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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情,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创造历史,也无法以成败来做判断标准。
政府:“先发展起来再说”
到了今天,张树新处在一种半退休状态,她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互联网与社会发展关系上。对于瀛海威的往事,她不愿提及,只说那是个“古老的故事”。“那么的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这里面的情况,说好的,说坏的,还分析各种原因。我后来转去做投资的时候,招过两个北大MBA研究生,他们做的论文,就是瀛海威的失败,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张树新说,当年决定上马做互联网,动机很简单,就是商业驱动。互联网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就让一大批做接入服务的商人发了财。但是张树新没有想到,中国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就好象你本来是卖面包的,但你恨不得从种麦子开始干。先弄块地种麦子,然后脱壳、压面粉,然后做面包,其实心里本来只想做面包——那只能说,这件事你做得太早了”。
张树新还记得当年去邮电部申请线路,邮电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接入,甚至不知道由哪个部门来接待她。按邮电部已经有的先例,都是电话服务,当时已经有了寻呼台,他们按照寻呼台租用线路的价格收费,一个月一条线6千元。
“你除了需要申请线路,还必须获得电信增值业务许可,在当时,信息台、电子邮箱、图文信息,传真信息等等在邮电部都是分开的业务,而你的互联网是这些都能做,就需要你把各种业务的接入系统连接起来,你还需要卫星线路,你要需要光缆,反正是很复杂……只能说,你做的是完全新的东西,这条路就要从头闯出来……
张树新记得:“1996年1月的时候,国家发布了一个国务院总理令,要求每个上网的人,必须要到派出所登记。当时我的用户们对这一条很不高兴,但对于我们这些商家来说,如果你不执行这个命令,你就是违法的。”然而,到了1997年,“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以后,“信息化变成了国家倡导的事情。这就要求当时的邮电部门都要顺应这个形势。中国就是这样,对于政治正确的东西,它都网开一面”。
张树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到,在中国,做生意是一定要讲政治的。既然互联网是个从来没有的新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摸索与对大形势的判断,都要由自己来做。
邮电部门的收费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所有民营的ISP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显然,按寻呼的价格来收电话线路的租金,是太贵了。“寻呼是这样的,叫和被叫都很短。这样的话,一条线24小时大概可以支持500个用户。而上网不同,上网的人有可能两三个小时不下来,一条线,大概只能支持20个用户,我们后来就联合了很多民营ISP,去申请把费用降下来。”
张树新们后来发现,在邮电部的范围内,还是解决不了这个价格问题,后来,他们把申请转到国家计委。“当时国家计委还在1997年专门开过听证会。那次听证会之后,价格就降下来了,每条电话线的价格,从6千元降到了160元。资费是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从1998年以后有中国互联网的大发展?资费降下来是非常关键的。”
当时的邮电部长吴基传,在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事情时也承认:当时邮电部对互联网,是重视,但是认识不深刻,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通讯业务的创新,却在以传统思维来想,是不是要把我的电话、电报业务分流啊?
张树新最后的出局,从表面上看,直接原因是她与董事会间的意见分歧,但是有信息显示,在1996年至1997年间,瀛海威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接入站点投资,但因中国电信的介入及接入价格的走低,瀛海威公司出现了大幅的亏损。以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年的民营ISP们,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做接入服务了。
姜奇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张树新这批人,当时是走到政府前头去了。但是,“一个民营公司,是与国家部门的力量不成比例的。张树新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她做了很多应该是社会和政府做的事。但是社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外部环境。她的资金问题,只有到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后才能解决,实际后来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的资金问题也都是风险投资进入后给解决的。”
在采访中,记者问了张树新一个问题:实际上,瀛海威当时的表现,客观上是为广大的中国网民冲出了一个较低的价格空间?张树新说:“我们使劲冲的结果就是,导致电信的大开放,大建设,然后全中国人民都上网了。”
“那么,如果人生重新来过,你还会这么做,选择互联网吗?”记者又问。
“我觉得我还会这么做。我还是蛮喜欢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充满不确定性。我很喜欢充满不确定性的东西。生活这个东西,从整体来说,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很难讲的。但是具体到每一段生活时,其实人还是需要意义的。互联网对人类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今天的张树新,常常会陷入一种沉思之中。“我进入互联网,那是一个偶然,然后,就不能退出去,要干下去,然后在商业上其实并不成功,然后呢,又弄得尽人皆知……现在电视里常常有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节目,有一天我看见主持人在说,大家还记得瀛海威吗?我觉得,那好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张树新常常觉得历史这个东西,含义太丰富,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骨子里头本来就不是一个商人”,张树新说。
那一年的浪漫时刻
因为张树新“骨子里不是一个商人”,所以,她才会做那么多文化上的事。1995年的一天,张树新在北京北郊一个三面环湖的别墅里请来了一帮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最后定下国内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框架和编写原则。丛书由瀛海威投资,万圣书园负责全程操作,丛书的作者后来都成了名人:郭良、姜奇平、吴伯凡、胡泳、王小东等等——这一批中国互联网的先锋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作者们各有分工:郭良负责写网络史,同时是这套丛书的主编;王小东负责写政治法律;姜奇平负责写网络经济;吴伯凡负责写媒体传播;卜卫负责写妇女问题;胡泳负责写网络安全(黑客)等等。
姜奇平记得,“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我们一群研究宗教、哲学、法律、数学、媒体、文学……的人文学者,在小汤山一个不通电话的山沟里,吃着山中抓来的羊,憧憬着互联网的未来,就好像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梦想不着边际的田园一样。”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政策法规组的高红冰副处长是到会的官员。他“带着一台手提投影仪,从国务院的战略高度,用笔记本电脑放PPT,给我们这些肩负启蒙重任的作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化启蒙。”后来,这一批人组成了在IT业影响甚大的“数字论坛”。
说到胡泳译的《数字化生存》,姜奇平回忆起一个插曲:胡泳将作者名字译成“尼葛洛庞帝”, “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尼葛洛庞帝这个名字怎么那么难受啊,但胡泳说,你们谁都不许改,这个名字一个字都不许改!他是觉得中国正好缺一个‘上帝’。这个《数字化生存》,也不是原书的书名,但当时的那个气氛,要造就一个《天演论》。《天演论》并不是最好的科普读物,但是最好的科普读物并没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来。”
这让人想起张树新在瀛海威失败后说过的一句话:“瀛海威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
许多事情,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创造历史,也无法以成败来做判断标准。当初,张树新在做瀛海威的时候,她的朋友,万圣书园的老总刘苏里被邀请来看演示,她告诉刘苏里,你可以在网上开书店呢。而刘苏里看了半晌,说了一句话:这真是一场革命!
“我当时听了就毛骨悚然,我这是革谁的命呢?”张树新笑着谈起这段对话,“当时自己就像网民们一样,发现互联网是一个奇怪的玩具,充满新奇。”而到今天,互联网的今日盛景,又何止是当初在憧憬中想到过的?
1997年2月28日,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先生访华并作报告,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大学2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场报告会,将数字化的冲击波推向了全国。
尼葛洛庞帝是《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因为这本书他当时已经成了中国的名人。
高红冰是这个报告会的主持人,也是力促尼氏访华成功的关键人物。“本来,信息化叫做国家信息化,是由国家来搞的,与老百姓无关。但高红冰这时已不是这个概念了。他想除了国家外,还希望从社会力量来推动这件事。而张树新赞助了这件事,是希望扩大宣传”,姜奇平说。
《数字化生存》的译者胡泳当然也是这次会议不可少的人物。这个报告会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张朝阳。尼葛洛庞帝是他的老师,但当时尼只不过是到东南亚的一个国家讲演,顺便被张朝阳拉到了北京,“学生带着老师来玩玩,他没想到是发动了一次革命。”姜奇平说。
“这次报告会至少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由于中国政府高层介入此会,张朝阳由此得到美国投资人更大的重视,对于爱特信(后来的搜狐)得到风险投资与它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对于以网络文化丛书为代表的中国自己的网络未来学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姜奇平认为。
有了1997年的这场开端,以后发生的事情就都顺理成章了:1998年2月,张朝阳的搜狐网成立;在此之前的8个月,网易公司已经成立;在此之后10个月,1998年12月1日,新浪网宣告成立。从这个时候开始,因得到风险投资而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就传遍全国,再以后,就是一轮轮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潮起潮落。然而,这一切的启始,都始于1997年那场尼葛洛庞帝报告会,始于“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的大广告牌,始于中科院高能所那条拉了18个月的64K计算机专线,始于王运丰教授那一行短短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邮件。
政府:“先发展起来再说”
到了今天,张树新处在一种半退休状态,她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互联网与社会发展关系上。对于瀛海威的往事,她不愿提及,只说那是个“古老的故事”。“那么的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这里面的情况,说好的,说坏的,还分析各种原因。我后来转去做投资的时候,招过两个北大MBA研究生,他们做的论文,就是瀛海威的失败,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张树新说,当年决定上马做互联网,动机很简单,就是商业驱动。互联网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就让一大批做接入服务的商人发了财。但是张树新没有想到,中国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就好象你本来是卖面包的,但你恨不得从种麦子开始干。先弄块地种麦子,然后脱壳、压面粉,然后做面包,其实心里本来只想做面包——那只能说,这件事你做得太早了”。
张树新还记得当年去邮电部申请线路,邮电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接入,甚至不知道由哪个部门来接待她。按邮电部已经有的先例,都是电话服务,当时已经有了寻呼台,他们按照寻呼台租用线路的价格收费,一个月一条线6千元。
“你除了需要申请线路,还必须获得电信增值业务许可,在当时,信息台、电子邮箱、图文信息,传真信息等等在邮电部都是分开的业务,而你的互联网是这些都能做,就需要你把各种业务的接入系统连接起来,你还需要卫星线路,你要需要光缆,反正是很复杂……只能说,你做的是完全新的东西,这条路就要从头闯出来……
张树新记得:“1996年1月的时候,国家发布了一个国务院总理令,要求每个上网的人,必须要到派出所登记。当时我的用户们对这一条很不高兴,但对于我们这些商家来说,如果你不执行这个命令,你就是违法的。”然而,到了1997年,“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以后,“信息化变成了国家倡导的事情。这就要求当时的邮电部门都要顺应这个形势。中国就是这样,对于政治正确的东西,它都网开一面”。
张树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到,在中国,做生意是一定要讲政治的。既然互联网是个从来没有的新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摸索与对大形势的判断,都要由自己来做。
邮电部门的收费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所有民营的ISP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显然,按寻呼的价格来收电话线路的租金,是太贵了。“寻呼是这样的,叫和被叫都很短。这样的话,一条线24小时大概可以支持500个用户。而上网不同,上网的人有可能两三个小时不下来,一条线,大概只能支持20个用户,我们后来就联合了很多民营ISP,去申请把费用降下来。”
张树新们后来发现,在邮电部的范围内,还是解决不了这个价格问题,后来,他们把申请转到国家计委。“当时国家计委还在1997年专门开过听证会。那次听证会之后,价格就降下来了,每条电话线的价格,从6千元降到了160元。资费是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从1998年以后有中国互联网的大发展?资费降下来是非常关键的。”
当时的邮电部长吴基传,在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事情时也承认:当时邮电部对互联网,是重视,但是认识不深刻,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通讯业务的创新,却在以传统思维来想,是不是要把我的电话、电报业务分流啊?
张树新最后的出局,从表面上看,直接原因是她与董事会间的意见分歧,但是有信息显示,在1996年至1997年间,瀛海威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接入站点投资,但因中国电信的介入及接入价格的走低,瀛海威公司出现了大幅的亏损。以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年的民营ISP们,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做接入服务了。
姜奇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张树新这批人,当时是走到政府前头去了。但是,“一个民营公司,是与国家部门的力量不成比例的。张树新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她做了很多应该是社会和政府做的事。但是社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外部环境。她的资金问题,只有到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后才能解决,实际后来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的资金问题也都是风险投资进入后给解决的。”
在采访中,记者问了张树新一个问题:实际上,瀛海威当时的表现,客观上是为广大的中国网民冲出了一个较低的价格空间?张树新说:“我们使劲冲的结果就是,导致电信的大开放,大建设,然后全中国人民都上网了。”
“那么,如果人生重新来过,你还会这么做,选择互联网吗?”记者又问。
“我觉得我还会这么做。我还是蛮喜欢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充满不确定性。我很喜欢充满不确定性的东西。生活这个东西,从整体来说,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很难讲的。但是具体到每一段生活时,其实人还是需要意义的。互联网对人类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今天的张树新,常常会陷入一种沉思之中。“我进入互联网,那是一个偶然,然后,就不能退出去,要干下去,然后在商业上其实并不成功,然后呢,又弄得尽人皆知……现在电视里常常有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节目,有一天我看见主持人在说,大家还记得瀛海威吗?我觉得,那好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张树新常常觉得历史这个东西,含义太丰富,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骨子里头本来就不是一个商人”,张树新说。
那一年的浪漫时刻
因为张树新“骨子里不是一个商人”,所以,她才会做那么多文化上的事。1995年的一天,张树新在北京北郊一个三面环湖的别墅里请来了一帮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最后定下国内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框架和编写原则。丛书由瀛海威投资,万圣书园负责全程操作,丛书的作者后来都成了名人:郭良、姜奇平、吴伯凡、胡泳、王小东等等——这一批中国互联网的先锋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作者们各有分工:郭良负责写网络史,同时是这套丛书的主编;王小东负责写政治法律;姜奇平负责写网络经济;吴伯凡负责写媒体传播;卜卫负责写妇女问题;胡泳负责写网络安全(黑客)等等。
姜奇平记得,“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我们一群研究宗教、哲学、法律、数学、媒体、文学……的人文学者,在小汤山一个不通电话的山沟里,吃着山中抓来的羊,憧憬着互联网的未来,就好像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梦想不着边际的田园一样。”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政策法规组的高红冰副处长是到会的官员。他“带着一台手提投影仪,从国务院的战略高度,用笔记本电脑放PPT,给我们这些肩负启蒙重任的作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化启蒙。”后来,这一批人组成了在IT业影响甚大的“数字论坛”。
说到胡泳译的《数字化生存》,姜奇平回忆起一个插曲:胡泳将作者名字译成“尼葛洛庞帝”, “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尼葛洛庞帝这个名字怎么那么难受啊,但胡泳说,你们谁都不许改,这个名字一个字都不许改!他是觉得中国正好缺一个‘上帝’。这个《数字化生存》,也不是原书的书名,但当时的那个气氛,要造就一个《天演论》。《天演论》并不是最好的科普读物,但是最好的科普读物并没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来。”
这让人想起张树新在瀛海威失败后说过的一句话:“瀛海威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
许多事情,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创造历史,也无法以成败来做判断标准。当初,张树新在做瀛海威的时候,她的朋友,万圣书园的老总刘苏里被邀请来看演示,她告诉刘苏里,你可以在网上开书店呢。而刘苏里看了半晌,说了一句话:这真是一场革命!
“我当时听了就毛骨悚然,我这是革谁的命呢?”张树新笑着谈起这段对话,“当时自己就像网民们一样,发现互联网是一个奇怪的玩具,充满新奇。”而到今天,互联网的今日盛景,又何止是当初在憧憬中想到过的?
1997年2月28日,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先生访华并作报告,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大学2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场报告会,将数字化的冲击波推向了全国。
尼葛洛庞帝是《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因为这本书他当时已经成了中国的名人。
高红冰是这个报告会的主持人,也是力促尼氏访华成功的关键人物。“本来,信息化叫做国家信息化,是由国家来搞的,与老百姓无关。但高红冰这时已不是这个概念了。他想除了国家外,还希望从社会力量来推动这件事。而张树新赞助了这件事,是希望扩大宣传”,姜奇平说。
《数字化生存》的译者胡泳当然也是这次会议不可少的人物。这个报告会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张朝阳。尼葛洛庞帝是他的老师,但当时尼只不过是到东南亚的一个国家讲演,顺便被张朝阳拉到了北京,“学生带着老师来玩玩,他没想到是发动了一次革命。”姜奇平说。
“这次报告会至少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由于中国政府高层介入此会,张朝阳由此得到美国投资人更大的重视,对于爱特信(后来的搜狐)得到风险投资与它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对于以网络文化丛书为代表的中国自己的网络未来学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姜奇平认为。
有了1997年的这场开端,以后发生的事情就都顺理成章了:1998年2月,张朝阳的搜狐网成立;在此之前的8个月,网易公司已经成立;在此之后10个月,1998年12月1日,新浪网宣告成立。从这个时候开始,因得到风险投资而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就传遍全国,再以后,就是一轮轮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潮起潮落。然而,这一切的启始,都始于1997年那场尼葛洛庞帝报告会,始于“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的大广告牌,始于中科院高能所那条拉了18个月的64K计算机专线,始于王运丰教授那一行短短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