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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15-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朝鲜漂流文学作品《锦南漂海录》、《漂海录》、《漂海歌》、《乘槎录》中，对中国和朝鲜文人交流的记录也有很多。通过这些笔谈的形式，使双方更进一步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文人之间感兴趣的话题，增加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和深度。
关键词：朝鲜；漂流文学；实学派；交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1
在世人的眼中，文人或许是脆弱的，也或许是感伤的，但内心里，文人是坚定的，他们有着自己的信仰和气节，这就是文人的坚守和坚定。明代中韩两国关系良性互动框架之下的人间温情，给崔溥等朝鲜文人以良好中国观的精神、心灵语境，在有形与无形之中，对崔溥的中国观产生直接、具体影响。张汉喆与林氏感同身受，在岛上获悉林氏是明遗民，又见对方向自己主动伸出救援之手，大为震动，不觉涕泣而书曰：“吾属亦是皇明赤子也。”
一、中朝文学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朝两国的文学关系源远流长，在没有书籍的时代，口口相传，而到了明清社会，更多的则依赖于书籍的媒介传播作用。
早期的朝鲜社会中，中国通过郡县的设置，移民的迁居传递了文化，所以朝鲜半岛人类起源也是以神话形式出现，后来的传说和诗歌，这都和中国早期文学发展途径基本一致。到了唐宋时期，张文成的小说《游仙窟》、《昭明文选》、苏东坡的作品、黄庭坚的作品、《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作品的输入和传播给朝鲜文学界带来了新鲜血液，发展起各种版本的传奇文学。汉诗、辞赋。传记文学逐步发展起来，但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汉语写就。有很多优秀的代表作品，《三国史记》等。而且很多中国的小说人物被借鉴到朝鲜小说中去，他们不仅从外在，而且从文学语言的应用方面吸收了中国文学的精华。15世纪，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尝试用韩文写作。韩语小说《壬辰录》就是典型代表。中国文学为朝鲜文学发展提供了写作的工具和手段，缩短了他们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是也阻碍了其本民族文学自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也是双方文学交流的益处与弊端并存。
二、15-19世纪朝鲜实学派大师与中国文人的交流
朝鲜比较著名的实学派领袖人物洪大容最先到访中国，看到中国社会的繁荣景象，被其深深折服，又感慨朝鲜社会的落后，从而发出了向中国学习的所谓“北学”中国的口号。洪大容的中国之行，不仅将朝鲜的文学带到了中国，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学积极介绍到朝鲜文坛，为北学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自他之后，很多北学派的学者到达中国，与清朝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两国文化交流得以进一步推广。他到中国后曾说过，“余此行，专为游观”。但他迫切希望与清朝文人建立起交流的关系，“自渡江后，所见未曾无创观，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后终于在中国遇到了终生的挚友“古杭三才”：严诚、陆飞、潘庭筠。他们交流的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政治、人文地理，自然科学等等，而且涉及的文学部分并不多，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却是难能可贵的自然流露。
三、15-19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的深层化
这一时期中朝交流因为国家的繁荣，文化界的繁荣而显得有所拓展和延伸。洪大容不仅对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文献和诗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还热切地渴望看到中国人撰写的更多的书籍和诗文。他在北京逗留期间不仅时常光顾书店，還利用一切与友人书信交往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之前的中朝交流基本都是中国单向向朝鲜输出书籍，而18世纪之后，朝鲜自己的文学作品逐渐增多，特别是由韩语写作的民族文学作品增加后，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而有深度，朝鲜不仅局限于模仿中国小说，而是独立创作了许多民族特色的作品，著名的四大家：朴趾源、柳得恭、李德懋、朴齐家他们都开始了独立创作，以朴趾源的个人作品为最，他的多部反映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具有极强的批判精神。这都从侧面证明了中朝文化交流的深层化。
四、15-19世纪中朝文人文学思想的换位理解
文学思想如果仅限于个人欣赏就永远无法取得进步，而思想的交流使得彼此都能得到新的启发和启示，从而有助于开拓视野，集思广益。而文学思想的换位理解，更能使得中国和朝鲜文人互相珍视，从自身的立场、出身及社会背景出发去理解一部作品，评判其是否优劣，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是否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四位作者的漂流文学作品不同侧面，不同程度都涉及了中国形象的描写，或侧重政治，或侧重经济，但是都反映于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学作品真正成就了作者对于思想的表达。他们给我们呈现了明朝、清朝的中国“形象”以及在朝鲜朝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嬗变。与此同时，对如何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进一步透视作为满族、汉族形象创造者的朝鲜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且挖掘这些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对其进行换位理解，能够更好地体会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感受时代和社会环境对于作者思想的影响，贴合作品的立意和出发点，了解作品的文学意义。
由此可见，在民间中朝两国文人之间基本不存在隔阂，双方都畅所欲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学术交流的心得。而到了北京，言论就相对受限，而且这也是双方都能接受和理解的，可见，文化专制不仅在清朝，朝鲜也同样存在。
参考文献：
[1]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7，《衙门诸官》，（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年，P301.
[2]范金民，罗晓翔，《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P63.
关键词：朝鲜；漂流文学；实学派；交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1
在世人的眼中，文人或许是脆弱的，也或许是感伤的，但内心里，文人是坚定的，他们有着自己的信仰和气节，这就是文人的坚守和坚定。明代中韩两国关系良性互动框架之下的人间温情，给崔溥等朝鲜文人以良好中国观的精神、心灵语境，在有形与无形之中，对崔溥的中国观产生直接、具体影响。张汉喆与林氏感同身受，在岛上获悉林氏是明遗民，又见对方向自己主动伸出救援之手，大为震动，不觉涕泣而书曰：“吾属亦是皇明赤子也。”
一、中朝文学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朝两国的文学关系源远流长，在没有书籍的时代，口口相传，而到了明清社会，更多的则依赖于书籍的媒介传播作用。
早期的朝鲜社会中，中国通过郡县的设置，移民的迁居传递了文化，所以朝鲜半岛人类起源也是以神话形式出现，后来的传说和诗歌，这都和中国早期文学发展途径基本一致。到了唐宋时期，张文成的小说《游仙窟》、《昭明文选》、苏东坡的作品、黄庭坚的作品、《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作品的输入和传播给朝鲜文学界带来了新鲜血液，发展起各种版本的传奇文学。汉诗、辞赋。传记文学逐步发展起来，但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汉语写就。有很多优秀的代表作品，《三国史记》等。而且很多中国的小说人物被借鉴到朝鲜小说中去，他们不仅从外在，而且从文学语言的应用方面吸收了中国文学的精华。15世纪，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尝试用韩文写作。韩语小说《壬辰录》就是典型代表。中国文学为朝鲜文学发展提供了写作的工具和手段，缩短了他们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是也阻碍了其本民族文学自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也是双方文学交流的益处与弊端并存。
二、15-19世纪朝鲜实学派大师与中国文人的交流
朝鲜比较著名的实学派领袖人物洪大容最先到访中国，看到中国社会的繁荣景象，被其深深折服，又感慨朝鲜社会的落后，从而发出了向中国学习的所谓“北学”中国的口号。洪大容的中国之行，不仅将朝鲜的文学带到了中国，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学积极介绍到朝鲜文坛，为北学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自他之后，很多北学派的学者到达中国，与清朝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两国文化交流得以进一步推广。他到中国后曾说过，“余此行，专为游观”。但他迫切希望与清朝文人建立起交流的关系，“自渡江后，所见未曾无创观，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后终于在中国遇到了终生的挚友“古杭三才”：严诚、陆飞、潘庭筠。他们交流的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政治、人文地理，自然科学等等，而且涉及的文学部分并不多，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却是难能可贵的自然流露。
三、15-19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的深层化
这一时期中朝交流因为国家的繁荣，文化界的繁荣而显得有所拓展和延伸。洪大容不仅对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文献和诗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还热切地渴望看到中国人撰写的更多的书籍和诗文。他在北京逗留期间不仅时常光顾书店，還利用一切与友人书信交往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之前的中朝交流基本都是中国单向向朝鲜输出书籍，而18世纪之后，朝鲜自己的文学作品逐渐增多，特别是由韩语写作的民族文学作品增加后，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而有深度，朝鲜不仅局限于模仿中国小说，而是独立创作了许多民族特色的作品，著名的四大家：朴趾源、柳得恭、李德懋、朴齐家他们都开始了独立创作，以朴趾源的个人作品为最，他的多部反映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具有极强的批判精神。这都从侧面证明了中朝文化交流的深层化。
四、15-19世纪中朝文人文学思想的换位理解
文学思想如果仅限于个人欣赏就永远无法取得进步，而思想的交流使得彼此都能得到新的启发和启示，从而有助于开拓视野，集思广益。而文学思想的换位理解，更能使得中国和朝鲜文人互相珍视，从自身的立场、出身及社会背景出发去理解一部作品，评判其是否优劣，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是否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四位作者的漂流文学作品不同侧面，不同程度都涉及了中国形象的描写，或侧重政治，或侧重经济，但是都反映于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学作品真正成就了作者对于思想的表达。他们给我们呈现了明朝、清朝的中国“形象”以及在朝鲜朝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嬗变。与此同时，对如何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进一步透视作为满族、汉族形象创造者的朝鲜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且挖掘这些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对其进行换位理解，能够更好地体会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感受时代和社会环境对于作者思想的影响，贴合作品的立意和出发点，了解作品的文学意义。
由此可见，在民间中朝两国文人之间基本不存在隔阂，双方都畅所欲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学术交流的心得。而到了北京，言论就相对受限，而且这也是双方都能接受和理解的，可见，文化专制不仅在清朝，朝鲜也同样存在。
参考文献：
[1]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7，《衙门诸官》，（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年，P301.
[2]范金民，罗晓翔，《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