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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小站，偶遇一多年不见的乡党，名叫刘镇京。此人其貌不扬，见到我异常热络，我对他却并没怎么当回事。后来我在村里成立教育基金，主持人宣布捐款人，叫出的名字即是刘镇京，他竟然捐了十万元！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出手竟然如此阔绰大方？
汽车像要散了架般摇摇晃晃穿行在山间土路上，扬起一路的黄尘就像天上常常见到的飞机，屁股后面总拖着一条长长的雾线。
太阳刚露脸，汽车就进站了。车一停，原来跟在车屁股后的黄尘从汽车四周涌起，瞬间把汽车严严实实包围了。
这是一个乡间小站，上下的乘客不多，吃了一路黄尘的心急旅客顾不上捂鼻挡眼，拎着包直接冲进黄尘。
“教授，你回来了？”黄尘中，一个身材不高，略显消瘦，戴着毡帽，穿着还算齐整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没等我应答，直接接过我手中的包。
“多年没回家，放假了回来看看！”黄尘散去，我认出帮我拎包的是一个乡党——一个说不上熟悉，只能算认识的乡里人，“你怎么在这里？”
乡党没回我的话，拎着我的包绕过狭窄的候车室里卖鸡蛋、卖汽水、卖包子的小摊，径直往出站口验票处走。
“给她验完票就可出站了。”离验票处还有几米，乡党停下来，把包递还给我，“我不送了，你慢走。”
“谢……”我回过头，“谢”字还没说完，乡党就消失在喧嚣的候车室里。
这人真有意思！我心里笑着，赶紧拎包朝验票处走。
“车票！”一个满脸横肉的马脸女人懒洋洋地坐在凳子上，一脚横在出站口，大声喊道。
我冷冷地看了一眼马脸女人，心想，难怪我那个乡党不敢到验票处呢。
“看什么看，要出站，拿票来。”马脸女人的声音更高了。
我放下包，手伸进裤袋拿票。
糟了，车票呢？车上查完票，我明明把票放在裤袋里的！我赶紧翻找其他口袋：左裤袋、右裤袋、后裤袋，左口袋、右口袋、上口袋，内衣袋、暗布袋、夹缝袋……所有能装东西的袋子都找了个遍，没有！
“敢情又是一个逃票的！”马脸女人像逮住了小偷，鼓睛暴眼，大声嚷叫。
“你说什么？”堂堂一个大学教授，居然被骂成逃票的，我感觉受到极大的侮辱，愤怒地瞪着马脸女人。
“瞪什么瞪？拿票来啊！”興许我的愤怒镇住了马脸女人，她声音低了许多，却还是轻蔑地说：“呵呵，没有票，就是苍蝇也甭想从我这里飞出去！”
“李同志，他是读书出息人，不会逃票！”乡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站到了我身后，恭恭敬敬地对马脸女人说。
“你这个死站乞，给我滚远点！”马脸女人刚刚压低的声音又反弹回来了，而且反弹到极致，一开口，候车室屋顶的瓦片似乎都跟着颤抖，“保安，把这个死站乞给我轰出去！”
“你什么素质？这样骂人？”我抑制不住愤怒，把放在地下的包拎起又重重放下，伸手想把我身后的乡党拉到前面来和马脸女人理论，乡党却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叫你们站长出来！”我瞪着眼，逼视着马脸女人。
“你算哪根葱？要见我们站长？”马脸女人讥讽道，“你要是个女的，长得又够漂亮，兴许我们站长会见你！”
“你、你……”平生没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我脸上滚烫，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出站口，一个要出站，一个不让。一个要见站长，一个冷嘲热讽……两人一直僵持到日上三竿，车站上班的陆续回来。
“怎么回事？”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问马脸女人。
“早班车一个逃票的，在我这儿闹事。”马脸女人挑衅地斜了我一眼，恶人先告状，“我告诉他，车站有规定，没票，苍蝇也不能出站。”
“就这鸡巴事，吵吵闹闹的。补票后让他走。”男人走过来，用身子挡住自己的手，以为我看不见，在马脸女人的大胸上捏了一把，“赶紧处理完，弄几个包子来我房间吃。”
“一早硬邦邦，敢情你家婆娘晚上没喂饱你！”马脸女人把我当透明，大大咧咧回手抓了一下男人的裆部，满脸淫荡。
“快点处理！”男人在马脸女人胸上又抓了一把。
“看你猴急！”马脸女人媚笑着说。
“叶蒙？是叶蒙吗？”男人松开了女人的胸，准备走时看了看脸别一边的我，惊讶地喊。
“你是？”男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孔鸿，3班的！”男人惊喜起来，“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的大教授！”
我记起来了，当年高一（3）班是有一个叫孔鸿的，书读得不怎么样，高中没毕业就顶父职去交通局上班了。
“你狗眼不识人，这是我同学，省城里的大学教授。前段时间还在说，小孩以后到城里读书，还要大教授多多指导！”叫孔鸿的男人骂完马脸女人，帮我拎起包，亲自送出车站。
拎着重重的包走回家，心里那堵气呼呼的墙也重重的。
小住了几天，回城的车是晚上的班车，一贯独来独往的我不让人送，一个人提前到车站候车。
一进喧嚣的车站候车室，我远远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乡党斜对着我，站在一个正在呼哧呼哧吃方便面的大个子旅客后面，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大个子手里的面。
闷热的候车室，大个子吃得满头大汗，不时抬手用衣袖擦汗，每抬一次手，都厌恶地瞄一眼身后的乡党。大个子的面还没吃完，班车来了，他猛咽了一大口，急急站起来。大个子想放下面碗走人，一转身看到了身后靠得越来越近的乡党，二话没说朝手里的面吐了一唾口水，才放下走人。
大个子一离开，他那碗吃剩的面被眼明手快的乡党端起，狼吞虎咽起来……突然，乡党看到了正在候车室找座位的我，立即像被电击了一般，把面咽了下去，把面碗从嘴边移开，径直走到垃圾桶边，连汤带面倒进垃圾桶。
“这些人，不讲卫生，吃完乱扔。”倒了面，乡党朝我走过来，脸上讪讪的，“你回城了？”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回乡下我略微知晓乡党的一些情况：其父早逝，母亲一人辛辛苦苦将其拉扯大。打小，寡母担心其受欺负受委屈，宠着爱着。寡母两脚一蹬，在家柴米油盐分不清，在外不谙农耕的乡党顿时傻了眼，年纪轻轻的只好“吃四方”——四处讨食，令乡里人不齿。 “晚点回。”乡党诡秘地说。
这时，车站广播，前往省城的班车晚点。
坐在闷热喧嚣的车站候车室，百无聊赖。乡党善解人意般地坐下来，与我聊车站里南来北往的人，聊听来的天南地北的事，就是不讲乡里的人和事。
乡党很善谈，知道得也很多——国内国际形势、政治经济新闻，军事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娱乐、街谈巷说、奇闻趣事，信手拈来，娓娓而谈。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邓小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来打？那是有政治考量的。
“你想想，当时苏联与美国在冷战，中苏关系也长期紧张，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美苏那是新三国。中美能走到一起，就是为了对抗苏联，是新的孙刘结盟。越南又是谁啊？那是苏联的马前卒，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打越南，就是打苏联。你中国敢打苏联，美国人就认你跟我是一伙的！”
乡党讲起来，全然不像个“吃四方”的主儿，倒像个大学学者，又像个生活百事通，令我很诧异。
“从2月17日开打至3月5日撤军，短短17天，解放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攻下谅山，深入越南40多公里……”
“老同学，你今天回城？”乡党正讲得起劲，站长孔鸿打开办公室的门，满脸红光地走出来，见到我，走过来邀请，“班车晚点了，到我办公室坐坐，边喝茶边慢慢等。”
盛情难却，我随孔鸿走。在他办公室门口，正巧那天拦着不让我出站的马脸女人走出来。同样满脸红光的马脸女人见了我，迅速低下头。
“你下班走吧。”孔鸿吩咐马脸女人。
“嗯。”马脸女人应着。
“这女的？”我逼问孔鸿。
“得罪了，大教授！”孔鸿呵呵笑着，答非所问。
屋内，茶香袅袅。
“你偷听什么，还不快滚？”屋外，马脸女人在大声呵斥我的乡党。
“哎！一个可恶的站乞，多年了，怎么赶也赶不走。”孔鸿赶紧圆场。
“这人也不容易！”我望见了门外落荒而逃的乡党说。
孔鸿望着我，没吭声。
坐了一回，我告辞出来，“你回家吧，我自己再等等。”
夜深了，很多賣东西的小摊收了，喧嚣的候车室安静了下来。我在角落找了个位置坐下，顺手掏出随身带的书，边看边等车。
“识字真好！”不知什么时候，被马脸女人驱赶后消失了的乡党又出现在我面前。
我示意乡党坐下。乡党这回不再滔滔不绝地讲。一会儿问我看什么书，一会儿问我上什么课，一会儿还问学生怎么样，女生漂不漂亮……问个没完没了。
“你是出息人，还出了这么多书！”乡党听说我写了几本书，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了不得，了不得！”
车终于被等来了。乡党送我上车，放好行李，笑着说，“我不识字，要不，送本你写的书给我读。”
我也笑了笑。兴许，钱才是他最急需的！在乡党下车时，我从裤袋里掏出钱包，取出钱包里唯一的一张崭新百元大钞——那是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给！”
“不，我有钱。”乡党没接。
“拿着吧！”我把钱硬塞进乡党的口袋，并催促他下车。
汽车离开车站，扬起的黄尘把车旁站着的乡党裹得严严实实。
这是我多年前回乡下老家的遭遇。
若干年后再回乡下，水泥路替代了黄土路，一路黄尘不再。车站翻新宽敞了，各种摆卖却依旧在，当然，乡党也还在——我下车第一眼就见到了他，还是一顶毡帽，还是一身还算齐整的衣服，只是头发全白了。
“你送我的钱，还在！”送我到验票处附近，乡党一脸认真地说。
我怔住了。
“不信？你看，这是你送的百元大钞票。”乡党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百元大钞外面裹了一层塑，崭新依旧。
“哎，你这是……”我竟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说我偷的，我不认。我告诉每个人，这是教授送的！”乡党满脸的自豪，“教授送的，不一样，我留作念想了。”
我眼里泪花在闪。
回城候车，又是乡党送我上车。
“我学着认了些字，能送本书给我吗？”乡党送我上车时，像做了错事的学生一样惴惴不安地说，眼里却满是期待。
“嗯嗯。”看着乡党满脸的期待，我无法拒绝，打开行李包，翻找。
出门嫌书重，只带了几本，都送出去了，此刻，包里空空如也，“回去寄本给你。”
“谢谢大教授！”乡党恭恭敬敬给我鞠了个躬，搞得我甚是不好意思。
“给你寄到村里吧？”
“不，就寄到车站！”
我定定看着乡党，看得他心里发虚。
“寄到车站我能收到。”乡党补充，“你那年回来后，站里对我好多了。”
我点了点头。
回城一忙，就把给乡党寄书的事忘了。
一年后开学前夕，孔鸿送他小孩到我所在的大学读书，我尽地主之谊接待了他。
别看孔鸿长得五大三粗，却和我一样不善酒，三杯下去，就有状况了。他居然把他和马脸女人的破事全告诉了我。完了还问我，“记不记得你那乡党？”
我一下想起了戴着毡帽，穿得还算齐整的瘦个子乡党。
“这一年多来，他几乎天天在车站找他的信，说是你寄给他的！”不善酒的孔鸿开始抢酒喝了，自己倒了一杯敬我，我没让他再喝。
“开始是天天问送信的邮递员，后来又天天问收发室的老头，再后来又老来办公室转悠，到最后怀疑车站私下扣了他的信，居然敢找我理论——看在你的份上，这几年，我们没怎么轰他，也没怎么为难他。
“可恨的是，有一次，他又想来找我理论，我和她正在办着好事，门没锁牢，被他推开了……我下不了手，暴怒的她却把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之后，听说他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来车站。 “最近，又天天来找信……”
“你是说他在找我写给他的信？”我酒清醒了大半。
“是啊！”我告诉他，一个大教授会给你一个站乞写信，你就睡觉娶媳妇——做梦吧！
“真有这么一回事。我答应寄书给他！”我像做了亏心事。
“送书送文盲站乞，和对牛弹琴无异啊！大教授。”
“不，不一样！”
孔鸿回家前，我把一牛皮纸信封交给他，嘱咐他一定要亲手转交给我的乡党。我没告诉孔鸿，我在牛皮纸信封里面的新书扉页郑重地写上“镇京兄存正”，并簽名盖印——字签得端端正正，印盖得清清楚楚。
故事本该到此结束。故事却因另一事让我唏嘘不已。
读书人总有一些情怀，我也不例外。在外听闻乡下很多村成立教育基金，以鼓励后辈学子刻苦学习，争取考名牌大学。我便也萌生了在生我养我的村子里成立教育基金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众多乡贤的支持。经过广泛发动，半年后，村教育基金募集到了较为可观的资金，筹备成立。
我心潮澎湃，放下手头的活，匆匆赶回乡下参加成立大会。
会上，主持人隆重宣读各乡贤的捐款数量，念到第一个名字时，会场突然乱哄哄的，就像菜市场。
主持人以为念错了，再念一遍时，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继而掌声雷鸣！
村教育基金捐款最多的居然是刘镇京，10万元。
我突然记起，我这次回来，在车站没见到乡党刘镇京。
“前段时间还在，近个把月没见着。”孔鸿告诉我，把我的信当面转交给他时，他举着信，就像范进中举了一样，疯疯癫癫地大喊大叫，“大教授送书给我啦！大教授送书给我啦！”
我心里五味杂陈。
回城前，我叮嘱村干部，找找刘镇京，多关心关心他。
回城没多久，我收到一封信。信居然是乡党刘镇京写给我的。
信里很多别字，我和改学生作业一样，用红笔一个个给别字画圈，画着画着，我画不下去了——乡党刘镇京在信里说，学着看了我写的书，又认了不少字。听说我号召村里成立教育基金，鼓励小孩读书，他一无所有，但他想，我号召得对，教育是一个人的希望。他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他要捐出他的所有，包括他可利用的身体……
乡党刘镇京在信最后说，“识字真好！别了，我的大学教授！”
看完信，我泪流满面，立即买车票坐班车回乡下。
我希望在乡下小站，能再见到乡党刘镇京。
作者简介
韦名，男。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作品见《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天涯》等。出版小说集《高空博弈》《蓝蓝的天空下起雨》《水本无味》《家有芳邻》《车开花香》《老街》等八部。作品入选多种文集和高、中考模拟题。
责任编辑 白连春
汽车像要散了架般摇摇晃晃穿行在山间土路上，扬起一路的黄尘就像天上常常见到的飞机，屁股后面总拖着一条长长的雾线。
太阳刚露脸，汽车就进站了。车一停，原来跟在车屁股后的黄尘从汽车四周涌起，瞬间把汽车严严实实包围了。
这是一个乡间小站，上下的乘客不多，吃了一路黄尘的心急旅客顾不上捂鼻挡眼，拎着包直接冲进黄尘。
“教授，你回来了？”黄尘中，一个身材不高，略显消瘦，戴着毡帽，穿着还算齐整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没等我应答，直接接过我手中的包。
“多年没回家，放假了回来看看！”黄尘散去，我认出帮我拎包的是一个乡党——一个说不上熟悉，只能算认识的乡里人，“你怎么在这里？”
乡党没回我的话，拎着我的包绕过狭窄的候车室里卖鸡蛋、卖汽水、卖包子的小摊，径直往出站口验票处走。
“给她验完票就可出站了。”离验票处还有几米，乡党停下来，把包递还给我，“我不送了，你慢走。”
“谢……”我回过头，“谢”字还没说完，乡党就消失在喧嚣的候车室里。
这人真有意思！我心里笑着，赶紧拎包朝验票处走。
“车票！”一个满脸横肉的马脸女人懒洋洋地坐在凳子上，一脚横在出站口，大声喊道。
我冷冷地看了一眼马脸女人，心想，难怪我那个乡党不敢到验票处呢。
“看什么看，要出站，拿票来。”马脸女人的声音更高了。
我放下包，手伸进裤袋拿票。
糟了，车票呢？车上查完票，我明明把票放在裤袋里的！我赶紧翻找其他口袋：左裤袋、右裤袋、后裤袋，左口袋、右口袋、上口袋，内衣袋、暗布袋、夹缝袋……所有能装东西的袋子都找了个遍，没有！
“敢情又是一个逃票的！”马脸女人像逮住了小偷，鼓睛暴眼，大声嚷叫。
“你说什么？”堂堂一个大学教授，居然被骂成逃票的，我感觉受到极大的侮辱，愤怒地瞪着马脸女人。
“瞪什么瞪？拿票来啊！”興许我的愤怒镇住了马脸女人，她声音低了许多，却还是轻蔑地说：“呵呵，没有票，就是苍蝇也甭想从我这里飞出去！”
“李同志，他是读书出息人，不会逃票！”乡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站到了我身后，恭恭敬敬地对马脸女人说。
“你这个死站乞，给我滚远点！”马脸女人刚刚压低的声音又反弹回来了，而且反弹到极致，一开口，候车室屋顶的瓦片似乎都跟着颤抖，“保安，把这个死站乞给我轰出去！”
“你什么素质？这样骂人？”我抑制不住愤怒，把放在地下的包拎起又重重放下，伸手想把我身后的乡党拉到前面来和马脸女人理论，乡党却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叫你们站长出来！”我瞪着眼，逼视着马脸女人。
“你算哪根葱？要见我们站长？”马脸女人讥讽道，“你要是个女的，长得又够漂亮，兴许我们站长会见你！”
“你、你……”平生没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我脸上滚烫，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出站口，一个要出站，一个不让。一个要见站长，一个冷嘲热讽……两人一直僵持到日上三竿，车站上班的陆续回来。
“怎么回事？”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问马脸女人。
“早班车一个逃票的，在我这儿闹事。”马脸女人挑衅地斜了我一眼，恶人先告状，“我告诉他，车站有规定，没票，苍蝇也不能出站。”
“就这鸡巴事，吵吵闹闹的。补票后让他走。”男人走过来，用身子挡住自己的手，以为我看不见，在马脸女人的大胸上捏了一把，“赶紧处理完，弄几个包子来我房间吃。”
“一早硬邦邦，敢情你家婆娘晚上没喂饱你！”马脸女人把我当透明，大大咧咧回手抓了一下男人的裆部，满脸淫荡。
“快点处理！”男人在马脸女人胸上又抓了一把。
“看你猴急！”马脸女人媚笑着说。
“叶蒙？是叶蒙吗？”男人松开了女人的胸，准备走时看了看脸别一边的我，惊讶地喊。
“你是？”男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孔鸿，3班的！”男人惊喜起来，“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的大教授！”
我记起来了，当年高一（3）班是有一个叫孔鸿的，书读得不怎么样，高中没毕业就顶父职去交通局上班了。
“你狗眼不识人，这是我同学，省城里的大学教授。前段时间还在说，小孩以后到城里读书，还要大教授多多指导！”叫孔鸿的男人骂完马脸女人，帮我拎起包，亲自送出车站。
拎着重重的包走回家，心里那堵气呼呼的墙也重重的。
小住了几天，回城的车是晚上的班车，一贯独来独往的我不让人送，一个人提前到车站候车。
一进喧嚣的车站候车室，我远远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乡党斜对着我，站在一个正在呼哧呼哧吃方便面的大个子旅客后面，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大个子手里的面。
闷热的候车室，大个子吃得满头大汗，不时抬手用衣袖擦汗，每抬一次手，都厌恶地瞄一眼身后的乡党。大个子的面还没吃完，班车来了，他猛咽了一大口，急急站起来。大个子想放下面碗走人，一转身看到了身后靠得越来越近的乡党，二话没说朝手里的面吐了一唾口水，才放下走人。
大个子一离开，他那碗吃剩的面被眼明手快的乡党端起，狼吞虎咽起来……突然，乡党看到了正在候车室找座位的我，立即像被电击了一般，把面咽了下去，把面碗从嘴边移开，径直走到垃圾桶边，连汤带面倒进垃圾桶。
“这些人，不讲卫生，吃完乱扔。”倒了面，乡党朝我走过来，脸上讪讪的，“你回城了？”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回乡下我略微知晓乡党的一些情况：其父早逝，母亲一人辛辛苦苦将其拉扯大。打小，寡母担心其受欺负受委屈，宠着爱着。寡母两脚一蹬，在家柴米油盐分不清，在外不谙农耕的乡党顿时傻了眼，年纪轻轻的只好“吃四方”——四处讨食，令乡里人不齿。 “晚点回。”乡党诡秘地说。
这时，车站广播，前往省城的班车晚点。
坐在闷热喧嚣的车站候车室，百无聊赖。乡党善解人意般地坐下来，与我聊车站里南来北往的人，聊听来的天南地北的事，就是不讲乡里的人和事。
乡党很善谈，知道得也很多——国内国际形势、政治经济新闻，军事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娱乐、街谈巷说、奇闻趣事，信手拈来，娓娓而谈。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邓小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来打？那是有政治考量的。
“你想想，当时苏联与美国在冷战，中苏关系也长期紧张，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美苏那是新三国。中美能走到一起，就是为了对抗苏联，是新的孙刘结盟。越南又是谁啊？那是苏联的马前卒，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打越南，就是打苏联。你中国敢打苏联，美国人就认你跟我是一伙的！”
乡党讲起来，全然不像个“吃四方”的主儿，倒像个大学学者，又像个生活百事通，令我很诧异。
“从2月17日开打至3月5日撤军，短短17天，解放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攻下谅山，深入越南40多公里……”
“老同学，你今天回城？”乡党正讲得起劲，站长孔鸿打开办公室的门，满脸红光地走出来，见到我，走过来邀请，“班车晚点了，到我办公室坐坐，边喝茶边慢慢等。”
盛情难却，我随孔鸿走。在他办公室门口，正巧那天拦着不让我出站的马脸女人走出来。同样满脸红光的马脸女人见了我，迅速低下头。
“你下班走吧。”孔鸿吩咐马脸女人。
“嗯。”马脸女人应着。
“这女的？”我逼问孔鸿。
“得罪了，大教授！”孔鸿呵呵笑着，答非所问。
屋内，茶香袅袅。
“你偷听什么，还不快滚？”屋外，马脸女人在大声呵斥我的乡党。
“哎！一个可恶的站乞，多年了，怎么赶也赶不走。”孔鸿赶紧圆场。
“这人也不容易！”我望见了门外落荒而逃的乡党说。
孔鸿望着我，没吭声。
坐了一回，我告辞出来，“你回家吧，我自己再等等。”
夜深了，很多賣东西的小摊收了，喧嚣的候车室安静了下来。我在角落找了个位置坐下，顺手掏出随身带的书，边看边等车。
“识字真好！”不知什么时候，被马脸女人驱赶后消失了的乡党又出现在我面前。
我示意乡党坐下。乡党这回不再滔滔不绝地讲。一会儿问我看什么书，一会儿问我上什么课，一会儿还问学生怎么样，女生漂不漂亮……问个没完没了。
“你是出息人，还出了这么多书！”乡党听说我写了几本书，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了不得，了不得！”
车终于被等来了。乡党送我上车，放好行李，笑着说，“我不识字，要不，送本你写的书给我读。”
我也笑了笑。兴许，钱才是他最急需的！在乡党下车时，我从裤袋里掏出钱包，取出钱包里唯一的一张崭新百元大钞——那是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给！”
“不，我有钱。”乡党没接。
“拿着吧！”我把钱硬塞进乡党的口袋，并催促他下车。
汽车离开车站，扬起的黄尘把车旁站着的乡党裹得严严实实。
这是我多年前回乡下老家的遭遇。
若干年后再回乡下，水泥路替代了黄土路，一路黄尘不再。车站翻新宽敞了，各种摆卖却依旧在，当然，乡党也还在——我下车第一眼就见到了他，还是一顶毡帽，还是一身还算齐整的衣服，只是头发全白了。
“你送我的钱，还在！”送我到验票处附近，乡党一脸认真地说。
我怔住了。
“不信？你看，这是你送的百元大钞票。”乡党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百元大钞外面裹了一层塑，崭新依旧。
“哎，你这是……”我竟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说我偷的，我不认。我告诉每个人，这是教授送的！”乡党满脸的自豪，“教授送的，不一样，我留作念想了。”
我眼里泪花在闪。
回城候车，又是乡党送我上车。
“我学着认了些字，能送本书给我吗？”乡党送我上车时，像做了错事的学生一样惴惴不安地说，眼里却满是期待。
“嗯嗯。”看着乡党满脸的期待，我无法拒绝，打开行李包，翻找。
出门嫌书重，只带了几本，都送出去了，此刻，包里空空如也，“回去寄本给你。”
“谢谢大教授！”乡党恭恭敬敬给我鞠了个躬，搞得我甚是不好意思。
“给你寄到村里吧？”
“不，就寄到车站！”
我定定看着乡党，看得他心里发虚。
“寄到车站我能收到。”乡党补充，“你那年回来后，站里对我好多了。”
我点了点头。
回城一忙，就把给乡党寄书的事忘了。
一年后开学前夕，孔鸿送他小孩到我所在的大学读书，我尽地主之谊接待了他。
别看孔鸿长得五大三粗，却和我一样不善酒，三杯下去，就有状况了。他居然把他和马脸女人的破事全告诉了我。完了还问我，“记不记得你那乡党？”
我一下想起了戴着毡帽，穿得还算齐整的瘦个子乡党。
“这一年多来，他几乎天天在车站找他的信，说是你寄给他的！”不善酒的孔鸿开始抢酒喝了，自己倒了一杯敬我，我没让他再喝。
“开始是天天问送信的邮递员，后来又天天问收发室的老头，再后来又老来办公室转悠，到最后怀疑车站私下扣了他的信，居然敢找我理论——看在你的份上，这几年，我们没怎么轰他，也没怎么为难他。
“可恨的是，有一次，他又想来找我理论，我和她正在办着好事，门没锁牢，被他推开了……我下不了手，暴怒的她却把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之后，听说他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来车站。 “最近，又天天来找信……”
“你是说他在找我写给他的信？”我酒清醒了大半。
“是啊！”我告诉他，一个大教授会给你一个站乞写信，你就睡觉娶媳妇——做梦吧！
“真有这么一回事。我答应寄书给他！”我像做了亏心事。
“送书送文盲站乞，和对牛弹琴无异啊！大教授。”
“不，不一样！”
孔鸿回家前，我把一牛皮纸信封交给他，嘱咐他一定要亲手转交给我的乡党。我没告诉孔鸿，我在牛皮纸信封里面的新书扉页郑重地写上“镇京兄存正”，并簽名盖印——字签得端端正正，印盖得清清楚楚。
故事本该到此结束。故事却因另一事让我唏嘘不已。
读书人总有一些情怀，我也不例外。在外听闻乡下很多村成立教育基金，以鼓励后辈学子刻苦学习，争取考名牌大学。我便也萌生了在生我养我的村子里成立教育基金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众多乡贤的支持。经过广泛发动，半年后，村教育基金募集到了较为可观的资金，筹备成立。
我心潮澎湃，放下手头的活，匆匆赶回乡下参加成立大会。
会上，主持人隆重宣读各乡贤的捐款数量，念到第一个名字时，会场突然乱哄哄的，就像菜市场。
主持人以为念错了，再念一遍时，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继而掌声雷鸣！
村教育基金捐款最多的居然是刘镇京，10万元。
我突然记起，我这次回来，在车站没见到乡党刘镇京。
“前段时间还在，近个把月没见着。”孔鸿告诉我，把我的信当面转交给他时，他举着信，就像范进中举了一样，疯疯癫癫地大喊大叫，“大教授送书给我啦！大教授送书给我啦！”
我心里五味杂陈。
回城前，我叮嘱村干部，找找刘镇京，多关心关心他。
回城没多久，我收到一封信。信居然是乡党刘镇京写给我的。
信里很多别字，我和改学生作业一样，用红笔一个个给别字画圈，画着画着，我画不下去了——乡党刘镇京在信里说，学着看了我写的书，又认了不少字。听说我号召村里成立教育基金，鼓励小孩读书，他一无所有，但他想，我号召得对，教育是一个人的希望。他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他要捐出他的所有，包括他可利用的身体……
乡党刘镇京在信最后说，“识字真好！别了，我的大学教授！”
看完信，我泪流满面，立即买车票坐班车回乡下。
我希望在乡下小站，能再见到乡党刘镇京。
作者简介
韦名，男。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作品见《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天涯》等。出版小说集《高空博弈》《蓝蓝的天空下起雨》《水本无味》《家有芳邻》《车开花香》《老街》等八部。作品入选多种文集和高、中考模拟题。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