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