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斯:“末日论证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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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论证(the doomsday argument)自1980年代后期出现后就引起了许多争论,它貌似简单而结论却异常离奇。基本的末日论证可由一个简单的有关球与罐的统计学问题的类比来理解。想像你面前有两个装球的罐子,一个装着分别从1到10标记的10个球,另一个装着同样方法标志的1,000,000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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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和中期哲学注重建立机械论的宇宙体系以及阐明这一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不同,笛卡尔的晚期(1646年至去世)哲学发生了转折,即将“爱”作为他的形而上学、生物学、情感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指导原则。其有关论述主要出现在他致伊丽莎白公主和沙尼
霍布斯的《利维坦》想使主权者(the sovereign)成为权威的、无所不能的规则制定者和罪恶的惩罚者。在一定意义上,霍布斯式的主权者就是尘世中的上帝,《利维坦》中的社会规划(soial project)既是神学的,又是政治性的。
现象学和笛卡尔主义有没有血缘关系?海德格尔、南德格雷贝和福顿等人都认为现象学和笛卡尔主义没有血缘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自我禁闭”只是胡塞尔自己的笛卡尔主义解释的人工物;南德格雷贝认为后期胡塞尔离开了《观念(一)》中的作为绝对基地的先验主体,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意义,在《真理和方法》中,展示了交往认识的主要形式。借助于这些认识形式,伽达默尔使历史的沟通服从于标准的评价。伽达默尔使认识的互动只和一个“我”和“你”相关,而省略了相关的“他者”。伽德默尔之所以做出这种限制,主要
卡尔纳普在他的来自有限观察的概念建构计划中的准分析方法具有两个目标:(1)给定借助于相似性关系的不敏锐的观察,被观察对象的真正性质将由适当的逻辑构造(logical construction)而得到;(2)由一个有限领域中的单一关系,质的不同维数将得到重构与确认。
在北美的海德格尔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范式:第一种范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被认为是存在主义者,其主要根据是《存在与时间》,以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的描述。这种范式认为,海德格尔主要讨论了人的存在,其代表性观
分析传统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对一个性质或种类(kind)的概念加以分析,是确定基本质的途径。这一传统看来预设了概念分析对于确定具体现象(如热和疼)的本质,就像确定更为抽象的性质(如正义和真理)那样有着实质的帮助。
众所周知,自然语言中某些特定的复数量化(plural quantification)和句间代词性交互指称(intersentential pronominal cross-reference)是无法由标准的一阶逻辑加以形式化的。前者最著名的例子大概是吉奇-卡普兰(Geach-Kaplan)语句:
关于罪恶的非认知主义者non-cognitivist about wrongness)必定认为,从下面这个论证的前提推出结论是非理性的:
公众知识分子是以其至少一部分的时间、精力和思考致力于就各种不同的论题向公众发表言论的人。这些论题或者是他们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持有自己见解的一些话题。发表言论的方式多种多样,诸如演讲,在大众刊物上撰文,以及参与热门电视或广播节目等。这些言论不一定只涉及公众关心的话题,也涉及公众知识分子自身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