志都有一个共同点，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指向农事活动，节气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节气最重要的作用是方便农事活动，而瓜果鲜梨的成熟就是更直白的农业时间标志。除了《鉴赏家》这一篇，汗曾祺的其他小说也是如此，《大淖记事》中有挑鲜货的姑娘发髻上“清明插一个柳球，端午插一丛艾叶”，《受戒》中虽然主线故事是讲述明海受戒这一事，但是义中还大量穿插着荸荠庵一带的民俗生活，时间的呈现方式依旧是整体性时间标志，“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都是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标志，在后续的描写中也延续了这种时间表现方式，“薅第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揭示了故事中的时间，此类整体性的时间符号已经成为了汗曾祺小说中的记时标志。 这种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标志并不等同于具体明确的时间标志，也不等同于历史时间标志，它并不是指向特定的某一个年月口，或者是时间点，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标志无法作为一个个体从整个时间尺度中抽离出来独立存在，它本身就是时间标尺中的一个循环往复。这种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不是属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是属于果农叶三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某些特定的人，而是整个农耕社会中所有人共用的时间，是社会的整体时间。[7]
时间意识的产生，意味着人们对大地万象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认识和把握，丌始脱离了混沌迷茫的状态，逐渐进行秩序性的整理同时也丌始了对于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长幼延续的生命过程的焦灼的体验。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市意识，一头连着生命意识。[8]汪曾祺小说中的整体性时间是一种世俗生活的时间，时间的一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活动，时间的另一头指向的便是万物枯荣、季节更替的宇市和自然。于是，小说中的故事、人物的活动便不在是孤立的个体，相反它昭示的是在人和环境的统一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本质的人的存在状态。在他的小说中人的活动线索和自然的记时方式联结在一起，因而小说中的人物也体现出了自然性和一种健康的人性，叙事变得自然随意，人、景、情都成为了最自然的生命哲学。汪曾棋这种整体性的时间观念显示的依旧是其“生活的式样就是小说的式样”的创作哲学，因为这种时间意识正是其小说所关注的生活本身所秉持所具现的时间式样，而这种时间式样里面，蕴藏的是“人是文化的产物而非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文化密码，并决定了汪曾祺小说“自然”、“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
一、叙事时长的变形
叙述时间中的时长主要探讨的是“底本时间”中的事件总量和“述本时间”中描述这些事件的文本包容的时间总量之间的关系。其实与其称为“时长”问题，不如称之为叙事文本对故事的“时长变形”，衡量二者的长度关系需要有一个衡量的“基准”，这个“基准”目前很难有统一观点，比较好的衡量方式是大致以“一个对话场景”为参照：如果假设某个场景不受叙述者的叙述干预，也不带任何省略，我们就大致可以视之为故事时长和文本时长等同。而根据故事时间和在文本时间之比由大到小，也就是速度由快到慢，我们可以把叙事时间的时长变形区分为包括五种形态，即“省略”“概述”“场景”“延缓”和“停顿”。“时长”的变形带来“速度”的变化，“速度”的变化带来“节奏效果”。叙事时间速度，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9]不同作者筆下的作品的叙事速度一定是不一致的，由此影响了作品的节奏效果，而这也是塑造和形成作者个人风格重要的一点。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便是闲散、自由，他的小说中并不包含强烈的戏剧性突转，也没有过于密集的情节。他的小说多是从介绍地方风物起笔，而后慢慢引出在环境中孕育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有可能是朴素的村妇，有可能是街头巷尾叫卖的小贩，也有可能是米油粮店里的伙计。故事的情节简单，情节单位也很小，一声“叫卖”都是无尽写头，他所记述的皆是芸芸众生最平凡的生活状态。底本时间往往是以人类观察和体验到的口、月以及大体的运转周期来制定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时间。然而当叙述者主动介入到底本时间，将底本时间加以扭动、推动或者拘束，述本时间就因此产生了。底本时间的长度和述本时间的长度差异造成了叙事速度的不同。在两者的转换之间，人作为叙事者的视野、知识、情感的投入，成为了左右叙事时间速度的不同。汪曾祺在《小说笔谈》中就曾经谈到小说的节奏问题。他认为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同时，他用了另外一个概念——“节奏”来代替了“结构”。“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10]很明显在这里汪曾祺给出的小说结构的定义并不同于以往人们对小说的定义，他所追求的的并不是情节集中节奏紧凑的小说，相反，他的小说更有散文和诗的味道，仿佛血脉流动，并不激烈强劲，不论是人物还是情节都已经内化为了作者想要表现的“义气”，成为了低调平实的存在。那么汪曾祺又是如何调动他小说的节奏来实现这种舒缓自然的文风呢？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曾经总结过中国人的叙事思维，由于时间整体性观念，使得中国著作家往往把叙事作品的丌头，当做与天地精神和历史运行法则打交道的契机，在宏观时空、或者超时空的精神自由状态中，建立大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相沟通的总枢纽。[11]而汪曾祺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叙事方式，小说丌头的底本时间和述本时间之间的时长变形是停顿，他将笔墨大篇幅的用于介绍故事背景下的地方风物和人文情理。例如小说《大淖记事》主要讲述了少女巧云和小锡匠之间的爱情故事，然而在小说开头，作者将笔墨延伸至故事发生的很久以前。小说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大淖这一水地的地理环境、周遭村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和故事主线毫无关系的一个轮船公司的兴亡过程也着笔不少，直到第一部分结束，也没有人物出场。丌头的缓慢节奏将全文的基调奠定了下来，帮助小说形成属于自身内部的环境圈。由此建立了小说内部生态中天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的“总枢纽”，以巨大的时间跨度，储存的大人之道的文化密码。小说《大淖记事》丌头的铺陈到第一部分结束便道出了这一“文化密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除了开头的叙述节奏缓慢，在情节进展时叙述的时长变形也多是延缓，小说《大淖记事》在介绍巧云出场前，已经将大淖这一地方人物的主要生活来源介绍完毕，同时追本溯源的讲述了巧云妈妈的身世，叙述细腻绵长。当主要人物巧云、小锡匠和刘号长全部出现时，作者的更多笔墨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上，叙述节奏继续延缓。然而特别的是，关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直接互动，叙述的速度明显加快，省略了前篇关于地方风物和人义细节的描写，甚至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心理活动。《大淖记事》结尾时巧云和小锡匠之间一番坦率简短的对话，将一向悠远绵长的叙述节奏给以灵巧的结尾，节奏的加快顿时让人感觉神清气爽，颇具俏皮和灵气。 三、独特的时间刻度选择和时间人文化
（一）独特的时间刻度
汪曾祺的小说在开头采取了大跨度的时间操作，以期望得到和天人之道相接轨，这就使得他的作品不会只专注于一人一事的细节描写，而是要在宏观操纵中充满对历史和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也因此，在小说的创作中，他的时间刻度选择不会完全拘泥于个人，而是会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可以用以“纪念”的共同的人类时间。
关于独特的时间刻度，杨义认为中国作家经常采用的是生日和节日两种方式。在这里可以将生日理解为个人化的时间，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人物婚丧嫁娶的时间，这种个人化的时间虽然描写的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但是指向的却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的共同时间，衍生出的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体验。而节日则可以理解为是集体化的时间，例如汪曾祺小说中的灯节、端午节，伴随着生日和节日的是相应的节日仪式和节日风俗，这些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成为了占比极大的存在。集体化的时间则是众多个体共同拥有的某一段时间，由于参与人数的众多，必然会迎来一种天人宇宙之间的沟通感受。人与天地鬼神沟通对话，与信仰、神话、传说、娱乐相交织的时间扭结，将人物和生活置于这种独特的时间刻度之中，得到属于整个人类的整体性经验，节日在这样的过程中被“诗化”。
那么在具体的作品中节日又是如何变成人文化的时间刻度的呢？
（二）节日的人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大量选择和运用个人性的节日时间刻度，由于汪曾祺小说中多次描绘女性形象，诸如《水蛇腰》、《兽医》、《忧郁症》、《毋忘我》、《晚饭花》等，并且常以婚姻、婚礼作为观照女性命运的视点，借以表现年轻女性的生存状态，笔者就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晚饭花》中的《珠子灯》中，孙淑芸自从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人生的命运轨迹便开始由原生的男权系统进入到了另一个男权系统，并随之波动。她婚姻第二年娘家赠予的珠子灯似乎象征了她命运的起伏，起初夫妻二人琴瑟和谐，珠子灯散发的光芒柔和似水，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暖昧的希望。王常生思想很新，于是孙淑芸把脚放了，王常生在南京病重死了，于是，那盏象征着幸福多子的珠子灯从此也暗淡了，她命运的声响也随着散落的珠子灯滴滴答答的掉落了。《水蛇腰》中的崔兰亦是如此，她身世简单，父亲是面粉厂的账房先生，却没想到被朱家的少爷看上。从此以后，她的人生便随着丈夫发生了突转，她再也不是那个六年制小学里简单的学生了，新的少夫人身份使她成为了万丰楼上穿金戴银的被人艳羡的角色，只是，后续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在汪曾祺小说的民间叙事中，女性的婚姻意味着生活乃至命运的转变，她将脱离原有的家庭模式，从此被纳入新的循环体系内，在作者平实无痕的节日叙述中，这种无常感和宿命感显得更为可怖，也不由得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而汪曾棋的小说中对集体性节日时间刻度的选择和运用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故里三陈·陈四》里“迎神赛会”了。《故里三陈·陈四》全篇用大量篇幅尽情渲染、铺陈了江南地区在传统节日时候的民俗风情“迎神赛会”，为全文打上了一种悠远、古朴的底色，这是一股朴野粗犷的文化氛围，给全文定下了一个厚重的历史感基调，同时酝酿出在这种深沉底色下明亮的欢乐情调。这保持了一贯的汪氏风格，在此铺垫之后，下文仅用了几百字点出踩高跷的陈四在这种古老、蒙昧的节日氛围中的挨打、大病、卖灯。人物命运就这样被浸泡在浓重的古朴风习之中，背景的历史感油然而生，同时也凸显了小说的历史氛围和现实深度。并且，通过对节日风俗的描写，还可以折射出特定地方、特定人群的人文状态，并寻找到它的人文根源，小写的“人”是在大写的“人”之下的活物，历史的厚重古朴与人物命运的起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汪曾棋深得中国节日传统的文化精髓，在文本中大量呈现节日、风俗，不仅在于涂抹文本的地方色彩，更在于发掘特定地域的人文状态之根，探寻人类的生存状态，也即寻找“人”。
四、总结
如同汪曾祺本人对于小说创作的观点“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12]，他的叙事策略本身就夹杂着抒情的笔触，是自由的，也是诗意的。绌读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为常人推敲琢磨的技巧在他的笔下是不着痕迹的，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叙述时间，是汪曾祺回归自然与传统的选择，这一选择化为了他笔下人物故事的生发背景，是共同的作为人类经验的时间，所酝酿和呈现出的是一副巨大的带着历史印记的人物状态图。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菰蒲深处[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
[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8.
[3][4][6]汪曾祺，汪曾祺作品集（小说卷）[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5][8][1 0][1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楊红莉.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
[9][1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江苏：江苏文艺H版社.1994.
关键词：汪曾祺;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叙事艺术
文章编号：978 -7- 80 736 -771 -O（2019） 03 - 066 - 04
汗曾祺曾说：“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1]然而，在对故人往事的描写中，常常使我们有一种“书中事是身边事”的幻觉，行文中并没有明确的时间交代，故事的讲述也仿佛漫谈一般展开，舒缓悠闲，使人不经意间进入状态。汗曾祺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人胜”[2]，因此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往往长于故事时间，人物的行动和情节的发展缓慢，别有一番闲散滋味。
一、模糊的时间标志和时间整体性
（一）模糊的时间标志
如果主动从汗曾祺的小说中寻找具体的历史时间标志，那么很难有什么发现，除了少数以抗战和文革时期为背景的小说点明了历史时间，汗曾祺的绝大多数小说中都没有可以捕捉的时间标志。除非你从他小说的内容中捕捉一些属于过去的词汇，比如《鸡毛》中丌篇第一句“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时间点，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抗口战争时期。我们从作者的口中或许可以知道他笔下的故事大致处于哪个时期，汗曾祺曾说，“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的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3]他的故事是旧时的事情，然而在实际的阅读体验中却很难感知到，时间界限依然十分模糊。即使是放在已经完全现代化的当下，我们仍然会觉得汗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就发生在某处位置偏僻、经济欠发达的寻常百姓家。造成这种阅读感受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对时间标志的选择。
汗曾祺没有选择公元纪年的时间标志，也没有在丌头或结尾点出某个历史阶段，他的选择是十分独特的，也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时间观念和背后营造出的审美意蕴。他的小说甚至没有时间标志，只做统一的交代，所写的事情似乎充斥在时间的仟何一个角落。小说《职业》第一段中这样写道：
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街上的居民铺户、大人小孩、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小教堂的牧师，和这些叫卖的人自己，都听得很熟了。[4]
小说主要描写了义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不同的吆喝声，有时是专收旧衣烂衫牙口极好的中年女人，有时是卖杨梅卖玉麦粑粑的苗族少女，还有十一二岁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吆喝中的具有民俗气息的物品和吃食，以及吆喝者的个人特色成为了小说着重表现的对象。由于时间细节交代不清，于是，这些吆喝声仿佛早已融人街道的生活中，成为不可缺少的有趣的风景。时间的模糊感使小说整体悬于人类的生存体验之上，历史背景和具体的人事交代早已不是主旨，在混沌的时空中单纯感受一声“吆喝”，带来一种完全的闲适体验。相似的还有《晚饭花》中的时间叙述，主人公李小龙总在黄昏放学的时候去看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的王玉英，小说贯穿始终的只有这一个情节，时间点也仅仅只有“黄昏”。故事从发生到结尾似乎都只是处于黄昏，再无多余的背景交代，“看”的动作被绝对的凸显出来，从王玉英坐在家门口绣花到后来的嫁给钱老五，李小龙“看”的心情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于是他无奈发出一声感叹，“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在仿若停滞的时间中，少年“看”少女的心情不断的循环，而后发生渐变，成为一种诗意的存在。
（二）时间整体性
时间的整体观是与大地之道的整体观相联系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形式。[5]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在汗曾祺的小说中这种整体性体现的尤为明显。排除人类社会的历史时间标志，他的小说中是另一种独特的时间呈现方式。小说《鉴赏家》中有这样的表述：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丌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丌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果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6]
在这段文宁中一共出现了两种时间表述，一种是像“立春”、“重阳”这样的节令时间，第二种是像“桃子下来时”、“夏天卖瓜”、“菊花丌过了”这样的以农作物和植物的生长时间作为标志。而这两种标志都有一个共同点，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指向农事活动，节气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节气最重要的作用是方便农事活动，而瓜果鲜梨的成熟就是更直白的农业时间标志。除了《鉴赏家》这一篇，汗曾祺的其他小说也是如此，《大淖记事》中有挑鲜货的姑娘发髻上“清明插一个柳球，端午插一丛艾叶”，《受戒》中虽然主线故事是讲述明海受戒这一事，但是义中还大量穿插着荸荠庵一带的民俗生活，时间的呈现方式依旧是整体性时间标志，“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都是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标志，在后续的描写中也延续了这种时间表现方式，“薅第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揭示了故事中的时间，此类整体性的时间符号已经成为了汗曾祺小说中的记时标志。 这种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标志并不等同于具体明确的时间标志，也不等同于历史时间标志，它并不是指向特定的某一个年月口，或者是时间点，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标志无法作为一个个体从整个时间尺度中抽离出来独立存在，它本身就是时间标尺中的一个循环往复。这种以农事为中心的时间不是属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是属于果农叶三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某些特定的人，而是整个农耕社会中所有人共用的时间，是社会的整体时间。[7]
时间意识的产生，意味着人们对大地万象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认识和把握，丌始脱离了混沌迷茫的状态，逐渐进行秩序性的整理同时也丌始了对于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长幼延续的生命过程的焦灼的体验。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市意识，一头连着生命意识。[8]汪曾祺小说中的整体性时间是一种世俗生活的时间，时间的一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活动，时间的另一头指向的便是万物枯荣、季节更替的宇市和自然。于是，小说中的故事、人物的活动便不在是孤立的个体，相反它昭示的是在人和环境的统一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本质的人的存在状态。在他的小说中人的活动线索和自然的记时方式联结在一起，因而小说中的人物也体现出了自然性和一种健康的人性，叙事变得自然随意，人、景、情都成为了最自然的生命哲学。汪曾棋这种整体性的时间观念显示的依旧是其“生活的式样就是小说的式样”的创作哲学，因为这种时间意识正是其小说所关注的生活本身所秉持所具现的时间式样，而这种时间式样里面，蕴藏的是“人是文化的产物而非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文化密码，并决定了汪曾祺小说“自然”、“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
一、叙事时长的变形
叙述时间中的时长主要探讨的是“底本时间”中的事件总量和“述本时间”中描述这些事件的文本包容的时间总量之间的关系。其实与其称为“时长”问题，不如称之为叙事文本对故事的“时长变形”，衡量二者的长度关系需要有一个衡量的“基准”，这个“基准”目前很难有统一观点，比较好的衡量方式是大致以“一个对话场景”为参照：如果假设某个场景不受叙述者的叙述干预，也不带任何省略，我们就大致可以视之为故事时长和文本时长等同。而根据故事时间和在文本时间之比由大到小，也就是速度由快到慢，我们可以把叙事时间的时长变形区分为包括五种形态，即“省略”“概述”“场景”“延缓”和“停顿”。“时长”的变形带来“速度”的变化，“速度”的变化带来“节奏效果”。叙事时间速度，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9]不同作者筆下的作品的叙事速度一定是不一致的，由此影响了作品的节奏效果，而这也是塑造和形成作者个人风格重要的一点。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便是闲散、自由，他的小说中并不包含强烈的戏剧性突转，也没有过于密集的情节。他的小说多是从介绍地方风物起笔，而后慢慢引出在环境中孕育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有可能是朴素的村妇，有可能是街头巷尾叫卖的小贩，也有可能是米油粮店里的伙计。故事的情节简单，情节单位也很小，一声“叫卖”都是无尽写头，他所记述的皆是芸芸众生最平凡的生活状态。底本时间往往是以人类观察和体验到的口、月以及大体的运转周期来制定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时间。然而当叙述者主动介入到底本时间，将底本时间加以扭动、推动或者拘束，述本时间就因此产生了。底本时间的长度和述本时间的长度差异造成了叙事速度的不同。在两者的转换之间，人作为叙事者的视野、知识、情感的投入，成为了左右叙事时间速度的不同。汪曾祺在《小说笔谈》中就曾经谈到小说的节奏问题。他认为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同时，他用了另外一个概念——“节奏”来代替了“结构”。“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10]很明显在这里汪曾祺给出的小说结构的定义并不同于以往人们对小说的定义，他所追求的的并不是情节集中节奏紧凑的小说，相反，他的小说更有散文和诗的味道，仿佛血脉流动，并不激烈强劲，不论是人物还是情节都已经内化为了作者想要表现的“义气”，成为了低调平实的存在。那么汪曾祺又是如何调动他小说的节奏来实现这种舒缓自然的文风呢？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曾经总结过中国人的叙事思维，由于时间整体性观念，使得中国著作家往往把叙事作品的丌头，当做与天地精神和历史运行法则打交道的契机，在宏观时空、或者超时空的精神自由状态中，建立大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相沟通的总枢纽。[11]而汪曾祺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叙事方式，小说丌头的底本时间和述本时间之间的时长变形是停顿，他将笔墨大篇幅的用于介绍故事背景下的地方风物和人文情理。例如小说《大淖记事》主要讲述了少女巧云和小锡匠之间的爱情故事，然而在小说开头，作者将笔墨延伸至故事发生的很久以前。小说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大淖这一水地的地理环境、周遭村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和故事主线毫无关系的一个轮船公司的兴亡过程也着笔不少，直到第一部分结束，也没有人物出场。丌头的缓慢节奏将全文的基调奠定了下来，帮助小说形成属于自身内部的环境圈。由此建立了小说内部生态中天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的“总枢纽”，以巨大的时间跨度，储存的大人之道的文化密码。小说《大淖记事》丌头的铺陈到第一部分结束便道出了这一“文化密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除了开头的叙述节奏缓慢，在情节进展时叙述的时长变形也多是延缓，小说《大淖记事》在介绍巧云出场前，已经将大淖这一地方人物的主要生活来源介绍完毕，同时追本溯源的讲述了巧云妈妈的身世，叙述细腻绵长。当主要人物巧云、小锡匠和刘号长全部出现时，作者的更多笔墨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上，叙述节奏继续延缓。然而特别的是，关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直接互动，叙述的速度明显加快，省略了前篇关于地方风物和人义细节的描写，甚至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心理活动。《大淖记事》结尾时巧云和小锡匠之间一番坦率简短的对话，将一向悠远绵长的叙述节奏给以灵巧的结尾，节奏的加快顿时让人感觉神清气爽，颇具俏皮和灵气。 三、独特的时间刻度选择和时间人文化
（一）独特的时间刻度
汪曾祺的小说在开头采取了大跨度的时间操作，以期望得到和天人之道相接轨，这就使得他的作品不会只专注于一人一事的细节描写，而是要在宏观操纵中充满对历史和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也因此，在小说的创作中，他的时间刻度选择不会完全拘泥于个人，而是会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可以用以“纪念”的共同的人类时间。
关于独特的时间刻度，杨义认为中国作家经常采用的是生日和节日两种方式。在这里可以将生日理解为个人化的时间，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人物婚丧嫁娶的时间，这种个人化的时间虽然描写的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但是指向的却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的共同时间，衍生出的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体验。而节日则可以理解为是集体化的时间，例如汪曾祺小说中的灯节、端午节，伴随着生日和节日的是相应的节日仪式和节日风俗，这些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成为了占比极大的存在。集体化的时间则是众多个体共同拥有的某一段时间，由于参与人数的众多，必然会迎来一种天人宇宙之间的沟通感受。人与天地鬼神沟通对话，与信仰、神话、传说、娱乐相交织的时间扭结，将人物和生活置于这种独特的时间刻度之中，得到属于整个人类的整体性经验，节日在这样的过程中被“诗化”。
那么在具体的作品中节日又是如何变成人文化的时间刻度的呢？
（二）节日的人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大量选择和运用个人性的节日时间刻度，由于汪曾祺小说中多次描绘女性形象，诸如《水蛇腰》、《兽医》、《忧郁症》、《毋忘我》、《晚饭花》等，并且常以婚姻、婚礼作为观照女性命运的视点，借以表现年轻女性的生存状态，笔者就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晚饭花》中的《珠子灯》中，孙淑芸自从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人生的命运轨迹便开始由原生的男权系统进入到了另一个男权系统，并随之波动。她婚姻第二年娘家赠予的珠子灯似乎象征了她命运的起伏，起初夫妻二人琴瑟和谐，珠子灯散发的光芒柔和似水，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暖昧的希望。王常生思想很新，于是孙淑芸把脚放了，王常生在南京病重死了，于是，那盏象征着幸福多子的珠子灯从此也暗淡了，她命运的声响也随着散落的珠子灯滴滴答答的掉落了。《水蛇腰》中的崔兰亦是如此，她身世简单，父亲是面粉厂的账房先生，却没想到被朱家的少爷看上。从此以后，她的人生便随着丈夫发生了突转，她再也不是那个六年制小学里简单的学生了，新的少夫人身份使她成为了万丰楼上穿金戴银的被人艳羡的角色，只是，后续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在汪曾祺小说的民间叙事中，女性的婚姻意味着生活乃至命运的转变，她将脱离原有的家庭模式，从此被纳入新的循环体系内，在作者平实无痕的节日叙述中，这种无常感和宿命感显得更为可怖，也不由得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而汪曾棋的小说中对集体性节日时间刻度的选择和运用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故里三陈·陈四》里“迎神赛会”了。《故里三陈·陈四》全篇用大量篇幅尽情渲染、铺陈了江南地区在传统节日时候的民俗风情“迎神赛会”，为全文打上了一种悠远、古朴的底色，这是一股朴野粗犷的文化氛围，给全文定下了一个厚重的历史感基调，同时酝酿出在这种深沉底色下明亮的欢乐情调。这保持了一贯的汪氏风格，在此铺垫之后，下文仅用了几百字点出踩高跷的陈四在这种古老、蒙昧的节日氛围中的挨打、大病、卖灯。人物命运就这样被浸泡在浓重的古朴风习之中，背景的历史感油然而生，同时也凸显了小说的历史氛围和现实深度。并且，通过对节日风俗的描写，还可以折射出特定地方、特定人群的人文状态，并寻找到它的人文根源，小写的“人”是在大写的“人”之下的活物，历史的厚重古朴与人物命运的起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汪曾棋深得中国节日传统的文化精髓，在文本中大量呈现节日、风俗，不仅在于涂抹文本的地方色彩，更在于发掘特定地域的人文状态之根，探寻人类的生存状态，也即寻找“人”。
四、总结
如同汪曾祺本人对于小说创作的观点“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12]，他的叙事策略本身就夹杂着抒情的笔触，是自由的，也是诗意的。绌读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为常人推敲琢磨的技巧在他的笔下是不着痕迹的，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叙述时间，是汪曾祺回归自然与传统的选择，这一选择化为了他笔下人物故事的生发背景，是共同的作为人类经验的时间，所酝酿和呈现出的是一副巨大的带着历史印记的人物状态图。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菰蒲深处[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
[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8.
[3][4][6]汪曾祺，汪曾祺作品集（小说卷）[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5][8][1 0][1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楊红莉.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
[9][1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江苏：江苏文艺H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