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开始读小学的,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期,因此,我的求学生涯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一年级的学生只有三个,我已记不清是和几年级的学生组成复式班的,只记得当时的老师不会教汉语拼音。由于基础没打好,所以汉语拼音一直是我的弱项,为此还闹过不少笑话。
　　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完小,所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到相邻大队的一所完小念书,每天来回要走十几里的山路,除了带书包,还要背一个打猪草的背篓,为的是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打猪草。一次,因为母亲迟迟不给我钱交学费,我便赌气不打猪草,每天都背着空背篓回家,以示抗议。其实,当时母亲实在拿不出钱给我交学费。
　　上四年级时,我到了西北叔叔的身边。从此,我算是真正开了眼界,不仅见到了电灯,夏天还能吃上西瓜。但我听不懂普通话,上课时只能望着老师发愣。由于我一口的乡音,上课不敢发言,平时也不敢跟同学说话。为了能尽快适应环境,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学会普通话。两个月后,我试着用“普通话”跟大家交流了,尽管还带有很重的乡音,但别人勉强可以听懂。老师和同学们都纷纷鼓励我,很快,我就融入这个集体之中,并对未来充满着憧憬。
　　然而好景不长,五年级时,学校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大搞所谓的开门办学。同学们每天都像喝了兴奋剂一样,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上课时故意惹老师生气。当时,北京有个反潮流的黄帅,辽宁有个交白卷的张铁生,他们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学他们反潮流,争做革命的小闯将,是我们当时的目标。我们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把学习抛到了脑后。几位高年级的学生给黄帅写信请教反潮流的经验,黄帅的回信是用铅字打印的。为此,全校都沸腾了。有了黄帅的回信,同学们更来了精神,更不把学习当回事,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了。老师们无可奈何,上课前先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按学生的要求决定上课的内容,要么就组织我们讲故事、读报纸、写批判稿,从孔老二到林彪,再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批下去。不懂不要紧,只要把报纸上的东西抄一遍就行,如果能到学校大会上去发言,谁都会觉得是一种荣耀。记得那时老师常要我修改其他同学的批判稿,我觉得非常荣幸,干得非常卖力。
　　后来,每个学期都会开展学工、学农、学军的开门办学活动。学工就是到工厂的车间里去看工人们干活,他们给我们讲“主视图、俯视图”,虽然我们对此一窍不通,但没有谁会为此感到不好意思。每天一到十一点半钟,我们便一窝蜂地涌向锅炉房取自已的饭菜,吃完饭再和工人们开个批判会,然后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坐车回家。学农就是到工厂附近的农村随便找块地挖几锹。学军就是把军人请到学校来对我们进行军事化训练,这个我们比较感兴趣,每天肩扛木头枪,腰系宽皮带,向左向右转,防左防右刺,不停地练。
　　高一时我回到了家乡。当年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高考。想想自己以后也有机会考大学,17岁的我兴奋不已。
　　从此以后,学校不再搞开门办学,但仍然搞勤工俭学。记得1978年高考前一个星期,学校因建房,要求我们高二学生每人完成700斤的沙子。学校离河边有三里多路,河水齐腰深,只能用手从水里捞沙子。那天,同学们都顶着烈日往学校挑沙子,彼此之间顾不上说话,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走了十二个来回才完成任务。那时没有人担心我们会不会掉进河里,也没有人担心我们会不会中暑,更没有人劝我们歇一歇。幸运的是,100多个学生没有谁掉进河里,也没有谁中暑。一个星期后我们走进了考场。
　　由于功底太差,我和我的同学在1978年的高考中全部名落孙山。上大学成了泡影,恐慌、失望和无奈一起向我袭来,当时的那种迷茫和痛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本打算在家老实务农的我,几年后却阴差阳错地顶替父亲进了学校,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在这大学毕业生成堆的校园里,没进过大学校园的我总觉得低人一等。尽管我非常努力,长期坚持自学,三十几岁时取得了大学文凭,教学成绩也不错,但在评职称、加工资时却屡屡受挫,因为这张文凭来得太迟了。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教学中,我始终尽心尽责,不求做得最好,但求不留遗憾。◆(作者单位:江西省万载县株潭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