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三国演义》，曹操对降将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那餐桌上肯定水陆杂陈，觥筹交错，可究竟是些什么呢？连作家罗贯中都一抹黑，能指望他给人们什么答案。我们读《水浒传》，除了“大块分肉，大碗喝酒”，除了人肉馒头，除了酒精度不高还有不少沉淀物，必须沥过方可饮用的酒外，忠义堂上那些好汉吃什么，喝什么，谅施耐庵也相当懵懂。作家既然都说不出名堂，读者怎能不跟着一块糊涂。因为孔孟之道，因为“君子远庖厨”，古代中国文人能吃、会吃而讳言吃，最假惺惺了。尤其不肯在笔下认真其事，实实在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地写吃，对后人来说，是很不够意思的。
　　从泽及后人的意义来讲，袁枚这本《随园食单》，可谓“善莫大焉”，使人们了解到乾隆六下江南，大致吃些什么？也了解当时苏浙一带、鱼米之乡，能够吃点什么？
　　袁枚(1716年-1797年)，清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之一，一个绝对的享乐主义者，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食主义者。他极其会吃，善吃，能吃，而且用心去吃，他活了81岁高寿，拥有八十来年的吃龄，积四十年孜孜不息之努力，将其口腹享受之精华，之精彩，之精萃，写出一本在中国饮食上空前绝后的著作——《随园食单》。为什么说这部《随园食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呢？因为中国自古至今的食谱，都是技术性的阐述，数字化的概念，袁枚写他自家随园私房菜的食单，文化气味强烈，文学色彩浓郁，文人风雅十足。这本书不厚，字不多，一时半刻，即可翻阅一过。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此老真会吃；留给读者的第二印象是，此老真会写吃。
　　吃是一种享受，人，一出娘胎，不教自会。会吃，却是一门学问，并非所有张嘴就吃的饭桶，都能把到嘴的美味佳肴，说出子午卯酉，讲得头头是道的。而提起笔来写吃，写得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口舌生香，那才是作为一个美食家的最高境界。
　　《随园食单》就是这样一位懂吃、会吃、又能写吃的高手，向世人传授吃的经验和结晶。
　　（二）
　　今人写吃，容易，古人写吃，有障碍。孟子说过，“君子远庖厨”，逆反圣人的教导，突破世俗的看法，来做这件不登大雅之堂的勾当。这一点，我钦佩袁枚的勇气。
　　今人写吃，容易，但写来写去，舔嘴巴舌，馋涎欲滴，终究属于一斑半点的心得，一鳞半爪的体验，充其量，只能当作食典中的一个词条而已。而袁枚写的这本小册子《随园食单》，简直就是一部缩微版的中国饮食百科全书，将一千年来，长江流域一带，中国人的吃，囊括一尽。这一点，我钦佩袁枚的渊博。
　　今人写吃，容易，那些“吃嘛嘛香”的酒囊饭袋，那些“脑满肠肥”的饕餮之徒，写一点吃的享受，吃的幸福，谅不难。要写出一点学问，一点道理，用文字精彩地表达出来，就玩儿不转了。有会吃的嘴，不一定有会写的手。有会写的手，不一定有袁枚手下的才气。有才气而没有“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的实践，也难臻于完善。这一点，我钦佩袁枚的执着。
　　由此三者，我很想推荐天下读书人推荐这本古代菜谱——《随园食单》。
　　说实在的，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之中，很少有像点样子的典籍拿得出手，因为中国人吃的不讲究，不光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干稀搭配”的凑合对付，而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贫穷状况，决定了温饱问题之难以解决。
　　家无隔宿之粮，一饭难求，还侈谈美食，人家会以为面前出现了个神经病。除了曹雪芹那样昨天的富家子弟，穷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尚有薄粥糊口，才耐不住在笔底下重温昔日的美食，来一次精神会餐的。而对赤地千里的饥民来讲，对枵腹绝粒的饿莩来讲，想到的只能是如何革命，如何食人，还能有什么美食的追求？所以，鲁迅先生很感叹古籍中资料之匮乏，是与这样的大背景分不开的，饱且匪易，何从美食？
　　“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账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上面这些文字，摘自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马上支日记》当中。
　　袁枚此人，生前身后，颇多訾议。独他这本食谱，倒一直被视为食界指南，传布甚广。据说，此书有过日文译本，译者为青木正儿。至今，淮扬菜、本帮菜、杭菜、徽菜……万变不离其宗，跳不出这本食单。清人梁章钜在其《浪迹丛谈》里，凡谈及饮食，无不推介袁枚的《随园食单》，认为他“所讲求烹调之法，率皆常味蔬菜，并无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看来，这本虽薄薄一册，但极具文彩的《随园食单》，总算填补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空白。
　　（三）
　　唐朝没有袁枚，现代人不知道唐朝民众吃什么、怎么吃；唐以前的朝代也没有袁枚，人们更不知道，那些朝代的人吃些什么和怎么样吃。近人尚达先生专攻唐史，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对于唐代吃食，也只是转抄前人记载而已。如今在古籍中看到的，诸如“罗”、“焦槌”、“馉脯”、“不托”和“胡饼”等唐代食物，当时在长安街头，大概是可以随便买到的小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很难有行家说出个子午卯酉了。
　　再如宋代苏轼，他也是个美食家，东坡肉，就是他的发明。当他流放海南儋州后，思念中原饮食，遂有那段“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渗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的佳话，这道颇近似西人圣诞节火鸡大餐的菜式，若是能像曹雪芹那样写他的“莲叶羹”、“茄鲞”，比较仔细地交待选用之材料，制作之过程；何以“温淘”而须“槐芽”？何以“抹猪”必用“襄邑”？因何“炊香粳”而“荐子鹅”？因何“灌杏酪”而“蒸羊羔”？这些细节部分，如果留给后人更多的参照系数，也可以弄出赚食客钞票的，如同红楼大宴一样的东坡大餐呀！
　　但袁枚能写这本《随园食单》，这真得感谢乾隆皇帝，要不是他老人家，一个劲地压迫文人，那么狠，那么毒，到了赶尽杀绝的程度，弄成万马俱喑的局面，也许袁枚不会花40年功夫，念兹在兹地写他这本饮食大全了。
　　袁枚生于“盛世”而未杀头，是其幸；但碰上乾隆，他只好风花雪月，大谈饮食之道，是其不幸。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钱塘人，乾隆进士，曾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诸县县令。为官9年，32岁时急流勇退，辞职回家当老百姓了。由此可以看到，乾隆年间那严酷的文化统治，对诗人所产生的噤若寒蝉的效应。所以唐朝出现李白，宋朝出现苏轼，因为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外部条件下，尚留给天才生存和发展的一线生机，而嗣后的元、明、清，如龚自珍先生所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即使李白转世，苏轼再生，也恐怕如袁枚，如龚自珍。振作做诗，唯恐惹祸，老死牖下，心又不甘，既没有勇气反抗，也没有胆量造反，只能做一个从生理到心理，从精神到肉体被阉割的文人，苟且而已。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年-1837年)、莱蒙托夫(1814年-1841年)，德国的歌德(1749年-1832年)、席勒(1759年-1805年)，英国的拜伦(1788年-1824年)，以及雪莱(1792年-1822年)这样伟大的诗人，即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产生出世界级的影响；而才华天分不弱于这班大师巨匠的袁枚，一生被这位文字狱皇帝罩着命门，只有沉沦一道。他晚生于乾隆五年，先死于乾隆两年，终身在乾隆淫威的阴影下，用本该写出石破天惊作品的力量，来搞这样一本聊胜于无的吃喝之书。
　　按照现代人的看法，当时，文字狱的大门敞开着，像张开的吃人虎口前面，像袁枚这种人，究竟还能干些什么呢？难怪袁枚先生曾在《随园食单》的序文中写道：“四十年来，颇集众美。有学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传者。余都问其方略，集而存之。虽不甚省记，亦载某家某味，以志景行。”看来，文学天赋极高的袁枚先生，已经把全部心思放在吃喝的真谛上了。吃与喝这两项，的确蕴涵着无边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