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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乔伊斯的《死者》中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形象被赋予了乔伊斯本人的精神特质。以一场家庭聚会为契机，加布里埃尔经历两次象征性的洗礼，即爱与音乐的洗礼，获得了顿悟。乔伊斯借此暗示只有发扬本土文化，结合大陆文化才能拯救都柏林城精神的“瘫痪”。
【关键词】《死者》加布里埃尔顿悟
《死者》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其压轴之作。文中包含的思想深邃广阔，远远超出了文本的容量。作品讲述男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在携妻子参加圣诞聚会时，获得自我认识的复杂过程。在聚会过程中，加布里埃尔经历了爱与音乐象征性的洗礼，最后获得精神顿悟，意识到爱尔兰本土文化的伟大之处。
“精神顿悟”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运用的一种独特创作技巧，“旨在揭示主人公对人生与社会现实瞬间的感悟。”[1]在《死者》中，这种精神顿悟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心理转变，来自于他对爱与文化的深层理解。
一 矛盾的双重态度
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是一名知识分子，他向往先进的西方文化，十分蔑视都柏林民众精神的麻木与平庸。同时，加布里埃尔虽自视甚高，但也迫切寻求集体的认同感。文中，他对两位姨妈极尽奉承与体贴，尽管内心深处他看不起两位姨妈，认为她们只是“无知的老妇人”。对于她们交给他的演讲任务却极为重视，整晚绞尽脑汁，努力迎合着众人的趣味。这体现出加布里埃尔的双重态度：尽管他鄙视爱尔兰文化，看不起庸俗的爱尔兰人，可他又极力迎合爱尔兰人，努力追求社会的认同感。
二 爱的洗礼
加布里埃尔始终处在两种态度的矛盾之中，对于集体认同感的追求也遭到了挫败。他主动向女仆莉莉示好：“我们要参加你跟相好的小伙子的婚礼了吧，对吗？”却引来莉莉一句：“现在这些男人，满嘴骗人的好听话，就想从你身上占便宜。”[2]莉莉对男人无情的嘲讽，使加布里埃尔既尴尬又脸红，却又无话可说。而在舞会上，好友艾弗斯小姐质问他为什么给《每日快报》写文章，他一时语塞，没法为自己辩驳。因为艾弗斯小姐与他学历相当，先是大学同学，后是教书同事，“他不能冒冒失失抬出那种大道理来训她。”
加布里埃尔对于妻子的爱也有着双重矛盾，一方面，加布里埃尔确有对妻子的爱与关心，比如不让她走夜路怕她会感冒，知道妻子出身低微却不顾母亲的微词和她结婚。另一方面，加布里埃尔更多着眼妻子的美丽外表，有时也忍不住对她的浅薄表示轻视。当格瑞塔取笑加布里埃尔的大陆情结，把套鞋说成树胶做的玩意儿时，加布里埃尔对妻子的无知心中不悦，然而格蕾塔却觉得极为逗乐，毫不在意的揶揄丈夫。这种表面和谐实际裂痕巨大的爱情落差，源于加布里埃尔对大陆文化的接受和对本土文化的抗拒。文化上的精英情结和爱情上的自我中心使加布里埃尔与格蕾塔达不到心灵上的理解与共鸣，多年夫妻在精神上存在着鸿沟。在晚会后，他对妻子怀有热烈的情感，想当然的认为妻子也对他怀有同样的爱。然而，因为一曲爱尔兰民谣，格蕾塔沉浸于对初恋往事和昔日恋人的追忆中，对于他的爱没有同等的回应。这一切，最终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妄自得意的可怜蠢材”。
三 音乐的洗礼
加布里埃尔对于文化的理解，终于在另一场精神洗礼，即爱尔兰音乐的洗礼中得到了顿悟。在小说开篇，加布里埃尔对爱尔兰音乐不感兴趣，厌恶跳舞，当玛丽？简演奏时，他“听不出有什么旋律”，当人们谈论音乐的话题时，他也只是埋头吃饭，不置一词。当朱莉亚阿姨歌唱《打扮好了只等婚礼》时，优美动听的爱尔兰民族音乐吸引了加布里埃尔，他模糊的意识到音乐对于灵魂的巨大影响力。茱莉亚姨妈一直被加布里埃尔视为“没有灵魂”的一类人，而由他所轻视的灵魂爆发出来的爱尔兰音乐的震撼力征服了加布里埃尔。这是爱尔兰本土音乐文化对加布里埃尔的征服。喧闹的家庭聚会、充满老旧仪式，原本令人厌倦，然而两位姨歌声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无疑将触动加布里埃尔那颗骄傲的心：文化的精华并不仅仅存在于教育程度高的人，而是潜藏在最平凡的人身上那最贴近文化传统的部分。同时，爱尔兰音乐有着双重的象征意义。“首先，它代表辉煌灿烂的爱尔兰文化，其次，它暗指爱尔兰民族潜藏的激情。”[3]
加布里埃尔目睹妻子沉迷于音乐中的情景，在乐声中，往昔生活的甜蜜场景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唤起了他对妻子热烈的爱情。当他了解事件内情，原来曾经有个青年迈克尔？富宁不顾重病，在雨中为格蕾塔唱歌，终于病死的悲剧故事。他得到了精神上的顿悟。音乐唤起的记忆是千千万万浸润着音乐传统的爱尔兰人，是被加布里埃尔忽略的爱尔兰文化。音乐召唤着加布里埃尔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加布里埃尔被音乐吸引和感动，意识到音乐中所含有的神圣因素，洗涤了他以往的自以为是和浅薄。“他的灵魂已经接近了千万死者们所幽栖的境域” [4]，他终于意识到了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巨大潜力，意识到自己一直生存在本民族文化的热土之上。乔伊斯曾说：“有时当我想起爱尔兰， 我似乎觉得自己对它一直是十分苛刻， 而这种苛刻是毫无必要的。我从来没有重视这座城市的诱人之处（ 至少在《都柏林人》中是这样） 因为自从我离开都柏林， 除了在巴黎之外， 我的内心一直未曾宁静。我从来没有重现它的坦白的偏狭和殷勤好客。殷勤好客这一美德在我看来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5]
结语
《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是《都柏林人》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有着作者乔伊斯的众多思想痕迹。通过塑造加布里埃尔的形象，描绘他的顿悟过程，乔伊斯也在暗示着自己的思想转变：爱尔兰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始终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这无疑是一个思想的进化： 从对民族主义的痛恨到对回归故土的渴望， 从东部意识到西部意识， 从生者与死者的分割到生者与死者的相互依存与溶合。这正是乔依斯对爱尔兰同情的复活。”[6]
参考文献
[1]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70- 78.
[2]詹姆斯？乔依斯. 都柏林人[M] . 孙梁， 宗白， 王智量，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204- 263.
[3]程巧玲 《圣杯在何处——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圣杯追寻主题解读》 国外文学2011 年第4 期
[4]Letter to S Joyce. Se Pt.25 1906 Letters Vol. 2 P.164
[5]郭焰 《詹姆斯乔依斯和他的短篇小说<死者>》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0年2月
[6]罗益民 张 荷 《灯火阑珊之处——乔伊斯<死者>的圣杯骑士传统》 当代外国文学 2009年4月
【关键词】《死者》加布里埃尔顿悟
《死者》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其压轴之作。文中包含的思想深邃广阔，远远超出了文本的容量。作品讲述男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在携妻子参加圣诞聚会时，获得自我认识的复杂过程。在聚会过程中，加布里埃尔经历了爱与音乐象征性的洗礼，最后获得精神顿悟，意识到爱尔兰本土文化的伟大之处。
“精神顿悟”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运用的一种独特创作技巧，“旨在揭示主人公对人生与社会现实瞬间的感悟。”[1]在《死者》中，这种精神顿悟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心理转变，来自于他对爱与文化的深层理解。
一 矛盾的双重态度
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是一名知识分子，他向往先进的西方文化，十分蔑视都柏林民众精神的麻木与平庸。同时，加布里埃尔虽自视甚高，但也迫切寻求集体的认同感。文中，他对两位姨妈极尽奉承与体贴，尽管内心深处他看不起两位姨妈，认为她们只是“无知的老妇人”。对于她们交给他的演讲任务却极为重视，整晚绞尽脑汁，努力迎合着众人的趣味。这体现出加布里埃尔的双重态度：尽管他鄙视爱尔兰文化，看不起庸俗的爱尔兰人，可他又极力迎合爱尔兰人，努力追求社会的认同感。
二 爱的洗礼
加布里埃尔始终处在两种态度的矛盾之中，对于集体认同感的追求也遭到了挫败。他主动向女仆莉莉示好：“我们要参加你跟相好的小伙子的婚礼了吧，对吗？”却引来莉莉一句：“现在这些男人，满嘴骗人的好听话，就想从你身上占便宜。”[2]莉莉对男人无情的嘲讽，使加布里埃尔既尴尬又脸红，却又无话可说。而在舞会上，好友艾弗斯小姐质问他为什么给《每日快报》写文章，他一时语塞，没法为自己辩驳。因为艾弗斯小姐与他学历相当，先是大学同学，后是教书同事，“他不能冒冒失失抬出那种大道理来训她。”
加布里埃尔对于妻子的爱也有着双重矛盾，一方面，加布里埃尔确有对妻子的爱与关心，比如不让她走夜路怕她会感冒，知道妻子出身低微却不顾母亲的微词和她结婚。另一方面，加布里埃尔更多着眼妻子的美丽外表，有时也忍不住对她的浅薄表示轻视。当格瑞塔取笑加布里埃尔的大陆情结，把套鞋说成树胶做的玩意儿时，加布里埃尔对妻子的无知心中不悦，然而格蕾塔却觉得极为逗乐，毫不在意的揶揄丈夫。这种表面和谐实际裂痕巨大的爱情落差，源于加布里埃尔对大陆文化的接受和对本土文化的抗拒。文化上的精英情结和爱情上的自我中心使加布里埃尔与格蕾塔达不到心灵上的理解与共鸣，多年夫妻在精神上存在着鸿沟。在晚会后，他对妻子怀有热烈的情感，想当然的认为妻子也对他怀有同样的爱。然而，因为一曲爱尔兰民谣，格蕾塔沉浸于对初恋往事和昔日恋人的追忆中，对于他的爱没有同等的回应。这一切，最终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妄自得意的可怜蠢材”。
三 音乐的洗礼
加布里埃尔对于文化的理解，终于在另一场精神洗礼，即爱尔兰音乐的洗礼中得到了顿悟。在小说开篇，加布里埃尔对爱尔兰音乐不感兴趣，厌恶跳舞，当玛丽？简演奏时，他“听不出有什么旋律”，当人们谈论音乐的话题时，他也只是埋头吃饭，不置一词。当朱莉亚阿姨歌唱《打扮好了只等婚礼》时，优美动听的爱尔兰民族音乐吸引了加布里埃尔，他模糊的意识到音乐对于灵魂的巨大影响力。茱莉亚姨妈一直被加布里埃尔视为“没有灵魂”的一类人，而由他所轻视的灵魂爆发出来的爱尔兰音乐的震撼力征服了加布里埃尔。这是爱尔兰本土音乐文化对加布里埃尔的征服。喧闹的家庭聚会、充满老旧仪式，原本令人厌倦，然而两位姨歌声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无疑将触动加布里埃尔那颗骄傲的心：文化的精华并不仅仅存在于教育程度高的人，而是潜藏在最平凡的人身上那最贴近文化传统的部分。同时，爱尔兰音乐有着双重的象征意义。“首先，它代表辉煌灿烂的爱尔兰文化，其次，它暗指爱尔兰民族潜藏的激情。”[3]
加布里埃尔目睹妻子沉迷于音乐中的情景，在乐声中，往昔生活的甜蜜场景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唤起了他对妻子热烈的爱情。当他了解事件内情，原来曾经有个青年迈克尔？富宁不顾重病，在雨中为格蕾塔唱歌，终于病死的悲剧故事。他得到了精神上的顿悟。音乐唤起的记忆是千千万万浸润着音乐传统的爱尔兰人，是被加布里埃尔忽略的爱尔兰文化。音乐召唤着加布里埃尔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加布里埃尔被音乐吸引和感动，意识到音乐中所含有的神圣因素，洗涤了他以往的自以为是和浅薄。“他的灵魂已经接近了千万死者们所幽栖的境域” [4]，他终于意识到了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巨大潜力，意识到自己一直生存在本民族文化的热土之上。乔伊斯曾说：“有时当我想起爱尔兰， 我似乎觉得自己对它一直是十分苛刻， 而这种苛刻是毫无必要的。我从来没有重视这座城市的诱人之处（ 至少在《都柏林人》中是这样） 因为自从我离开都柏林， 除了在巴黎之外， 我的内心一直未曾宁静。我从来没有重现它的坦白的偏狭和殷勤好客。殷勤好客这一美德在我看来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5]
结语
《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是《都柏林人》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有着作者乔伊斯的众多思想痕迹。通过塑造加布里埃尔的形象，描绘他的顿悟过程，乔伊斯也在暗示着自己的思想转变：爱尔兰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始终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这无疑是一个思想的进化： 从对民族主义的痛恨到对回归故土的渴望， 从东部意识到西部意识， 从生者与死者的分割到生者与死者的相互依存与溶合。这正是乔依斯对爱尔兰同情的复活。”[6]
参考文献
[1]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70- 78.
[2]詹姆斯？乔依斯. 都柏林人[M] . 孙梁， 宗白， 王智量，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204- 263.
[3]程巧玲 《圣杯在何处——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圣杯追寻主题解读》 国外文学2011 年第4 期
[4]Letter to S Joyce. Se Pt.25 1906 Letters Vol. 2 P.164
[5]郭焰 《詹姆斯乔依斯和他的短篇小说<死者>》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0年2月
[6]罗益民 张 荷 《灯火阑珊之处——乔伊斯<死者>的圣杯骑士传统》 当代外国文学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