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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至1936年被称为“左翼十年”，其间不仅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还包括史学、经济学、哲学等在内的各种领域里左翼力量的活跃。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使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左转。当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侯外庐晚年忆及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虽然受着高压，却能够像不可抵挡的潮流涌进每一个角落，是从30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P37）。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仍能生根发芽，是左翼人士创造的一个奇迹。
诚然，这一奇迹的产生与侯外庐论及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左翼人士的才华与努力，特别是其宣传技巧和智慧，同样是功不可没的。以往人们较多地关注左翼作家作品所产生的感染力，而今，我们不妨拓宽视野，来观察与解析左翼经济学家贡献的上乘之作。如钱俊瑞于1936年夏撰写、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是一部用生动的语言、循循善诱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潜移默化中传递给青年的典范之作，被视为“当时青年自学丛书的佳作之一”（浦山：《钱俊瑞文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2）。
一
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他当时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活跃分子，主持着《中国农村》和《世界经济》两份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同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既是深谙时政的笔杆子，又有参与具体事务的社会经验。从《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的书名看，这似乎是一本研究专门学问的精深之作，多少有点令人——尤其是青年望而却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作者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将开头写得饶有趣味、引人入胜：“这是个秋天的夜。秋虫在窗外唧唧的叫，朱永明一个人在自修室里读茅盾的《子夜》。”一个青年学生在秋夜的自习室里专心地读着一部畅销小说，他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这真的是在教人研究中国经济吗？是的，作者的意图正是“用故事的体裁叙述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无疑，“故事的体裁”比起严谨刻板的专业论述，必能吸引更多的青年人专注地读完此书。
该书共计7章，近4万字，篇幅不长，却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第一章主要描写了青年学生、书的主人公朱永明，利用暑假在自己的家乡进行农村救亡宣传时遭遇的失败及由此产生的郁闷之情：他的邻居、亲戚们无暇担心“东洋人是否会打来”这样看似遥远的事情，而只关心村里的大地主朱老虎今年会收多少租、他们交了租后是否还有饭吃。这使永明不得不思考：农民眼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到底是什么？如果日本人打来，农民愿不愿意抗日？他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忽然想起请教学校里“最清楚实际问题”的陈教授。陈教授的回答十分干脆：第一步精读茅盾的小说《子夜》和农村通讯集《中国农村描写》，要从“活的事实”里认识中国社会的轮廓，进而对探讨中国各种经济生活产生兴趣。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开头所描绘的朱永明研读《子夜》的一幕。
永明研究中国经济的第二步，即是阅读陈教授推荐的《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一书，目的是把小说与通讯集中描绘的“那些零星的活的现象，归并起来，加以初步的分析，得出比较一般的结论”。例如，从政府滥发公债的事实中了解“中国财政整个的趋向”，从《子夜》描写的吴荪甫所办工厂的命运探知“中国民族工业整个的命运”，进一步要把握的即是“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残余摧残之下的整个动向”。永明对于上述三本书的阅读，都极为认真，做札记，归纳问题，然后与陈教授面对面地讨论。
接下来是聆听陈教授的具体点拨。第三章名为“三把钥匙”，前两把钥匙实际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两条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构造，以及从事物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去观察一切。第三把钥匙是让永明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陈教授将三条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与前面三本书中的内容相联系，不断地启发他、诱导他，使永明很快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并最终信服了这些原理。
显然，光是书面的阅读和口头的讨论是不够的，还应从理论到实际、身体力行地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了。第四章农村调查和第五章怎样收集材料，对青年们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永明来自农村，但真正去农村开展有目的的调查并非易事。例如，在农村调查过程中如何确定调查的问题和范围，如何设计表格，如何注意调查过程中的技术方法（如提问的态度、辨别农民答案真伪的能力、使用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等），如何将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仔细的审查和合理的分类，都是有讲究的，陈教授对永明做了详细的交代和指点。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毕竟有限，第五章告诉青年人应怎样获得更多的间接资料：如精心收集整理报刊杂志上的资料并予以科学的分类，以便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充足的基本素材。
可以说，前五章是在为研究中国经济做准备工作，最后两章切入正题：回答中国经济到底是怎样一种经济，目前研究的重点是什么？通过座谈和讲座的形式，永明和他的同学们听陈教授讲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以及当时的时代主题“国防经济”，即中国在日本侵略下，正由半殖民地逐步沦为殖民地。当时需要迫切进行研究的问题是，日本如何摧毁着整个国民经济，中国应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抗日战争。这一主题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在亡国危机之下，青年人终于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统观全书可知，钱俊瑞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贴近生活的事例、循循善诱的方式，将书的主人公——一位善良上进、忧心国事的青年学生朱永明，引导成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认识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红色青年。陈教授的原型是著名左翼经济学家陈翰笙。他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于1920年代末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中研院社会科学调查所的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在随后的五六年中，他带领钱俊瑞、薛暮桥、张锡昌等一大批青年从事农村调查，调查之余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朱永明的名字也是富含深意的，朱即“红色”，“永明”象征著对光明的向往、真理的追求。 二
《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就像一场适时的春雨，“润物细无声”，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们自然而然地与马克思主义“亲近”起来。
此书论述主题鲜明切实，撰写形式生动活泼，迎合了青年的心理。永明是当时千千万万受时代洪流冲击，想救国救民却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的代表。进入1930年代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接踵而来，青年们感受着日本侵略所带来的迫切的亡国危机。如何抗击日本的侵略？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这是摆在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两大难题。可以说，该书就是为了解决爱国青年们的难题而写的：以他们关注的抗日问题作为开始，引入他们身边最熟悉的人：老师、同学、乡亲，教他们读贴近现实的小说、学铿锵有力的理论、做详细的实地调查、结成志趣相投的研究社团、与老师热烈地讨论。试想，青年学生将此书捧读在手的时候，能不热血沸腾、置身其中吗？青年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信念刹那间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已然发现自己找到了解决中国经济与政治问题的新路：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投入抗日洪流，一面希望整个地改造中国。
事实上，作者钱俊瑞时年28岁，较之永明只是一位略微年长些的青年而已。他毕业于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学历只能算中等，所以并不像当时留学欧美归国的博士硕士一样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再加上他多年深入农村、实地调研各地经济状况，所以最能了解出身农村的普通青年的苦闷与追求。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写作充分利用了左翼文学家、左翼经济学家创作与研究的成果，引证充分、资料扎实，读来厚重有力。鲁迅的杂文和茅盾的小说被誉为左翼文学的两大标杆。这本书开头即推荐阅读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它于1933年出版，曾轰动一时，获得青年人的热情追捧。时为中共领袖的瞿秋白也高度赞扬过《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P71]当年所谓的“社会科学”，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小说表现的“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当是左翼经济学家所特别看重的。茅盾自己的回忆则更为周详：“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见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P28]以上“民族工业”、“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农村破产”等项，均与左翼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而借小说来表现，可谓先声夺人。
当然，该书更是凝聚了左翼经济学家若干年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如书中提供给永明的参考书《中国农村描写》《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中国经济年报》《农村社会调查》等，都是左翼经济学者于1930年代出版的著作。其中，农村通讯集《中国农村描写》由左翼经济学家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从发表在《东方杂志》和该会会刊《中国农村》的100多篇通讯中精选出23篇辑录出版，“是农村中间最进步的青年，直接地从生活中间体验到的极深刻的现实问题”。该书弥补了《子夜》较多地描写城市民族资本家的活动、有关农村生活描写较少的缺憾。
再如第四章农村调查部分，写得详实生动，显然得益于左翼经济学家于1929-1934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所获得的实际经验。钱俊瑞的同事张锡昌于1934年出版《农村社会调查》一书，并在《中国农村》上发表《怎样做农村调查》，文中谈到“我们所需要的农村调查”、“我们需要调查哪些问题”、“调查时的几个技术问题”，非常适合指导初做调查的青年人。钱俊瑞在这本书中大量借鉴了张文的经验。
可见，1930年代左翼经济学家做农村调查、办研究会、出版著作和杂志、参与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都被钱俊瑞浓缩到了这本书里。到底该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提供答案的不是钱俊瑞一个人，而是左翼经济学家整个团队。有志于此的年轻人，读完《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后，同时也读完了左翼经济学家出版的诸多著作和杂志，甚至还包括左翼作家的经典作品。通过这一本小书，左翼学者将他们的主义与信仰成功地传递给广大青年知识分子。
三
《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可读性强、饱含现实关怀，又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很快在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很难评估此书的发行量及产生的直接影响，但不妨从以下几个侧面来观察。
第一，此书的写作并不是偶然的，即左翼经济学家的宣传并不是孤立的。早在1930年3月，上海南强书局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社联”成员柯柏年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一本是“左联”成员钱谦吾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显然，书名中的“新兴”两字即暗指马克思主义。前书在出版后的4个多月里，卖掉2000本，同年8月再版发行。1932年该书第三版6000册改由上海新文艺书店发行，至1936年又出第四版，足见其行销之畅。以上三本书不仅题目的拟订极为类似，读者对象均是青年，撰写方式与目的也基本一致：通俗易懂地從各个方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不是丛书而胜似丛书。更为可贵的是，钱俊瑞、柯伯年等左翼学者在写作时都真正做到了设身处地为自学青年着想：因其学习程度较低而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字，因其时间有限而采用短小的篇幅，因其囊中羞涩而推荐精选过的价格较低的参考书。设想有一位像永明一样的青年，求知若渴、救国心切，在接触了左翼经济学之后，很可能会对左翼文学、左翼史学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在现实中走上左倾道路。
第二，对于左翼文化宣传所取得的成绩与青年的左倾，当年的左右两翼都感同身受。侯外庐在回忆1930年代中期的工作时谈道：“很明显，那一个时代的症结问题，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准确地加以解释。许多人努力这样去做了，效果好得惊人。讲演会的听众，往往是将最大的热情报之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时代问题和中国前途问题的讲演。”（侯外庐：《韧的追求》，P41）
1936年，右翼文人苏雪林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反复提到左翼文化宣传的成功。如“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中国侵略，政府态度不明，四万万人都抱有行将为亡国奴的忧惧。不但青年感到万分的苦闷，我们中年人也感到万分苦闷。左派理论，恰恰指引我们一条出路。于是大家如饮狂泉，如中风疾，一个个左倾起来了。“前几年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加上“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因而对青年影响极大（苏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适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P325、325-326）。
当然，今天来看，左翼文化宣传中的弱点也难以回避。首先，左翼学者在知识与视野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左翼经济学家以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为主，此前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参与过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是他们的长项。不过对于中国当时的工业、金融、关税、国际国内贸易状况等，尚缺乏系统研究。所以钱俊瑞在撰写《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时，特别注意扬长避短，涉及的主要是怎样研究农村经济和国防经济的课题。
另外，左翼文化宣传中也存在着盲目自信与专断的成分。如左翼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列强是侵略者、帝国主义，西方古典经济学亦是为侵略者服务的。所以他们彻底否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甚至将信奉和宣传西方经济学的国内学者一竿子打倒，指责其在民族危难时刻，仍将自己的利益“安安稳稳存放在银行和最高学府里面”，“捧着那些经济学上的陈言烂说，来讨好敌人，包庇自己”（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P117、118）。当时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就此被陷于道德的不义中。
不过，当时的青年对于左翼文化宣传中的上述局限，显然并不在意。若左翼学者的学问太过广博精深、文章四平八稳，反倒不易激起青年的兴趣与热情，反倒不能适应风紧云急、亟待变革的时代。总之，青年的左倾与左翼力量在各个领域的兴起，相生相长，最终形成了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蔚为大观的局面，以及1936年后青年竞相靠拢中共、奔赴延安的局面。
（本文编辑 宋文佳）
诚然，这一奇迹的产生与侯外庐论及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左翼人士的才华与努力，特别是其宣传技巧和智慧，同样是功不可没的。以往人们较多地关注左翼作家作品所产生的感染力，而今，我们不妨拓宽视野，来观察与解析左翼经济学家贡献的上乘之作。如钱俊瑞于1936年夏撰写、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是一部用生动的语言、循循善诱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潜移默化中传递给青年的典范之作，被视为“当时青年自学丛书的佳作之一”（浦山：《钱俊瑞文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2）。
一
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他当时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活跃分子，主持着《中国农村》和《世界经济》两份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同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既是深谙时政的笔杆子，又有参与具体事务的社会经验。从《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的书名看，这似乎是一本研究专门学问的精深之作，多少有点令人——尤其是青年望而却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作者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将开头写得饶有趣味、引人入胜：“这是个秋天的夜。秋虫在窗外唧唧的叫，朱永明一个人在自修室里读茅盾的《子夜》。”一个青年学生在秋夜的自习室里专心地读着一部畅销小说，他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这真的是在教人研究中国经济吗？是的，作者的意图正是“用故事的体裁叙述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无疑，“故事的体裁”比起严谨刻板的专业论述，必能吸引更多的青年人专注地读完此书。
该书共计7章，近4万字，篇幅不长，却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第一章主要描写了青年学生、书的主人公朱永明，利用暑假在自己的家乡进行农村救亡宣传时遭遇的失败及由此产生的郁闷之情：他的邻居、亲戚们无暇担心“东洋人是否会打来”这样看似遥远的事情，而只关心村里的大地主朱老虎今年会收多少租、他们交了租后是否还有饭吃。这使永明不得不思考：农民眼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到底是什么？如果日本人打来，农民愿不愿意抗日？他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忽然想起请教学校里“最清楚实际问题”的陈教授。陈教授的回答十分干脆：第一步精读茅盾的小说《子夜》和农村通讯集《中国农村描写》，要从“活的事实”里认识中国社会的轮廓，进而对探讨中国各种经济生活产生兴趣。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开头所描绘的朱永明研读《子夜》的一幕。
永明研究中国经济的第二步，即是阅读陈教授推荐的《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一书，目的是把小说与通讯集中描绘的“那些零星的活的现象，归并起来，加以初步的分析，得出比较一般的结论”。例如，从政府滥发公债的事实中了解“中国财政整个的趋向”，从《子夜》描写的吴荪甫所办工厂的命运探知“中国民族工业整个的命运”，进一步要把握的即是“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残余摧残之下的整个动向”。永明对于上述三本书的阅读，都极为认真，做札记，归纳问题，然后与陈教授面对面地讨论。
接下来是聆听陈教授的具体点拨。第三章名为“三把钥匙”，前两把钥匙实际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两条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构造，以及从事物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去观察一切。第三把钥匙是让永明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陈教授将三条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与前面三本书中的内容相联系，不断地启发他、诱导他，使永明很快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并最终信服了这些原理。
显然，光是书面的阅读和口头的讨论是不够的，还应从理论到实际、身体力行地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了。第四章农村调查和第五章怎样收集材料，对青年们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永明来自农村，但真正去农村开展有目的的调查并非易事。例如，在农村调查过程中如何确定调查的问题和范围，如何设计表格，如何注意调查过程中的技术方法（如提问的态度、辨别农民答案真伪的能力、使用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等），如何将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仔细的审查和合理的分类，都是有讲究的，陈教授对永明做了详细的交代和指点。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毕竟有限，第五章告诉青年人应怎样获得更多的间接资料：如精心收集整理报刊杂志上的资料并予以科学的分类，以便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充足的基本素材。
可以说，前五章是在为研究中国经济做准备工作，最后两章切入正题：回答中国经济到底是怎样一种经济，目前研究的重点是什么？通过座谈和讲座的形式，永明和他的同学们听陈教授讲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以及当时的时代主题“国防经济”，即中国在日本侵略下，正由半殖民地逐步沦为殖民地。当时需要迫切进行研究的问题是，日本如何摧毁着整个国民经济，中国应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抗日战争。这一主题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在亡国危机之下，青年人终于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统观全书可知，钱俊瑞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贴近生活的事例、循循善诱的方式，将书的主人公——一位善良上进、忧心国事的青年学生朱永明，引导成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认识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红色青年。陈教授的原型是著名左翼经济学家陈翰笙。他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于1920年代末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中研院社会科学调查所的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在随后的五六年中，他带领钱俊瑞、薛暮桥、张锡昌等一大批青年从事农村调查，调查之余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朱永明的名字也是富含深意的，朱即“红色”，“永明”象征著对光明的向往、真理的追求。 二
《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就像一场适时的春雨，“润物细无声”，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们自然而然地与马克思主义“亲近”起来。
此书论述主题鲜明切实，撰写形式生动活泼，迎合了青年的心理。永明是当时千千万万受时代洪流冲击，想救国救民却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的代表。进入1930年代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接踵而来，青年们感受着日本侵略所带来的迫切的亡国危机。如何抗击日本的侵略？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这是摆在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两大难题。可以说，该书就是为了解决爱国青年们的难题而写的：以他们关注的抗日问题作为开始，引入他们身边最熟悉的人：老师、同学、乡亲，教他们读贴近现实的小说、学铿锵有力的理论、做详细的实地调查、结成志趣相投的研究社团、与老师热烈地讨论。试想，青年学生将此书捧读在手的时候，能不热血沸腾、置身其中吗？青年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信念刹那间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已然发现自己找到了解决中国经济与政治问题的新路：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投入抗日洪流，一面希望整个地改造中国。
事实上，作者钱俊瑞时年28岁，较之永明只是一位略微年长些的青年而已。他毕业于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学历只能算中等，所以并不像当时留学欧美归国的博士硕士一样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再加上他多年深入农村、实地调研各地经济状况，所以最能了解出身农村的普通青年的苦闷与追求。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写作充分利用了左翼文学家、左翼经济学家创作与研究的成果，引证充分、资料扎实，读来厚重有力。鲁迅的杂文和茅盾的小说被誉为左翼文学的两大标杆。这本书开头即推荐阅读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它于1933年出版，曾轰动一时，获得青年人的热情追捧。时为中共领袖的瞿秋白也高度赞扬过《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P71]当年所谓的“社会科学”，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小说表现的“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当是左翼经济学家所特别看重的。茅盾自己的回忆则更为周详：“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见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P28]以上“民族工业”、“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农村破产”等项，均与左翼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而借小说来表现，可谓先声夺人。
当然，该书更是凝聚了左翼经济学家若干年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如书中提供给永明的参考书《中国农村描写》《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中国经济年报》《农村社会调查》等，都是左翼经济学者于1930年代出版的著作。其中，农村通讯集《中国农村描写》由左翼经济学家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从发表在《东方杂志》和该会会刊《中国农村》的100多篇通讯中精选出23篇辑录出版，“是农村中间最进步的青年，直接地从生活中间体验到的极深刻的现实问题”。该书弥补了《子夜》较多地描写城市民族资本家的活动、有关农村生活描写较少的缺憾。
再如第四章农村调查部分，写得详实生动，显然得益于左翼经济学家于1929-1934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所获得的实际经验。钱俊瑞的同事张锡昌于1934年出版《农村社会调查》一书，并在《中国农村》上发表《怎样做农村调查》，文中谈到“我们所需要的农村调查”、“我们需要调查哪些问题”、“调查时的几个技术问题”，非常适合指导初做调查的青年人。钱俊瑞在这本书中大量借鉴了张文的经验。
可见，1930年代左翼经济学家做农村调查、办研究会、出版著作和杂志、参与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都被钱俊瑞浓缩到了这本书里。到底该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提供答案的不是钱俊瑞一个人，而是左翼经济学家整个团队。有志于此的年轻人，读完《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后，同时也读完了左翼经济学家出版的诸多著作和杂志，甚至还包括左翼作家的经典作品。通过这一本小书，左翼学者将他们的主义与信仰成功地传递给广大青年知识分子。
三
《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可读性强、饱含现实关怀，又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很快在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很难评估此书的发行量及产生的直接影响，但不妨从以下几个侧面来观察。
第一，此书的写作并不是偶然的，即左翼经济学家的宣传并不是孤立的。早在1930年3月，上海南强书局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社联”成员柯柏年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一本是“左联”成员钱谦吾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显然，书名中的“新兴”两字即暗指马克思主义。前书在出版后的4个多月里，卖掉2000本，同年8月再版发行。1932年该书第三版6000册改由上海新文艺书店发行，至1936年又出第四版，足见其行销之畅。以上三本书不仅题目的拟订极为类似，读者对象均是青年，撰写方式与目的也基本一致：通俗易懂地從各个方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不是丛书而胜似丛书。更为可贵的是，钱俊瑞、柯伯年等左翼学者在写作时都真正做到了设身处地为自学青年着想：因其学习程度较低而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字，因其时间有限而采用短小的篇幅，因其囊中羞涩而推荐精选过的价格较低的参考书。设想有一位像永明一样的青年，求知若渴、救国心切，在接触了左翼经济学之后，很可能会对左翼文学、左翼史学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在现实中走上左倾道路。
第二，对于左翼文化宣传所取得的成绩与青年的左倾，当年的左右两翼都感同身受。侯外庐在回忆1930年代中期的工作时谈道：“很明显，那一个时代的症结问题，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准确地加以解释。许多人努力这样去做了，效果好得惊人。讲演会的听众，往往是将最大的热情报之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时代问题和中国前途问题的讲演。”（侯外庐：《韧的追求》，P41）
1936年，右翼文人苏雪林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反复提到左翼文化宣传的成功。如“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中国侵略，政府态度不明，四万万人都抱有行将为亡国奴的忧惧。不但青年感到万分的苦闷，我们中年人也感到万分苦闷。左派理论，恰恰指引我们一条出路。于是大家如饮狂泉，如中风疾，一个个左倾起来了。“前几年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加上“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因而对青年影响极大（苏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适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P325、325-326）。
当然，今天来看，左翼文化宣传中的弱点也难以回避。首先，左翼学者在知识与视野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左翼经济学家以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为主，此前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参与过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是他们的长项。不过对于中国当时的工业、金融、关税、国际国内贸易状况等，尚缺乏系统研究。所以钱俊瑞在撰写《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时，特别注意扬长避短，涉及的主要是怎样研究农村经济和国防经济的课题。
另外，左翼文化宣传中也存在着盲目自信与专断的成分。如左翼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列强是侵略者、帝国主义，西方古典经济学亦是为侵略者服务的。所以他们彻底否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甚至将信奉和宣传西方经济学的国内学者一竿子打倒，指责其在民族危难时刻，仍将自己的利益“安安稳稳存放在银行和最高学府里面”，“捧着那些经济学上的陈言烂说，来讨好敌人，包庇自己”（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P117、118）。当时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就此被陷于道德的不义中。
不过，当时的青年对于左翼文化宣传中的上述局限，显然并不在意。若左翼学者的学问太过广博精深、文章四平八稳，反倒不易激起青年的兴趣与热情，反倒不能适应风紧云急、亟待变革的时代。总之，青年的左倾与左翼力量在各个领域的兴起，相生相长，最终形成了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蔚为大观的局面，以及1936年后青年竞相靠拢中共、奔赴延安的局面。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