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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任昉；沈约；王士禛；《诗品》；以学问为诗；用典
摘要：南朝人有言“沈诗任笔”，则知诗歌创作并非任昉所长。然而在《分甘余话》中，王士禛却给予任昉诗歌高度的评价，以为优于沈约，抵牾显生。任防博物广知，作诗动辄用典，他的诗歌呈现出渊雅的风格特征，与以沈约为代表标榜“三易”说的永明新体诗人大相径庭，而这显然也正是作诗重材力的王士禛激赏任昉的主要原因。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任防诗格不高，但他与王融等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方法，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以学问为诗的一派。任昉诗歌今存虽少，然而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迹状显在，仍可借以察知当时这一派诗人创作的大致情况。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5—0045—05
一、王士禛诗评的“重任轻沈”论
任昉字彦舁，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任昉在南朝以公牍文章名世，其诗并无显誉。钟嵘《诗品》曰：“防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另《南史·任昉列传》载：“(昉)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所存诸论，大抵都是批评他作诗用典过多，有累自然才情的表达。
而与任昉同时，在诗歌创作的领域中，沈约一度声名炳焕。《诗品》云：“彦异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萧纲《与湘东王书》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知任昉、沈约各守壁垒，专其所长。任诗短于沈诗，似乎是当时文坛的定论，后世批评家也大致秉承此说。
然而清代的王士禛却另立他论。王渔洋于《分甘余话》卷二中言道：“六朝人谓文为笔。齐梁间江左有‘沈诗任笔’之语，谓沈约之诗、任昉之文也。然余观彦异之诗，实胜休文远甚。当时惟玄晖(谢朓)足相匹敌耳，休文不足道也。”王渔洋何以会悖离大部分人都认同的观点，得出这样极端的结论?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张宗泰语责《分甘余话》考辨失实之处，也提到了这一条。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书分甘余话卷二后》云：“沈休文之在六朝，虽非诗家上乘，然亦独步一时者。至任彦异之诗，则板实乏韵矣。……至若谢元晖诗，则名章秀句，层出不竭。太白曰：‘中间小谢又清发’。赵师秀曰：‘元晖诗变有唐风。’则谢朓乃转移风气之人。《余话》顾谓彦舁诗实胜休文远甚，当时惟谢朓足与相匹，不称量失实否?”疑义虽存，终归只是疑义。假使王士禛确有此言，那么他的诗学主张与任昉诗歌的特点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二、任昉的“以学问为诗”
《诗品序》云：“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因知任昉、王融等乃是当时文坛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代表人物。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其诗格不高，然而任昉等作诗使事用典，标榜学问，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从《诗品》形容及批判的力度来看，这一创作取径于当时风行之盛可窥一斑。现今研究文学史的相关论者，谈到以学问为诗多瞩目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派，忽略了南朝时以学问为诗已曾作为创作风习流行文坛。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诗品序》言：“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而颜延之等致力于诗歌中善用、多用典故的创作方法，承继效仿者不绝。如《诗品》评萧齐时候的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诗，云：“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钟宪)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傅颜、陆体。用固执不如，颜诸暨最荷家声。’”而至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当时文章，概可分为三体，其一为“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传论所述的这一体，即是始从陆机、经颜延之等承继发扬、作诗高标学问一派的特征。以学问为诗，传习者代有其人，齐梁之际又因任昉、王融诸人极力倡导，分占了文坛一席之地。曹道衡先生于《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亦指出：“任昉在当时文坛上是以学问为诗，以博见为文的一派人物的领袖之一。”尽管《诗品》所谓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与“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与洪甥驹父》)皆是崇尚学问的表现，但江西诗派与南朝以任昉等为代表的学问派在具体主张上还是大有差别的。江西诗派崇尚“取古人之陈言人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与洪甥驹父》)，较注重向前辈诗人取法，及往杂书中寻求冷僻的典故，以见生新之意。而任昉一流作者用来人诗的“事义”，从其创作习惯来考察，即使生新，也大多取自六经、正史等。
王士禛《分甘余话》卷二言：“昔亡友叶文敏评余《蜀道集》诗：‘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师子搏象兔，皆用全力者也。’余深愧其言。文敏又尝语余：‘兄七言长句，他人不能及，祗是熟得《史记》、《汉书》耳。读书万卷，下笔有神。’余虽不敢当，文敏则知言矣。(注：“读书”以下字句中华书局1989年版张世林点校本《分甘余话》无，故舍而取四库全书本。)”所谓“他人不能及”处，“祗是熟得《史记》、《汉书》”，“读书万卷，下笔有神”，皆是作诗以学问取胜的表现。《分甘余话》系王士禛晚年诗论，王渔洋虽然是以“神韵说”领导清初诗坛，但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他的诗论体系中，推崇宋诗重学问材力的一面始终是存在的。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王士禛语，自言“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表明了王士禛曾经历的一个创作取径阶段。此后，王士禛又重新倡导唐诗。他选录盛唐诗中尤隽逸者编成《唐贤三昧集》，确立了他的诗歌美学“神韵说”，流溉诗坛甚巨。“而王渔洋本人，这时却在读宋诗。就在《唐贤三昧集》付刻的同时，他读了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四十余种，一一评次，著之笔记(《居易录》卷十六)。这是耐人寻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渔洋对宋诗实际上是有着自己的爱好和评价的。他决不是个狭隘的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人。”那么王士禛对任昉诗歌的评论，应正植根于此。
沈约是永明新体诗歌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之一。《颜氏家训·文章》：“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此处“文章”是属广义“文”之范畴，包括诗歌。而沈约作诗秉承的正是这一原则，力避僻典偏字，追求音律协和。其诗工丽，不失圆活，又有倡导“俗”风格的倾向，与《诗品》所论任昉“渊雅”的旨趣大异。对于王士禛而言，倘若衡以“神韵”，则沈约不抵；量 以学力，沈约或又失于浮浅。故而出以鄙薄之言。现对比任昉沈约相似题材的诗作(以谭家健先生《文笔高手任昉》已涉二诗为例)，再作探究。
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临睨信永矣，望美暧悠哉。寄言幽闺妾，罗袖勿空裁。(沈约《泛永康江诗》)
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麦盛。交柯溪易阴，反景澄余映。吾生虽有待，乐天庶知命。不学梁甫吟，惟识沧浪咏。田荒我有役，秩满余谢病。(任昉《落日泛舟东溪诗》)
沈约之诗白描所见，结语寄以俗情，全诗不借典故，不表学问，清巧秀美。再观任昉所作，暂无以典滞文之弊，而多有寄意学问之用心。“有待”乃是道家的哲学范畴，语出《庄子·逍遥游》。“乐天庶知命”见《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梁甫吟”取意于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甫”通“父”。李善注曰：“太山以喻时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沧浪咏”见《孟子·离娄上》孺子之歌。此四句意谓：吾生虽有待而不忧，不学古人嗟叹小人阻道，唯愿逍遥以游俗世之外。显知任沈二诗，题材虽同，格调大异。
三、任昉诗作用典情况的分析
古人所作，经世流传，百不存一。以任昉存诗立论，曹道衡先生《论任昉在学史上的地位》及谭家健先生《文笔高手任昉》以为历史淘汰之故，其世论者指摘昉诗用典过多、不得“流便”的弊病在他今存的诗歌中已不显见。这本是稳妥的观点，但二人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多避谈任诗用典情况，喜举朴质深情的作品为例，甚有作了一些武断结论的。如此不免给后学者以错觉。
任昉存诗确有白描浅近之作，如《济浙江》、《苦热》；亦有明率质朴、存汉魏古风者，如《答何徵君》、《赠徐徵君》。然再究《诗品序》所谓“虽谢天才，且表学问”，比对任昉其它诗作，则“学问”二字，确是频频可见于其诗字句之间。今从反驳《文笔高手任昉》中已有的评论人手，再作说明。《文笔高手任昉》道：“他如《同谢胜花雪》，淡雅清绮，几乎没有用典，形容雪花不过简单的比喻：‘散葩似浮玉，飞英若总素。东序皆白珩，西雝尽翔鹭。’”因学识所限，其它三句不论，只讲“西雝尽翔鹭”一句。“西雝尽翔鹭”，语出《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后汉书》蔡邕荐边让于何进，其文曰：“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李贤注：“《韩诗》曰：‘振鹭于飞，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鹭，洁白之鸟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时，辟雍学士皆洁白之人也。”西雝之翔鹭，除指涉具体实物以外，亦存特定的文化内涵。可见此句不仅仅是以翔鹭之色白喻雪那么单纯，喻体字词的出处，另有学问的本源。举《同谢朏花雪》全诗：“土膏候年动，积雪表晨暮。散葩似浮玉，飞英若总素。东序皆白珩，西雝尽翔鹭。《山经》陋密荣，骚人贬琼树。”《国语·周语》曰：“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土膏谓土中所含的适合植物生长的养分。《诗经·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雾雾”，毛传曰：“丰年之冬，必有积雪。”故首二句的意思是：严冬积雪，春来土膏将候时而动，以滋养万物。中间四句状飞雪之貌。末“《山经》陋密荣”，《山经》为《山海经》之简称，“密荣”见《山海经·西山经》：“黄帝乃取鲞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峚，山名。在今陕西省境。“鲞”、“密”古字相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飞雪洁白如斯，则亦鄙薄《山海经》所叙密山之玉荣(荣即草木之花)。密山的玉花颜色虽然莹白透亮，但仍比不上漫天飞散的白雪。任昉用了这样一个典故来赞美雪花色白胜玉，以学问表意的痕迹相当明显。因而对任昉现存诗作的解读仍有详究的必要。
任昉存诗完整的有23首，另有《清暑殿联句柏梁体》七字“言惭辐辏政无术”，属台阁文字，且为断句，不作论例。这些诗大多是任昉晚年(集中于天监年间)所作，参见撰者硕士毕业论文《任昉诗文研究》所附《梁任昉年谱》，确为其后期诗作的有《奉和登景阳山》、《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三首》、《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落日泛舟东溪》、《泛长溪》、《济浙江》、《严陵濑》、《答刘孝绰》、《答到建安饷杖》、《寄到溉》。另《赠徐徵君》道“早交伤晚别”，应亦是后期之作。《为王嫡子侍皇太子释奠宴》、《赠王僧孺》为永明年间所作，此外几首无法系年。详析可知，任昉现存早期与后期诗作的情况与文献记载相符。《南史》本传道：“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诗品》曰：“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或任昉晚年诗作转多，且成就高于早期作品，故而存留较多。在这23首诗中，虽然没有严重的“动辄用事”、“用事过多”的弊病，但用典的痕迹却也是显见的。
《文选》择录任诗四首，为《出郡传舍哭范仆射三首》并《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任昉的《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向来论者许以情深浑然，虽然如此，观李善所析诸典，可知仍是不薄书卷之气。《赠郭桐庐》一首“涿令行春返，冠盖溢川坻”二句用东汉滕抚典，借故实交代郭峙期约迟到的原因。诗仅二旬，但含意丰富，表露了对郭峙流爱于民之举的赞赏。另如：
阅水既成澜，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久敬类诚言，吹嘘似嘲谑。兼称夏云尽，复陈秋树索。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答刘孝绰诗》)
此诗前半部分忧叹自身年老，后半部分为刘孝绰励志而作。“阅水成澜”化用《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语。“藏舟移壑”见《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郭象注曰：“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首二句合言流光已逝，年岁趋老。“耋嗟”见《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王弼注曰：“嗟，忧叹之辞也。处下离之终，明在将没，故曰日昃之离也。明在将终，若不委之于人，养志无为；则至于耋老有嗟，凶矣。”以谓年老而忧叹。“美疹”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疚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疚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疚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疹”同“疚”。后因将溺爱、姑息称为美疚。《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郑玄笺云：“我非敢以琼琚为报木瓜之惠，欲令齐长以为玩好，结己国之恩也。”刘孝绰赠诗(《归沐呈任中丞诗》)，任昉酬答如上，有似以琼琚报木瓜，意在永结好和， 故而借《诗经》中的成辞“匪报”代称自己酬答的诗篇。“庶”的意思是“但愿”。刘孝绰于来诗中表达了要弃官归隐的心意，任昉劝勉言道：我的诗但愿能成为苦口的良药，你要多多地磨砺自己，这个历练的过程就好像是春日耕种，为的是能有金秋时节的大好收获。
故人有所赠，称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泪，潜洒遂都彬。扶危复防咽，事归薄暮人。劳君尚齿意，矜此杖乡辰。复资后坐彦，候余方欠伸。献君千里笑，纾我百忧嚬。坐适虽有器，卧游苦无津。何由乘此竹，直见平生亲。(《答到建安饷杖诗》)
“尚齿”，谓尊崇年老者。《礼记·祭义》：“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郑玄注曰：“同爵尚齿，老者在上也。”“杖乡”，语出《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后遂以作六十岁的代称。“欠伸”，《仪礼·士相见礼》：“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以餐具告。改居，则请退可也。”郑玄注曰：“志倦则欠，体倦则伸。”
举凡上例，无不充溢文化意味、学问气息。无论诗歌是否有神气，任昉在诗中表现的博学多识却也还是值得一提的，而他以学问为诗的创作取径也可见一斑。但因存诗较少，故而论证稍嫌单薄。任唠他作以学问为诗的现象，可具体参见撰者硕士论文所附《任昉集校注》。
任昉作诗，不关心声律平仄。举如《沧浪诗话》论其《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一首中凡两用生字韵，三用情字韵。‘夫子值狂生’，‘千龄万恨生’，犹是两义。‘犹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离情’，三情字皆用一意。”依声律论的标准来看，是极严重的病犯。明人陆时雍于《古诗镜》评曰：“此诗多促数声，是哀悼语，致一怃一诀。如对‘平生’、‘情’字三用，‘生’字二用，何妨?古道风人尚多叠语，何况于韵，韵其诗之末节耳。‘一朝万化尽，犹我故人情’，‘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言之莫宣，痛有余恨。‘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缠绵凄恻，追感无已。”以为是情之所至，末节忘工。任昉他诗也多有声律病犯，曹道衡先生的文章对此已有说明。或许不注重声律正是任昉“少年为诗不工”的积习所现，又或许是任昉更注重于使事用典，而忽略了诗歌的其他要素。
钟嵘虽对任昉的诗歌颇有微辞，但擢居任昉为中品，已然是属评甚高。综观《诗品》所录，鲍照、谢朓所处也不过是列。因以学问为诗，任昉诗歌的风格就趋向于雅正渊永，如钟嵘所言“文亦遒变”、“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雅”对于《诗品》一贯的措辞标准来讲，是正面的评价用语。因而尽管钟嵘指责任诗“不得奇”、“不得流便”，然而终归也承认任诗有它的可取之处。考察任昉现存诗作，可知其中佳篇颇善用事义，又不滞碍于典故对于诗意的表达，积累了较为难得的创作经验。论者于任昉的文章往往盛赞用典精严，至于诗歌，却又不能见其用典的长处，未尝不是遗憾。无论任昉当时完存的作品面貌究竟如何，只从今日来看，其诗虽不属上乘之作，但也算是特色鲜明的作品。
(责任编辑：武丽霞)
摘要：南朝人有言“沈诗任笔”，则知诗歌创作并非任昉所长。然而在《分甘余话》中，王士禛却给予任昉诗歌高度的评价，以为优于沈约，抵牾显生。任防博物广知，作诗动辄用典，他的诗歌呈现出渊雅的风格特征，与以沈约为代表标榜“三易”说的永明新体诗人大相径庭，而这显然也正是作诗重材力的王士禛激赏任昉的主要原因。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任防诗格不高，但他与王融等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方法，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以学问为诗的一派。任昉诗歌今存虽少，然而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迹状显在，仍可借以察知当时这一派诗人创作的大致情况。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5—0045—05
一、王士禛诗评的“重任轻沈”论
任昉字彦舁，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任昉在南朝以公牍文章名世，其诗并无显誉。钟嵘《诗品》曰：“防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另《南史·任昉列传》载：“(昉)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所存诸论，大抵都是批评他作诗用典过多，有累自然才情的表达。
而与任昉同时，在诗歌创作的领域中，沈约一度声名炳焕。《诗品》云：“彦异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萧纲《与湘东王书》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知任昉、沈约各守壁垒，专其所长。任诗短于沈诗，似乎是当时文坛的定论，后世批评家也大致秉承此说。
然而清代的王士禛却另立他论。王渔洋于《分甘余话》卷二中言道：“六朝人谓文为笔。齐梁间江左有‘沈诗任笔’之语，谓沈约之诗、任昉之文也。然余观彦异之诗，实胜休文远甚。当时惟玄晖(谢朓)足相匹敌耳，休文不足道也。”王渔洋何以会悖离大部分人都认同的观点，得出这样极端的结论?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张宗泰语责《分甘余话》考辨失实之处，也提到了这一条。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书分甘余话卷二后》云：“沈休文之在六朝，虽非诗家上乘，然亦独步一时者。至任彦异之诗，则板实乏韵矣。……至若谢元晖诗，则名章秀句，层出不竭。太白曰：‘中间小谢又清发’。赵师秀曰：‘元晖诗变有唐风。’则谢朓乃转移风气之人。《余话》顾谓彦舁诗实胜休文远甚，当时惟谢朓足与相匹，不称量失实否?”疑义虽存，终归只是疑义。假使王士禛确有此言，那么他的诗学主张与任昉诗歌的特点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二、任昉的“以学问为诗”
《诗品序》云：“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因知任昉、王融等乃是当时文坛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代表人物。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其诗格不高，然而任昉等作诗使事用典，标榜学问，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从《诗品》形容及批判的力度来看，这一创作取径于当时风行之盛可窥一斑。现今研究文学史的相关论者，谈到以学问为诗多瞩目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派，忽略了南朝时以学问为诗已曾作为创作风习流行文坛。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诗品序》言：“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而颜延之等致力于诗歌中善用、多用典故的创作方法，承继效仿者不绝。如《诗品》评萧齐时候的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诗，云：“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钟宪)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傅颜、陆体。用固执不如，颜诸暨最荷家声。’”而至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当时文章，概可分为三体，其一为“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传论所述的这一体，即是始从陆机、经颜延之等承继发扬、作诗高标学问一派的特征。以学问为诗，传习者代有其人，齐梁之际又因任昉、王融诸人极力倡导，分占了文坛一席之地。曹道衡先生于《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亦指出：“任昉在当时文坛上是以学问为诗，以博见为文的一派人物的领袖之一。”尽管《诗品》所谓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与“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与洪甥驹父》)皆是崇尚学问的表现，但江西诗派与南朝以任昉等为代表的学问派在具体主张上还是大有差别的。江西诗派崇尚“取古人之陈言人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与洪甥驹父》)，较注重向前辈诗人取法，及往杂书中寻求冷僻的典故，以见生新之意。而任昉一流作者用来人诗的“事义”，从其创作习惯来考察，即使生新，也大多取自六经、正史等。
王士禛《分甘余话》卷二言：“昔亡友叶文敏评余《蜀道集》诗：‘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师子搏象兔，皆用全力者也。’余深愧其言。文敏又尝语余：‘兄七言长句，他人不能及，祗是熟得《史记》、《汉书》耳。读书万卷，下笔有神。’余虽不敢当，文敏则知言矣。(注：“读书”以下字句中华书局1989年版张世林点校本《分甘余话》无，故舍而取四库全书本。)”所谓“他人不能及”处，“祗是熟得《史记》、《汉书》”，“读书万卷，下笔有神”，皆是作诗以学问取胜的表现。《分甘余话》系王士禛晚年诗论，王渔洋虽然是以“神韵说”领导清初诗坛，但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他的诗论体系中，推崇宋诗重学问材力的一面始终是存在的。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王士禛语，自言“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表明了王士禛曾经历的一个创作取径阶段。此后，王士禛又重新倡导唐诗。他选录盛唐诗中尤隽逸者编成《唐贤三昧集》，确立了他的诗歌美学“神韵说”，流溉诗坛甚巨。“而王渔洋本人，这时却在读宋诗。就在《唐贤三昧集》付刻的同时，他读了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四十余种，一一评次，著之笔记(《居易录》卷十六)。这是耐人寻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渔洋对宋诗实际上是有着自己的爱好和评价的。他决不是个狭隘的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人。”那么王士禛对任昉诗歌的评论，应正植根于此。
沈约是永明新体诗歌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之一。《颜氏家训·文章》：“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此处“文章”是属广义“文”之范畴，包括诗歌。而沈约作诗秉承的正是这一原则，力避僻典偏字，追求音律协和。其诗工丽，不失圆活，又有倡导“俗”风格的倾向，与《诗品》所论任昉“渊雅”的旨趣大异。对于王士禛而言，倘若衡以“神韵”，则沈约不抵；量 以学力，沈约或又失于浮浅。故而出以鄙薄之言。现对比任昉沈约相似题材的诗作(以谭家健先生《文笔高手任昉》已涉二诗为例)，再作探究。
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临睨信永矣，望美暧悠哉。寄言幽闺妾，罗袖勿空裁。(沈约《泛永康江诗》)
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麦盛。交柯溪易阴，反景澄余映。吾生虽有待，乐天庶知命。不学梁甫吟，惟识沧浪咏。田荒我有役，秩满余谢病。(任昉《落日泛舟东溪诗》)
沈约之诗白描所见，结语寄以俗情，全诗不借典故，不表学问，清巧秀美。再观任昉所作，暂无以典滞文之弊，而多有寄意学问之用心。“有待”乃是道家的哲学范畴，语出《庄子·逍遥游》。“乐天庶知命”见《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梁甫吟”取意于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甫”通“父”。李善注曰：“太山以喻时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沧浪咏”见《孟子·离娄上》孺子之歌。此四句意谓：吾生虽有待而不忧，不学古人嗟叹小人阻道，唯愿逍遥以游俗世之外。显知任沈二诗，题材虽同，格调大异。
三、任昉诗作用典情况的分析
古人所作，经世流传，百不存一。以任昉存诗立论，曹道衡先生《论任昉在学史上的地位》及谭家健先生《文笔高手任昉》以为历史淘汰之故，其世论者指摘昉诗用典过多、不得“流便”的弊病在他今存的诗歌中已不显见。这本是稳妥的观点，但二人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多避谈任诗用典情况，喜举朴质深情的作品为例，甚有作了一些武断结论的。如此不免给后学者以错觉。
任昉存诗确有白描浅近之作，如《济浙江》、《苦热》；亦有明率质朴、存汉魏古风者，如《答何徵君》、《赠徐徵君》。然再究《诗品序》所谓“虽谢天才，且表学问”，比对任昉其它诗作，则“学问”二字，确是频频可见于其诗字句之间。今从反驳《文笔高手任昉》中已有的评论人手，再作说明。《文笔高手任昉》道：“他如《同谢胜花雪》，淡雅清绮，几乎没有用典，形容雪花不过简单的比喻：‘散葩似浮玉，飞英若总素。东序皆白珩，西雝尽翔鹭。’”因学识所限，其它三句不论，只讲“西雝尽翔鹭”一句。“西雝尽翔鹭”，语出《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后汉书》蔡邕荐边让于何进，其文曰：“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李贤注：“《韩诗》曰：‘振鹭于飞，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鹭，洁白之鸟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时，辟雍学士皆洁白之人也。”西雝之翔鹭，除指涉具体实物以外，亦存特定的文化内涵。可见此句不仅仅是以翔鹭之色白喻雪那么单纯，喻体字词的出处，另有学问的本源。举《同谢朏花雪》全诗：“土膏候年动，积雪表晨暮。散葩似浮玉，飞英若总素。东序皆白珩，西雝尽翔鹭。《山经》陋密荣，骚人贬琼树。”《国语·周语》曰：“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土膏谓土中所含的适合植物生长的养分。《诗经·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雾雾”，毛传曰：“丰年之冬，必有积雪。”故首二句的意思是：严冬积雪，春来土膏将候时而动，以滋养万物。中间四句状飞雪之貌。末“《山经》陋密荣”，《山经》为《山海经》之简称，“密荣”见《山海经·西山经》：“黄帝乃取鲞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峚，山名。在今陕西省境。“鲞”、“密”古字相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飞雪洁白如斯，则亦鄙薄《山海经》所叙密山之玉荣(荣即草木之花)。密山的玉花颜色虽然莹白透亮，但仍比不上漫天飞散的白雪。任昉用了这样一个典故来赞美雪花色白胜玉，以学问表意的痕迹相当明显。因而对任昉现存诗作的解读仍有详究的必要。
任昉存诗完整的有23首，另有《清暑殿联句柏梁体》七字“言惭辐辏政无术”，属台阁文字，且为断句，不作论例。这些诗大多是任昉晚年(集中于天监年间)所作，参见撰者硕士毕业论文《任昉诗文研究》所附《梁任昉年谱》，确为其后期诗作的有《奉和登景阳山》、《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三首》、《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落日泛舟东溪》、《泛长溪》、《济浙江》、《严陵濑》、《答刘孝绰》、《答到建安饷杖》、《寄到溉》。另《赠徐徵君》道“早交伤晚别”，应亦是后期之作。《为王嫡子侍皇太子释奠宴》、《赠王僧孺》为永明年间所作，此外几首无法系年。详析可知，任昉现存早期与后期诗作的情况与文献记载相符。《南史》本传道：“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诗品》曰：“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或任昉晚年诗作转多，且成就高于早期作品，故而存留较多。在这23首诗中，虽然没有严重的“动辄用事”、“用事过多”的弊病，但用典的痕迹却也是显见的。
《文选》择录任诗四首，为《出郡传舍哭范仆射三首》并《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任昉的《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向来论者许以情深浑然，虽然如此，观李善所析诸典，可知仍是不薄书卷之气。《赠郭桐庐》一首“涿令行春返，冠盖溢川坻”二句用东汉滕抚典，借故实交代郭峙期约迟到的原因。诗仅二旬，但含意丰富，表露了对郭峙流爱于民之举的赞赏。另如：
阅水既成澜，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久敬类诚言，吹嘘似嘲谑。兼称夏云尽，复陈秋树索。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答刘孝绰诗》)
此诗前半部分忧叹自身年老，后半部分为刘孝绰励志而作。“阅水成澜”化用《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语。“藏舟移壑”见《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郭象注曰：“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首二句合言流光已逝，年岁趋老。“耋嗟”见《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王弼注曰：“嗟，忧叹之辞也。处下离之终，明在将没，故曰日昃之离也。明在将终，若不委之于人，养志无为；则至于耋老有嗟，凶矣。”以谓年老而忧叹。“美疹”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疚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疚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疚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疹”同“疚”。后因将溺爱、姑息称为美疚。《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郑玄笺云：“我非敢以琼琚为报木瓜之惠，欲令齐长以为玩好，结己国之恩也。”刘孝绰赠诗(《归沐呈任中丞诗》)，任昉酬答如上，有似以琼琚报木瓜，意在永结好和， 故而借《诗经》中的成辞“匪报”代称自己酬答的诗篇。“庶”的意思是“但愿”。刘孝绰于来诗中表达了要弃官归隐的心意，任昉劝勉言道：我的诗但愿能成为苦口的良药，你要多多地磨砺自己，这个历练的过程就好像是春日耕种，为的是能有金秋时节的大好收获。
故人有所赠，称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泪，潜洒遂都彬。扶危复防咽，事归薄暮人。劳君尚齿意，矜此杖乡辰。复资后坐彦，候余方欠伸。献君千里笑，纾我百忧嚬。坐适虽有器，卧游苦无津。何由乘此竹，直见平生亲。(《答到建安饷杖诗》)
“尚齿”，谓尊崇年老者。《礼记·祭义》：“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郑玄注曰：“同爵尚齿，老者在上也。”“杖乡”，语出《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后遂以作六十岁的代称。“欠伸”，《仪礼·士相见礼》：“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以餐具告。改居，则请退可也。”郑玄注曰：“志倦则欠，体倦则伸。”
举凡上例，无不充溢文化意味、学问气息。无论诗歌是否有神气，任昉在诗中表现的博学多识却也还是值得一提的，而他以学问为诗的创作取径也可见一斑。但因存诗较少，故而论证稍嫌单薄。任唠他作以学问为诗的现象，可具体参见撰者硕士论文所附《任昉集校注》。
任昉作诗，不关心声律平仄。举如《沧浪诗话》论其《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一首中凡两用生字韵，三用情字韵。‘夫子值狂生’，‘千龄万恨生’，犹是两义。‘犹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离情’，三情字皆用一意。”依声律论的标准来看，是极严重的病犯。明人陆时雍于《古诗镜》评曰：“此诗多促数声，是哀悼语，致一怃一诀。如对‘平生’、‘情’字三用，‘生’字二用，何妨?古道风人尚多叠语，何况于韵，韵其诗之末节耳。‘一朝万化尽，犹我故人情’，‘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言之莫宣，痛有余恨。‘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缠绵凄恻，追感无已。”以为是情之所至，末节忘工。任昉他诗也多有声律病犯，曹道衡先生的文章对此已有说明。或许不注重声律正是任昉“少年为诗不工”的积习所现，又或许是任昉更注重于使事用典，而忽略了诗歌的其他要素。
钟嵘虽对任昉的诗歌颇有微辞，但擢居任昉为中品，已然是属评甚高。综观《诗品》所录，鲍照、谢朓所处也不过是列。因以学问为诗，任昉诗歌的风格就趋向于雅正渊永，如钟嵘所言“文亦遒变”、“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雅”对于《诗品》一贯的措辞标准来讲，是正面的评价用语。因而尽管钟嵘指责任诗“不得奇”、“不得流便”，然而终归也承认任诗有它的可取之处。考察任昉现存诗作，可知其中佳篇颇善用事义，又不滞碍于典故对于诗意的表达，积累了较为难得的创作经验。论者于任昉的文章往往盛赞用典精严，至于诗歌，却又不能见其用典的长处，未尝不是遗憾。无论任昉当时完存的作品面貌究竟如何，只从今日来看，其诗虽不属上乘之作，但也算是特色鲜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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