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有常人的亲情世界，有三姑六舅、堂亲表戚。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为国操劳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始终保持与亲友的书信往来，或以寒暄、或以家常、或以劝导、或以眷念、或以接济、或以慰问……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如何处理这些亲友关系的呢？
劝导
文运昌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早年不仅极力帮助他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提供给他阅读学习，新知识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在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文运昌前来叙旧，不料，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毛有幸得以脱险，文运昌却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1937年，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延安谋一份薪水丰厚的差事。毛泽东对这位表兄一直心存感激，但在回信中拒绝了这位表兄的工作要求，并指出“家境艰难……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对于文运昌想来延安谋生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解放后，从1951年至1959年间，文运昌先后六次到北京走亲戚，都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在文运昌试图请毛泽东帮他安排工作时，毛泽东则在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写信时明确告知：“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毛泽东的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的这一想法时，毛岸英替父亲给向三立回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写道：“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亲人的对话劝导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他们另眼相待。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眷念
毛泽东对待像上面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亲人，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存留任何幻想，效果很好！但同时，毛泽东又非常看重亲情的，他深深地眷念着他们，保持与他们经常的书信往来。在1937年11月，他给文运昌的信中深情地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道，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
毛泽东写给韶山毛家的信件（不含给毛岸英、毛岸青等的信）现存有37封，所存年代最久远的是1938年5月26日写给毛宇居的信，建国前仅存此一封，其余为建国后的信件。其中1949年有5封，1950年有10封，1951年有3封，1952年有4封，1953年有3封，1954年有4封，1955年有1封，1956年有5封，1958年有1封，这些信件基本上都保存完好。毛氏家族在韶山一带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毛泽东写给毛宇居的信最多，达10余封，写给毛泽嵘的也有至少5封。此外与毛远翔、毛泽青、毛照秋、毛贻华、毛春轩、毛逸民、毛爱桂、毛远悌、毛泽益、毛桂昌、毛岳乔、毛月秋、毛少贤、毛笔珠、毛春秀等近20位关系或远或近的族亲都有过书信往来。
毛泽东与毛宇居除了族缘关系，还因为他们的父辈曾经来往十分密切，尤其是毛宇居曾当过毛泽东的私塾先生。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毛宇居的信说：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
时绥！
弟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远耀等在此甚好。
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有19封，其中建国前7封，建国后12封。建国前的信除给文运昌的3封，还有给七、八两位舅父的4封信。这4封信分别写于1918年8月，1919年4月28日，1922年7月5日和1922年11月11日，均发自省城长沙，内容是一般的寒喧、问好和家常。建国后毛泽东给文家亲人的书信，1949年有致文南松一封（11月28日），1950年则有致文运昌（4月19日）、文润泉（5月7日）、赵浦珠（5月7日）、文涧泉（5月7日）、文南松（5月12日）5封。1951年到1958年，计有致文梅清（1951年9月4日）、文炳璋（1951年10月10日）、文涧泉（1953年9月8日）、文九明（1953年10月25日）、文平山（1954年4月21日）、文炳璋（1955年5月1日）6封。
与亲人间如此频繁的信件往来，无疑反映出毛泽东对亲人的深深眷念，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简短、精炼，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全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道是无情却有情。 资助
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但对亲友们的冷暖安危十分关心。一方面，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他在给族亲毛照秋、毛桂昌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家中有困难，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另一方面，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接济亲友。
郭梓材曾同毛泽东在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劝导他，工作“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给他6次寄款，共计1700元。邹普勋是毛泽东的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得悉邹普勋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毛宇居：“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家境贫寒，母亲死后无钱安葬，写信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获悉后，给毛宇居写信：“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安葬，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予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均属旧币，旧币一万元=新币一元），并附信告诫：“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稿费，请他们节用。”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的沈栋年回忆说：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一次少则一百元，多则上千元，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的。这些事都是由我经办的。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请田家英签字，到为毛主席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现金，然后由我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汇寄。
毛泽东接济亲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以公济私，为亲友徇私谋利。所以，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他说：“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因侄儿向钧为革命牺牲，去信请求毛泽东证实并解决抚恤金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复函，以知情者的身份做出证明，云：“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之类，都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
毛泽东与亲友的一封封信件，如今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愈久弥香。大爱无疆，毛泽东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高度的原则性与艺术性，令人折服，让人敬慕。
（责编 侯春奇）
劝导
文运昌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早年不仅极力帮助他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提供给他阅读学习，新知识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在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文运昌前来叙旧，不料，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毛有幸得以脱险，文运昌却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1937年，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延安谋一份薪水丰厚的差事。毛泽东对这位表兄一直心存感激，但在回信中拒绝了这位表兄的工作要求，并指出“家境艰难……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对于文运昌想来延安谋生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解放后，从1951年至1959年间，文运昌先后六次到北京走亲戚，都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在文运昌试图请毛泽东帮他安排工作时，毛泽东则在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写信时明确告知：“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毛泽东的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的这一想法时，毛岸英替父亲给向三立回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写道：“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亲人的对话劝导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他们另眼相待。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眷念
毛泽东对待像上面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亲人，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存留任何幻想，效果很好！但同时，毛泽东又非常看重亲情的，他深深地眷念着他们，保持与他们经常的书信往来。在1937年11月，他给文运昌的信中深情地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道，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
毛泽东写给韶山毛家的信件（不含给毛岸英、毛岸青等的信）现存有37封，所存年代最久远的是1938年5月26日写给毛宇居的信，建国前仅存此一封，其余为建国后的信件。其中1949年有5封，1950年有10封，1951年有3封，1952年有4封，1953年有3封，1954年有4封，1955年有1封，1956年有5封，1958年有1封，这些信件基本上都保存完好。毛氏家族在韶山一带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毛泽东写给毛宇居的信最多，达10余封，写给毛泽嵘的也有至少5封。此外与毛远翔、毛泽青、毛照秋、毛贻华、毛春轩、毛逸民、毛爱桂、毛远悌、毛泽益、毛桂昌、毛岳乔、毛月秋、毛少贤、毛笔珠、毛春秀等近20位关系或远或近的族亲都有过书信往来。
毛泽东与毛宇居除了族缘关系，还因为他们的父辈曾经来往十分密切，尤其是毛宇居曾当过毛泽东的私塾先生。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毛宇居的信说：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
时绥！
弟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远耀等在此甚好。
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有19封，其中建国前7封，建国后12封。建国前的信除给文运昌的3封，还有给七、八两位舅父的4封信。这4封信分别写于1918年8月，1919年4月28日，1922年7月5日和1922年11月11日，均发自省城长沙，内容是一般的寒喧、问好和家常。建国后毛泽东给文家亲人的书信，1949年有致文南松一封（11月28日），1950年则有致文运昌（4月19日）、文润泉（5月7日）、赵浦珠（5月7日）、文涧泉（5月7日）、文南松（5月12日）5封。1951年到1958年，计有致文梅清（1951年9月4日）、文炳璋（1951年10月10日）、文涧泉（1953年9月8日）、文九明（1953年10月25日）、文平山（1954年4月21日）、文炳璋（1955年5月1日）6封。
与亲人间如此频繁的信件往来，无疑反映出毛泽东对亲人的深深眷念，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简短、精炼，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全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道是无情却有情。 资助
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但对亲友们的冷暖安危十分关心。一方面，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他在给族亲毛照秋、毛桂昌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家中有困难，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另一方面，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接济亲友。
郭梓材曾同毛泽东在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劝导他，工作“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给他6次寄款，共计1700元。邹普勋是毛泽东的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得悉邹普勋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毛宇居：“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家境贫寒，母亲死后无钱安葬，写信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获悉后，给毛宇居写信：“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安葬，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予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均属旧币，旧币一万元=新币一元），并附信告诫：“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稿费，请他们节用。”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的沈栋年回忆说：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一次少则一百元，多则上千元，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的。这些事都是由我经办的。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请田家英签字，到为毛主席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现金，然后由我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汇寄。
毛泽东接济亲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以公济私，为亲友徇私谋利。所以，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他说：“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因侄儿向钧为革命牺牲，去信请求毛泽东证实并解决抚恤金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复函，以知情者的身份做出证明，云：“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之类，都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
毛泽东与亲友的一封封信件，如今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愈久弥香。大爱无疆，毛泽东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高度的原则性与艺术性，令人折服，让人敬慕。
（责编 侯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