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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或法律史的角度来说,儒、侠、盗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所区别。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儒侠"与"儒盗"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二是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的出现,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三是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即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都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