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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为了丑化、妖魔化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境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和敌对分子无所不用其极，采取了各种最鄙劣无耻的手法来给这位伟人抹黑。到目前为止，除了对毛泽东“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军事生涯和军事才能无法说三道四之外，几乎在所有方面他们都对毛泽东进行诬蔑攻击。
这里，我们选择两条比较有影响的代表性“罪状”，来看看某些“精英”是如何丑化、妖魔化毛泽东的。
一条罪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实行了一种错误的反对节制生育的政策，造成人口急剧增长，导致严重社会负担，成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随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又亲自倡导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生育率迅速下降，到８０年代中期，人口老龄化的迹象开始显现。于是，企业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负担变得愈来愈沉重，严重影响了对当前一代人的激励。总之，无论毛泽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都是“错误”的，都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上述结论，人们一下子看到了那些所谓代表“社会良知”的“精英”人物的内心世界：我要丑化谁，扳倒谁，就要采取彻底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大错特错，十恶不赦。他过去曾向北，我就说当时向南才对，他过去曾向南，我就说当时向北才对，让他永远两头不是人，永远被置于被审判席上。
众所周知，时至今日，人们不但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益处有目共睹，早有定论，而且对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究竟为什么会迅速增长，也开始以新的视角进行审视和反思。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除了我国原有的巨大人口基数、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巨大人口增长惯性等原因之外，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安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各级政府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就医防病的条件，使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结果。我国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在经济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人均寿命却远高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而与发达国家接近，其原因就在于此。
对于上述事实，那些“精英”们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仍然不断以所谓当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为口实，散布“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怪论。但是，事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近些年来，有关权威部门在中共历史档案中经过反复查找，不仅根本没有找到毛泽东要求批判马寅初的只言片语，相反，却发现了毛泽东在５０年代中期多次提出人口要计划生育的指示。直至此时，人们方知有关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种种说法，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
加给毛泽东的另一条罪状是，闭关锁国，与美对抗，错失了在建国之初与美建交的历史机遇。
这里，我们且不去回顾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怎样蛮横地在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扼制、政治上孤立中国的大量事实，也不准备逐一批驳反华反共势力和国内自由化分子诬蔑毛泽东闭关锁国的那些不实之辞和陈词滥调。因为，究竟是我们闭关锁国，还是西方封锁包围我们，中国人民心中是有数的。
但是，对某些墙头草式的人物和某些赶风潮的人物，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希望他们擦亮眼睛，站稳脚跟，千万不要不明就里地去赶时髦，自觉不自觉地迎合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自鸣得意地去博取廉价的掌声和喝彩声。奉劝他们应当永远记住邓小平说过的话：“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６日，外交部根据《档案法》“３０年解密”的要求，正式向国内外公众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部分外交档案，其中绝大部分密级为“机密”以上。首批开放的是外交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形成的上万份档案。近日，经特批，有国内记者获准进入外交部档案馆藏基地，查阅了拟于第二批公开的秘档，获知了当年中美未能建交的历史事实后，公开发表了如下一段解开历史谜团的文字：
１９４９年４月南京解放后，苏联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在南京留驻４个月之久，与中国开展外交接触。有人认为，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拒谈态度使得新中国错失了平衡外交的良机，没有左右逢源，同时与苏联、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学术界一直难以用权威史实定论的谜团之一就是：对苏联“一边倒”是中共的既定外交选择，还是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敌视?中美敌对是中共拒绝与美接触的结果吗?对于这个谜团，记者在查阅一份看似无关的纸质档案时非常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致南京市委并华东局《同意袁仲贤与克仁斯特继续谈判办法》密电曾附带做出了一个明确指示：“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翻译)仍请求来燕京，我可照原议准其乘火车并派人送其来平，如其不提，我们亦置之不理。”
记者在查证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后发现，中共中央发出此电时，杜鲁门总统已在再三犹豫后否决了司徒雷登北上的请示，原因是：此行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抨击，致使国务院处境困难；率先承认新中国会使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声望大增。早在７月１日，艾奇逊国务卿就指示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看来，中共当年并未以僵化的态度彻底关闭中美接触的大门，而是采取“既不拒绝，亦不主动”的政策。中美敌对并非中共错失良机，而是麦卡锡主义恐怖笼罩美国之前美政要踟躇不前的结果，难怪毛主席后来会发出《别了，司徒雷登》的豪迈宣告。
其实，只要不是抱有偏见的人，不用去查阅档案材料，仅从美国人自己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言论中，就可以窥出中美当初未能建交的真实原因。这里我们仅举一例来证明。比如，近年来，美国华盛顿经济战略学院院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公开说过：“中共并不是注定非要成为美国的大敌不可。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向美国官员做出过友好姿态，对日作战也比蒋介石的部队更加顽强。日本人战败之后，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支持蒋介石，这当然令中共不快；甚至在英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之后，美国仍然承认蒋介石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为中国政府，这肯定也会让中共耿耿于怀。但是，中国并未寻求与美国交战。中共和苏共有许多重大不同。美国有些外交官员，如约翰·谢伟思和约翰·巴顿·戴维 斯，当时都曾向华盛顿和美国新闻界说明过这一点，但因为当时对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美国，所以他们的意见无人重视。”１９４９年以后，“许多国家很快便认识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毛的共产党政权已控制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地方，因此纷纷与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不在其内。它还沉浸在以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幻想之中，这一幻想一直延续了二十三年。直到１９７２年尼克松实行对华开放的政策，美国政府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授权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正式出版，该书以最权威、最准确、最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刻画出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深入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澄清了大量被颠倒了的黑白，被混淆了的是非，使许多强加在毛泽东身上的罪名不攻自破。
面对种种丑化、妖魔化毛泽东的行径，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当年斯大林说过的一段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垃圾刮走。”今天，对斯大林来说，这股历史的风已经开始刮起来了。据俄罗斯报纸报道，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涌现出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一些历史事件也逐渐真相大白，加在斯大林身上的许多不实之辞也逐渐云消雾散了。这一切表明，历史和时间是最公正的，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人民最终总会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乌云最终是遮不住太阳的。历史的风，也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扔在毛泽东身上的垃圾刮走。这股风，也一定会越刮越烈。
(摘编自《中华魂》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这里，我们选择两条比较有影响的代表性“罪状”，来看看某些“精英”是如何丑化、妖魔化毛泽东的。
一条罪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实行了一种错误的反对节制生育的政策，造成人口急剧增长，导致严重社会负担，成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随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又亲自倡导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生育率迅速下降，到８０年代中期，人口老龄化的迹象开始显现。于是，企业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负担变得愈来愈沉重，严重影响了对当前一代人的激励。总之，无论毛泽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都是“错误”的，都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上述结论，人们一下子看到了那些所谓代表“社会良知”的“精英”人物的内心世界：我要丑化谁，扳倒谁，就要采取彻底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大错特错，十恶不赦。他过去曾向北，我就说当时向南才对，他过去曾向南，我就说当时向北才对，让他永远两头不是人，永远被置于被审判席上。
众所周知，时至今日，人们不但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益处有目共睹，早有定论，而且对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究竟为什么会迅速增长，也开始以新的视角进行审视和反思。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除了我国原有的巨大人口基数、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巨大人口增长惯性等原因之外，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安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各级政府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就医防病的条件，使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结果。我国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在经济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人均寿命却远高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而与发达国家接近，其原因就在于此。
对于上述事实，那些“精英”们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仍然不断以所谓当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为口实，散布“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怪论。但是，事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近些年来，有关权威部门在中共历史档案中经过反复查找，不仅根本没有找到毛泽东要求批判马寅初的只言片语，相反，却发现了毛泽东在５０年代中期多次提出人口要计划生育的指示。直至此时，人们方知有关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种种说法，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
加给毛泽东的另一条罪状是，闭关锁国，与美对抗，错失了在建国之初与美建交的历史机遇。
这里，我们且不去回顾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怎样蛮横地在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扼制、政治上孤立中国的大量事实，也不准备逐一批驳反华反共势力和国内自由化分子诬蔑毛泽东闭关锁国的那些不实之辞和陈词滥调。因为，究竟是我们闭关锁国，还是西方封锁包围我们，中国人民心中是有数的。
但是，对某些墙头草式的人物和某些赶风潮的人物，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希望他们擦亮眼睛，站稳脚跟，千万不要不明就里地去赶时髦，自觉不自觉地迎合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自鸣得意地去博取廉价的掌声和喝彩声。奉劝他们应当永远记住邓小平说过的话：“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６日，外交部根据《档案法》“３０年解密”的要求，正式向国内外公众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部分外交档案，其中绝大部分密级为“机密”以上。首批开放的是外交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形成的上万份档案。近日，经特批，有国内记者获准进入外交部档案馆藏基地，查阅了拟于第二批公开的秘档，获知了当年中美未能建交的历史事实后，公开发表了如下一段解开历史谜团的文字：
１９４９年４月南京解放后，苏联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在南京留驻４个月之久，与中国开展外交接触。有人认为，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拒谈态度使得新中国错失了平衡外交的良机，没有左右逢源，同时与苏联、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学术界一直难以用权威史实定论的谜团之一就是：对苏联“一边倒”是中共的既定外交选择，还是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敌视?中美敌对是中共拒绝与美接触的结果吗?对于这个谜团，记者在查阅一份看似无关的纸质档案时非常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致南京市委并华东局《同意袁仲贤与克仁斯特继续谈判办法》密电曾附带做出了一个明确指示：“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翻译)仍请求来燕京，我可照原议准其乘火车并派人送其来平，如其不提，我们亦置之不理。”
记者在查证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后发现，中共中央发出此电时，杜鲁门总统已在再三犹豫后否决了司徒雷登北上的请示，原因是：此行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抨击，致使国务院处境困难；率先承认新中国会使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声望大增。早在７月１日，艾奇逊国务卿就指示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看来，中共当年并未以僵化的态度彻底关闭中美接触的大门，而是采取“既不拒绝，亦不主动”的政策。中美敌对并非中共错失良机，而是麦卡锡主义恐怖笼罩美国之前美政要踟躇不前的结果，难怪毛主席后来会发出《别了，司徒雷登》的豪迈宣告。
其实，只要不是抱有偏见的人，不用去查阅档案材料，仅从美国人自己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言论中，就可以窥出中美当初未能建交的真实原因。这里我们仅举一例来证明。比如，近年来，美国华盛顿经济战略学院院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公开说过：“中共并不是注定非要成为美国的大敌不可。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向美国官员做出过友好姿态，对日作战也比蒋介石的部队更加顽强。日本人战败之后，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支持蒋介石，这当然令中共不快；甚至在英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之后，美国仍然承认蒋介石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为中国政府，这肯定也会让中共耿耿于怀。但是，中国并未寻求与美国交战。中共和苏共有许多重大不同。美国有些外交官员，如约翰·谢伟思和约翰·巴顿·戴维 斯，当时都曾向华盛顿和美国新闻界说明过这一点，但因为当时对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美国，所以他们的意见无人重视。”１９４９年以后，“许多国家很快便认识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毛的共产党政权已控制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地方，因此纷纷与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不在其内。它还沉浸在以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幻想之中，这一幻想一直延续了二十三年。直到１９７２年尼克松实行对华开放的政策，美国政府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授权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正式出版，该书以最权威、最准确、最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刻画出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深入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澄清了大量被颠倒了的黑白，被混淆了的是非，使许多强加在毛泽东身上的罪名不攻自破。
面对种种丑化、妖魔化毛泽东的行径，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当年斯大林说过的一段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垃圾刮走。”今天，对斯大林来说，这股历史的风已经开始刮起来了。据俄罗斯报纸报道，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涌现出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一些历史事件也逐渐真相大白，加在斯大林身上的许多不实之辞也逐渐云消雾散了。这一切表明，历史和时间是最公正的，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人民最终总会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乌云最终是遮不住太阳的。历史的风，也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扔在毛泽东身上的垃圾刮走。这股风，也一定会越刮越烈。
(摘编自《中华魂》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