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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秘书，高勇亲身经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胡耀邦的言行举止，亲身感受胡耀邦的个人魅力
高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之前曾两度任职于团中央，前后长达27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团干”。1959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5日，风华正茂的高勇在胡耀邦身边作秘书工作，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即使后来不再在胡耀邦的身边工作了，高勇也依然与胡耀邦及其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如今，高勇已是耄耋皓者，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栋普通住宅楼里过着闲静的老年生活。只不过，在高勇愈老弥深的记忆里，曾走过的人生旅途中那些值得回味的片断，常常仿佛就在眼前。居室墙上一个显著位置，挂着胡耀邦生前题赠的一幅字“孜孜不倦”。凝视着这幅题字，高勇说：“‘孜孜不倦’是耀邦同志对我的鼓励，也是他一生工作、学习的真实写照。”
真性情有个性的胡耀邦
“我对共青团有一种特殊感情，这缘于我的个人经历。”1952年4月，21岁还不到的高勇被调到团中央工作，直到1983年初，52岁的他从团中央正式“毕业”，被调往河北省邯郸市委工作。“中间扣除在教育部工作4年，也还有27年。因此，可以说我既是把青春全部贡献给了共青团，又可以说是党和共青团把我培养长大的。”“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他说团中央这一阶段对他的成长影响最大。确实如此，因为正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高勇成为胡耀邦秘书，才有幸亲身经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胡耀邦的言行举止，亲身感受胡耀邦的个人魅力。
1954年4月13日至24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了总结讲话。他的讲话中除了就团的组织工作讲了一些重要建议外，还特别就整个团的工作原则提出了“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口号。
“他说，我们青年团的干部在工作中，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所谓背靠党委，就是要紧紧依靠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时向党委反映情况，听取指示，指导工作。而面向青年，就是面向青年群众，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听取青年的意见和呼声，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做广大青年的朋友，引导和带领青年去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努力奋斗。”高勇回忆说，当时胡耀邦讲到这里，就站了起来，搬了一把椅子走到台前，坐了下去，形象地给大家演示——“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像这样，把身子紧紧靠在椅背上，把脸朝向青年群众，而不能颠倒过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又把身体转过来，脸朝椅背——这样就成了面向党委，两只眼睛只看着党委的脸色，把脊背朝向青年群众。”高勇说，通过这样形象的演示，胡耀邦特别向大家强调：如果这样坐下，那就既不可能正确接受党委的领导，又势必脱离广大青年群众。而且，胡耀邦还用了一句俗语“墙上挂王八，四脚不着地”来说明如此做工作势必陷入困境，“更不能既不背靠党委，又不面向青年，那就把自己悬空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令高勇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胡耀邦嘴里这样说着，还两手两脚交替乱动，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开朗直率、个性鲜明的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在当时的小青年高勇眼里，自然是新鲜的，记忆深刻。
自此，“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成了几十年来指导青年团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做好青年团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不当“官老爷”的胡耀邦
高勇说，凡是读过胡耀邦的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没有空话、套话，而是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彻，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而且，胡耀邦的文章一般不要别人代笔，大都是自己动手。“即使有时由别人先写一稿，他也是自己定题目，自己搞设计，一共写几段，每段写什么，用什么材料，讲什么观点，甚至关键处用什么语言和事例等，他都要向起草人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讲话，除了正式会议上的报告需要写讲稿外，一般他是不照本宣科的，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的官老爷作风。”高勇清楚记得，有一次胡耀邦同团中央部长以上干部谈话时说：“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干部——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这个风气怎么行！”
为什么他的发言稿这么生动形象呢？高勇认为，胡耀邦确有天资聪颖的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他非常勤奋。“谁能想到，他每写一篇文章或考虑一篇讲话要付出多少心血？他经常为写好一篇文章苦战几天几夜，这种时候他的烟就抽得很厉害了。记得有一次，一天一夜中他竟抽了五盒烟！”
作为秘书，高勇这时的任务就是抄清，“通常是他一边写，我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都弄不清是第几稿了”。这种时候，高勇常常听胡耀邦说“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话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
当年，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后来形成了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胡耀邦对毛泽东的号召总是身体力行。1959年5月，一过五一节，胡耀邦提出要去河北省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批干部在安國县下放劳动。胡耀邦去安国劳动，也是为了看望这些干部，了解有关情况。他事先不让工作人员向县委打招呼，就只有机要秘书高勇和警卫秘书李汉平随行，司机高振球开车，乘坐苏联老式“嘎斯69”吉普车，直奔安国县齐村。
“一路上十分颠簸，有一次我被从座位上颠起，头碰到撑帆布篷的铁架子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高勇说，一行人午饭后从北京出发，到达齐村时已是黄昏时分，胡耀邦直接住进了群众家里。为了安全起见，高勇和李汉平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告诉县委，不然万一发生意外，大家都担当不起。于是，高勇请李汉平和高振球瞒着胡耀邦开车到县委报告。县委领导和公安局长很快来到了齐村，一再动员胡耀邦去县委住宿。胡耀邦婉言谢绝，说自己是来劳动的，住在村子里最合适，况且，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没有办法，县委的同志经过商量，决定留下公安局长住在胡耀邦隔壁一家，负责安全工作。高勇和李汉平与胡耀邦住在一个小院里，胡耀邦住南屋，高勇和李汉平住西屋。 “那时候，我27岁，李汉平24岁，我们年轻人睡觉多，劳动一天，更是睡着了醒不来。”可是，每天早晨天刚一亮，胡耀邦就起来了。他见高勇他俩还在睡，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小李，走，下地了！”他俩只得赶快爬起来刷牙。胡耀邦对他俩说：“刷什么牙呢！人家群众都下地了，我们不能去晚了。去晚了影响不好，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说着就出门往外走，高勇他们俩也只好睡眼惺忪地跟着他下地。高勇说，胡耀邦干起劳活来很认真，“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肯休息”。
在高勇眼里，胡耀邦热爱青年，了解青年，善于同青年打成一片。在安国农村劳动休息时，青年们逼着北京来的大领导胡耀邦唱歌，而且点名要他唱当时才放映不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可是胡耀邦没有学过这支歌，实在不会唱，他答应回北京后一定学会唱。从安国回京后，他果真要高勇去找《柳堡的故事》电影插曲，有空就学唱。那时，高勇经常听胡耀邦说，青年们喜欢唱的歌，我们作青年工作的人也要学会唱。
关于胡耀邦的着装，高勇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胡耀邦接待外宾，上身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可是里面贴身穿的汗衫脊背上却有3个破洞，隔着衬衫也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员一致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提出应换一件，“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我们都说不行，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高勇说，其实胡耀邦平时在家时，穿衣真是简朴极了，“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皮鞋和旧中山装”。
以工作与读书为“嗜好”的胡耀邦
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换了几任秘书，高勇是那时在胡耀邦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高勇回忆说，那时胡耀邦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高勇说，当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在北京棉纺一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为了工作，她平时不回家，吃住都在工厂。“她有时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回家，看到我们都还在办公室没下班，就会给耀邦提意见，‘耀邦啊，你不休息，也不叫秘书们休息呀？’不等耀邦说话，她就冲着我们说：‘去休息，都走，有事情再找你们。’”每当这种时候，胡耀邦总是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便说：“我没有让他们都在这里嘛。去吧，你们都去休息。”高勇他们当然懂得，其实胡耀邦并不是不关心工作人员，“只是他一工作起来，就根本不记得哪天是星期天了”。
高勇介绍说，因为晚上比较安静，效率高，效果好，胡耀邦习惯于晚上工作和读书，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左右才睡。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习惯，秘书们也都住在办公室，以便随叫随到。“他晚上工作或读书很少看钟表，只管埋头阅读，一看见我们则常问‘现在好多钟了？’”虽然高勇比胡耀邦年轻16岁，但是他坦言在熬夜这一点上实在是比不过胡耀邦。
高勇说，自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党和国家的许多大事都需要他去操心，去思考，去处理。“特别是他那一任总书记，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个烂摊子和两年徘徊，各方面都需要清理和整顿。因此，他更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而他，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不远，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去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则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工作去了。”那时，高勇曾多次听胡耀邦说过，不赞成老朋友、老熟人见面互问“身体怎么样”，分别时互嘱“保重身体”。“他说，见面应该互相问问工作怎么样，分别时互相勉励好好工作。”
在高勇看来，胡耀邦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刻苦地、超负荷地工作，他几乎就没有疲倦的时候。为什么呢？高勇似乎找到一个答案：工作累了，读书来换脑。“耀邦勉励大家不光要勤奋工作，还要刻苦读书。他说‘办了八小时公，怎么办？读点书，吸收前人的经验，丰富自己的头脑。’”胡耀邦自己带头刻苦读书，也要求干部刻苦读书，特别是年轻干部，他总是要求多读点书。
胡耀邦自己刻苦读书和勤于思考问题在全党是出了名的。早在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谈话中，就曾表扬胡耀邦能刻苦读书。高勇记得，1960年冬天的一天，胡耀邦曾对他谈起过在延安时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书简直是宝贝，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晚上就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他文化程度不高，只上了一年初中，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读了一遍不懂在说什么，就再读，硬读硬钻。”高勇不胜感慨：“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在胡耀邦身边工作那么多年，高勇深知，读书是耀邦工作之外的最大“嗜好”。“平时他兜里从不装一分钱，也舍不得随便花钱，但遇到书，只要是他想看的，需要的，他从不犹豫，也不问价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00多元，但有时一个月买书就要用去四五十元。”高勇想起了这位“嗜书”领导的一件趣事：那是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的前一天，即4月2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偏偏那次会场当场出售新版《列宁选集》四卷本，其他领导同志都付钱买了一套。胡耀邦从家里出来时，根本没想到会场上会售书，他口袋里依旧一分钱都没装。經他说明情况，大会服务人员请他把书先拿走，随后再送钱来。散会了回家，一进院子他就冲高勇大喊：“高秘书，你赶快去给人民大会堂送钱，我买了一套《列宁选集》，还没有付钱。”高勇笑言，赊账买书，这在中央首长里，胡耀邦大概是唯一的一人。
令高勇大受启发的是，胡耀邦读书习惯于同时交替读政治书籍和文学名著。“例如，阅读《列宁全集》的同时，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这样既是对脑筋的调节，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他经常是把工作快速处理一下后集中读书，速度高得惊人。他还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是能搜罗到的世界各国的主要名人传记他都已读过。他对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有许多篇他都能背下来，还常常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高勇因为也有国学方面的爱好，他成了胡耀邦读古文名篇时的“好搭档”。他们曾一起背诵过毛泽东的诗词、鲁迅的诗，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及《后出师表》等，还有许多唐宋诗词和元曲小令。 眼睛朝“下”看的胡耀邦
当官从仕的，如果眼睛只朝“上”看，脱离民众，那必定是自以为是的“官老爷”。能够时时眼睛朝“下”，体察民情，恤民爱民的官员，才可能得到人们的真心拥戴。高勇说，胡耀邦一贯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后，工作局面更大了，他立志要走遍全国的2000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
让高勇敬佩的是，胡耀邦下基层有时会特意挑选那些偏远地区，“如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到四川、贵州那次视察，他沿着1935年长征的路线走，新闻记者称之为‘重走长征路’。路越走越难走，面包车不能走了改乘吉普车；吉普车不能走了，又改为骑马；骑马也不能走了，改为策杖步行。这对当年年近70岁高龄的胡耀邦来说，绝不是轻松的事”。在高勇等身边工作人员看来，胡耀邦每到一地调查民情，他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耀邦就会面容凝重；如果看到当地农民生活还不错，他就开心，有时还会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而且，他不但注重了解当前的现实情况，也会注意了解历史情况。“他走到哪里都会翻看县志，以那个地方历史上出现过什么知名人物，有过什么建树，发生过什么大事来激励当地干部努力工作，并要求当地干部用这些历史事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乡，艰苦奋斗。”高勇说，“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知道他有此特点，所以跟他外出前，也要想方设法地查找一些有关资料，以应急需。”
根据青年团的特点，团中央的干部有个年龄限制，各级干部超过一定的年龄就要调出，安排到其他岗位上工作，用青年团的行话说叫“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对青年团的摧残破坏，团的工作停顿了10多年，所以1978年10月召开团的十大，恢复共青团工作时，团中央留了少数年龄较大的干部，为的是解决团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高勇在1975年已经调离团中央，1979年又将他从教育部调回了团中央，这一去就是4年。1982年底召开共青团十一大后，确定高勇第二次从团中央“毕业”，直到1983年初才定下要他去河北某地市工作。3月19日，高勇收到中组部调令，3月22日他便去河北省委报到，得知省委决定分配他去邯郸市委工作。
3月30日，晚上7点30分，高勇约了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组长刘崇文、时任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局长李传华，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胡耀邦辞行。胡耀邦知道高勇对经济工作不熟，他认为搞四化建设不懂经济是不行的，因此对高勇提出了“钻一点经济”的要求。胡耀邦说：“你年龄也不小了，也是个过渡人物，干不了多久了。河北的工作这几年不错，但河北也有一些歪风邪气，一部分干部思想保守，拉帮结派。下去后主要是鉆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当时，胡耀邦十分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端正党风问题，他希望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四化强国，希望党内尽快扫除贪污腐败等歪风邪气。高勇到邯郸后，时刻牢记胡耀邦说的“钻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两句话，并努力去工作，这成了他在邯郸工作的座右铭。
晚年，高勇经常参加胡耀邦的纪念活动，还常到胡府看望李昭。现在，李昭也走了，高勇前往八宝山送别。他说，她与耀邦将伴着共青城那青翠欲滴的山林共携天堂。
责任编辑 王碧清
高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之前曾两度任职于团中央，前后长达27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团干”。1959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5日，风华正茂的高勇在胡耀邦身边作秘书工作，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即使后来不再在胡耀邦的身边工作了，高勇也依然与胡耀邦及其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如今，高勇已是耄耋皓者，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栋普通住宅楼里过着闲静的老年生活。只不过，在高勇愈老弥深的记忆里，曾走过的人生旅途中那些值得回味的片断，常常仿佛就在眼前。居室墙上一个显著位置，挂着胡耀邦生前题赠的一幅字“孜孜不倦”。凝视着这幅题字，高勇说：“‘孜孜不倦’是耀邦同志对我的鼓励，也是他一生工作、学习的真实写照。”
真性情有个性的胡耀邦
“我对共青团有一种特殊感情，这缘于我的个人经历。”1952年4月，21岁还不到的高勇被调到团中央工作，直到1983年初，52岁的他从团中央正式“毕业”，被调往河北省邯郸市委工作。“中间扣除在教育部工作4年，也还有27年。因此，可以说我既是把青春全部贡献给了共青团，又可以说是党和共青团把我培养长大的。”“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他说团中央这一阶段对他的成长影响最大。确实如此，因为正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高勇成为胡耀邦秘书，才有幸亲身经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胡耀邦的言行举止，亲身感受胡耀邦的个人魅力。
1954年4月13日至24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了总结讲话。他的讲话中除了就团的组织工作讲了一些重要建议外，还特别就整个团的工作原则提出了“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口号。
“他说，我们青年团的干部在工作中，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所谓背靠党委，就是要紧紧依靠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时向党委反映情况，听取指示，指导工作。而面向青年，就是面向青年群众，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听取青年的意见和呼声，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做广大青年的朋友，引导和带领青年去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努力奋斗。”高勇回忆说，当时胡耀邦讲到这里，就站了起来，搬了一把椅子走到台前，坐了下去，形象地给大家演示——“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像这样，把身子紧紧靠在椅背上，把脸朝向青年群众，而不能颠倒过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又把身体转过来，脸朝椅背——这样就成了面向党委，两只眼睛只看着党委的脸色，把脊背朝向青年群众。”高勇说，通过这样形象的演示，胡耀邦特别向大家强调：如果这样坐下，那就既不可能正确接受党委的领导，又势必脱离广大青年群众。而且，胡耀邦还用了一句俗语“墙上挂王八，四脚不着地”来说明如此做工作势必陷入困境，“更不能既不背靠党委，又不面向青年，那就把自己悬空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令高勇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胡耀邦嘴里这样说着，还两手两脚交替乱动，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开朗直率、个性鲜明的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在当时的小青年高勇眼里，自然是新鲜的，记忆深刻。
自此，“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成了几十年来指导青年团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做好青年团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不当“官老爷”的胡耀邦
高勇说，凡是读过胡耀邦的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没有空话、套话，而是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彻，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而且，胡耀邦的文章一般不要别人代笔，大都是自己动手。“即使有时由别人先写一稿，他也是自己定题目，自己搞设计，一共写几段，每段写什么，用什么材料，讲什么观点，甚至关键处用什么语言和事例等，他都要向起草人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讲话，除了正式会议上的报告需要写讲稿外，一般他是不照本宣科的，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的官老爷作风。”高勇清楚记得，有一次胡耀邦同团中央部长以上干部谈话时说：“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干部——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这个风气怎么行！”
为什么他的发言稿这么生动形象呢？高勇认为，胡耀邦确有天资聪颖的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他非常勤奋。“谁能想到，他每写一篇文章或考虑一篇讲话要付出多少心血？他经常为写好一篇文章苦战几天几夜，这种时候他的烟就抽得很厉害了。记得有一次，一天一夜中他竟抽了五盒烟！”
作为秘书，高勇这时的任务就是抄清，“通常是他一边写，我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都弄不清是第几稿了”。这种时候，高勇常常听胡耀邦说“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话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
当年，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后来形成了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胡耀邦对毛泽东的号召总是身体力行。1959年5月，一过五一节，胡耀邦提出要去河北省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批干部在安國县下放劳动。胡耀邦去安国劳动，也是为了看望这些干部，了解有关情况。他事先不让工作人员向县委打招呼，就只有机要秘书高勇和警卫秘书李汉平随行，司机高振球开车，乘坐苏联老式“嘎斯69”吉普车，直奔安国县齐村。
“一路上十分颠簸，有一次我被从座位上颠起，头碰到撑帆布篷的铁架子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高勇说，一行人午饭后从北京出发，到达齐村时已是黄昏时分，胡耀邦直接住进了群众家里。为了安全起见，高勇和李汉平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告诉县委，不然万一发生意外，大家都担当不起。于是，高勇请李汉平和高振球瞒着胡耀邦开车到县委报告。县委领导和公安局长很快来到了齐村，一再动员胡耀邦去县委住宿。胡耀邦婉言谢绝，说自己是来劳动的，住在村子里最合适，况且，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没有办法，县委的同志经过商量，决定留下公安局长住在胡耀邦隔壁一家，负责安全工作。高勇和李汉平与胡耀邦住在一个小院里，胡耀邦住南屋，高勇和李汉平住西屋。 “那时候，我27岁，李汉平24岁，我们年轻人睡觉多，劳动一天，更是睡着了醒不来。”可是，每天早晨天刚一亮，胡耀邦就起来了。他见高勇他俩还在睡，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小李，走，下地了！”他俩只得赶快爬起来刷牙。胡耀邦对他俩说：“刷什么牙呢！人家群众都下地了，我们不能去晚了。去晚了影响不好，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说着就出门往外走，高勇他们俩也只好睡眼惺忪地跟着他下地。高勇说，胡耀邦干起劳活来很认真，“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肯休息”。
在高勇眼里，胡耀邦热爱青年，了解青年，善于同青年打成一片。在安国农村劳动休息时，青年们逼着北京来的大领导胡耀邦唱歌，而且点名要他唱当时才放映不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可是胡耀邦没有学过这支歌，实在不会唱，他答应回北京后一定学会唱。从安国回京后，他果真要高勇去找《柳堡的故事》电影插曲，有空就学唱。那时，高勇经常听胡耀邦说，青年们喜欢唱的歌，我们作青年工作的人也要学会唱。
关于胡耀邦的着装，高勇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胡耀邦接待外宾，上身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可是里面贴身穿的汗衫脊背上却有3个破洞，隔着衬衫也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员一致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提出应换一件，“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我们都说不行，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高勇说，其实胡耀邦平时在家时，穿衣真是简朴极了，“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皮鞋和旧中山装”。
以工作与读书为“嗜好”的胡耀邦
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换了几任秘书，高勇是那时在胡耀邦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高勇回忆说，那时胡耀邦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高勇说，当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在北京棉纺一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为了工作，她平时不回家，吃住都在工厂。“她有时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回家，看到我们都还在办公室没下班，就会给耀邦提意见，‘耀邦啊，你不休息，也不叫秘书们休息呀？’不等耀邦说话，她就冲着我们说：‘去休息，都走，有事情再找你们。’”每当这种时候，胡耀邦总是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便说：“我没有让他们都在这里嘛。去吧，你们都去休息。”高勇他们当然懂得，其实胡耀邦并不是不关心工作人员，“只是他一工作起来，就根本不记得哪天是星期天了”。
高勇介绍说，因为晚上比较安静，效率高，效果好，胡耀邦习惯于晚上工作和读书，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左右才睡。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习惯，秘书们也都住在办公室，以便随叫随到。“他晚上工作或读书很少看钟表，只管埋头阅读，一看见我们则常问‘现在好多钟了？’”虽然高勇比胡耀邦年轻16岁，但是他坦言在熬夜这一点上实在是比不过胡耀邦。
高勇说，自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党和国家的许多大事都需要他去操心，去思考，去处理。“特别是他那一任总书记，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个烂摊子和两年徘徊，各方面都需要清理和整顿。因此，他更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而他，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不远，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去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则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工作去了。”那时，高勇曾多次听胡耀邦说过，不赞成老朋友、老熟人见面互问“身体怎么样”，分别时互嘱“保重身体”。“他说，见面应该互相问问工作怎么样，分别时互相勉励好好工作。”
在高勇看来，胡耀邦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刻苦地、超负荷地工作，他几乎就没有疲倦的时候。为什么呢？高勇似乎找到一个答案：工作累了，读书来换脑。“耀邦勉励大家不光要勤奋工作，还要刻苦读书。他说‘办了八小时公，怎么办？读点书，吸收前人的经验，丰富自己的头脑。’”胡耀邦自己带头刻苦读书，也要求干部刻苦读书，特别是年轻干部，他总是要求多读点书。
胡耀邦自己刻苦读书和勤于思考问题在全党是出了名的。早在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谈话中，就曾表扬胡耀邦能刻苦读书。高勇记得，1960年冬天的一天，胡耀邦曾对他谈起过在延安时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书简直是宝贝，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晚上就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他文化程度不高，只上了一年初中，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读了一遍不懂在说什么，就再读，硬读硬钻。”高勇不胜感慨：“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在胡耀邦身边工作那么多年，高勇深知，读书是耀邦工作之外的最大“嗜好”。“平时他兜里从不装一分钱，也舍不得随便花钱，但遇到书，只要是他想看的，需要的，他从不犹豫，也不问价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00多元，但有时一个月买书就要用去四五十元。”高勇想起了这位“嗜书”领导的一件趣事：那是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的前一天，即4月2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偏偏那次会场当场出售新版《列宁选集》四卷本，其他领导同志都付钱买了一套。胡耀邦从家里出来时，根本没想到会场上会售书，他口袋里依旧一分钱都没装。經他说明情况，大会服务人员请他把书先拿走，随后再送钱来。散会了回家，一进院子他就冲高勇大喊：“高秘书，你赶快去给人民大会堂送钱，我买了一套《列宁选集》，还没有付钱。”高勇笑言，赊账买书，这在中央首长里，胡耀邦大概是唯一的一人。
令高勇大受启发的是，胡耀邦读书习惯于同时交替读政治书籍和文学名著。“例如，阅读《列宁全集》的同时，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这样既是对脑筋的调节，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他经常是把工作快速处理一下后集中读书，速度高得惊人。他还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是能搜罗到的世界各国的主要名人传记他都已读过。他对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有许多篇他都能背下来，还常常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高勇因为也有国学方面的爱好，他成了胡耀邦读古文名篇时的“好搭档”。他们曾一起背诵过毛泽东的诗词、鲁迅的诗，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及《后出师表》等，还有许多唐宋诗词和元曲小令。 眼睛朝“下”看的胡耀邦
当官从仕的，如果眼睛只朝“上”看，脱离民众，那必定是自以为是的“官老爷”。能够时时眼睛朝“下”，体察民情，恤民爱民的官员，才可能得到人们的真心拥戴。高勇说，胡耀邦一贯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后，工作局面更大了，他立志要走遍全国的2000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
让高勇敬佩的是，胡耀邦下基层有时会特意挑选那些偏远地区，“如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到四川、贵州那次视察，他沿着1935年长征的路线走，新闻记者称之为‘重走长征路’。路越走越难走，面包车不能走了改乘吉普车；吉普车不能走了，又改为骑马；骑马也不能走了，改为策杖步行。这对当年年近70岁高龄的胡耀邦来说，绝不是轻松的事”。在高勇等身边工作人员看来，胡耀邦每到一地调查民情，他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耀邦就会面容凝重；如果看到当地农民生活还不错，他就开心，有时还会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而且，他不但注重了解当前的现实情况，也会注意了解历史情况。“他走到哪里都会翻看县志，以那个地方历史上出现过什么知名人物，有过什么建树，发生过什么大事来激励当地干部努力工作，并要求当地干部用这些历史事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乡，艰苦奋斗。”高勇说，“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知道他有此特点，所以跟他外出前，也要想方设法地查找一些有关资料，以应急需。”
根据青年团的特点，团中央的干部有个年龄限制，各级干部超过一定的年龄就要调出，安排到其他岗位上工作，用青年团的行话说叫“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对青年团的摧残破坏，团的工作停顿了10多年，所以1978年10月召开团的十大，恢复共青团工作时，团中央留了少数年龄较大的干部，为的是解决团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高勇在1975年已经调离团中央，1979年又将他从教育部调回了团中央，这一去就是4年。1982年底召开共青团十一大后，确定高勇第二次从团中央“毕业”，直到1983年初才定下要他去河北某地市工作。3月19日，高勇收到中组部调令，3月22日他便去河北省委报到，得知省委决定分配他去邯郸市委工作。
3月30日，晚上7点30分，高勇约了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组长刘崇文、时任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局长李传华，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胡耀邦辞行。胡耀邦知道高勇对经济工作不熟，他认为搞四化建设不懂经济是不行的，因此对高勇提出了“钻一点经济”的要求。胡耀邦说：“你年龄也不小了，也是个过渡人物，干不了多久了。河北的工作这几年不错，但河北也有一些歪风邪气，一部分干部思想保守，拉帮结派。下去后主要是鉆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当时，胡耀邦十分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端正党风问题，他希望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四化强国，希望党内尽快扫除贪污腐败等歪风邪气。高勇到邯郸后，时刻牢记胡耀邦说的“钻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两句话，并努力去工作，这成了他在邯郸工作的座右铭。
晚年，高勇经常参加胡耀邦的纪念活动，还常到胡府看望李昭。现在，李昭也走了，高勇前往八宝山送别。他说，她与耀邦将伴着共青城那青翠欲滴的山林共携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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