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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屡有声音批评中小学新诗教学不能与新诗发展现状相配，教师讲解分析新诗的方法也屡遭质疑，而高考作文对诗歌的排斥更让人感到新诗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虽然近年来，诗歌界人士开始参与中学诗歌教材的编写，但是在教学中，新诗受重视的程度仍然不够。中学生读新诗有什么好处？新诗教学与新诗发展之间有何关系？在课堂上新诗教学究竟如何开展？新诗教学与高考的关系怎样？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名诗歌评论家吴思敬教授。
教材中新诗内容有所拓展但还不够
记者：新诗从五四时期诞生到今天，将近90年了。其间经历了几个阶段，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也产生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您认为新诗目前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地位如何？
吴思敬： 新诗在语文教材中长期以来一直不受重视。多年来，我们中学语文教材很少选新诗。我们做过调查，从初中到高中，学生接触的新诗不过七八首，而且范围有限，大多以郭沫若、闻一多的作品为主。闻一多当然是优秀诗人，但选他的诗，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还有艾青，艾青成了右派以后，就选不成了。再有就是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选鲁迅，主要选的是旧诗，有个别的，比如《野草》，实际上是散文诗，但也属于新诗范畴。大概能选的就是这几位，而且选的篇目也很少。
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对新诗史上的众多流派，以及很重要、很有影响、受到读者喜爱的诗人是有些漠视的，比如徐志摩、戴望舒、冯至，另外还有朱湘、穆木天、何其芳、卞之琳等诗人。“七月诗派”当中，除艾青之外选的也很少。“九叶派”的诗人，如辛笛、穆旦、陈敬容、郑敏，基本没有选。新中国成立后的诗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选的范围比较窄。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主要选择主旋律的。而对一些比较个人化的诗、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或运用了现代手法的诗，选择的比较少，这就比较单调了。
由于新诗在语文教材中所选篇目始终过于狭窄，这就使学生对于中国诗歌的理解比较片面。如果跟中国古典诗歌相比，新诗从来没有像旧体诗那样大的比例。选旧体诗应该说没有问题，因为选的都是很优秀的旧体诗，包括毛泽东、鲁迅的一些旧体诗。但是新诗的比例，相对来说还是太少。这就使学生读的新诗太少，很难受到优秀新诗的熏陶。学生对于新诗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对新诗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缺乏相关理解，艺术趣味就会比较褊狭。
记者：新诗占的比例小、篇目选择视野狭窄，对学生接触优秀新诗作品肯定是不利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思敬：如果在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中，新诗缺位以及对新诗90年的历史缺乏介绍，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新诗诞生以后，教材中对重要诗人的推荐，对优秀诗歌作品的介绍，都是比较薄弱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年来我们把语文看做工具，说它是基础课但也是工具课，而我们更多地是把语文放在交流和读写的层面，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用得着的东西，我们就去学。而写诗恐怕在任何一个时代也不会是大多数人的事，说人人当诗人，人人都去写诗，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除了考虑语文教材的工具层面，更应该把它看成塑造人文精神的重要手段，更应该强调它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我们对于新诗陶冶学生性情的功能，估计得太低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新诗始终是和这个社会的脉搏、和读者的心灵相通的。
古代诗歌肯定也有陶冶心灵的作用，古代诗歌中有很多伟大的诗篇，在今天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古代诗歌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它的表现方式和情感方式跟现代人不一样。新诗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所以相对来说它跟学生比较容易贴近，那种健康的，体现心灵美、语言美及多方面美的新诗，对学生心灵的启迪作用、感悟作用和熏陶作用是别的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在中小学教材中适当增加新诗内容。目前的教材中，散文，包括某些实用文体的比重较大，有其必要性，但大到什么程度，似可再斟酌。现在的问题是，新诗的比例太少，不能反映新诗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也造成了学生对新诗的隔膜。
诗歌界人士应介入教材编写
记者：一段时期以来，教材编写一直是独家垄断，现在情况有所改变。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很多大学教授、学术界专家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您作为新诗界的专家，也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选修教材的编写。您可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思敬：长期以来，参与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主要是出版社的编辑、教研机构的教研员、教育部门的相关领导以及部分中小学语文教师，人员相当稳定，而且基本是终身制。这就导致教材编写者的知识结构、思维定式会不断地在教材中延伸。结果，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这次我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编写工作，除了吸取人教社历年来的编写经验，还利用了北大等高校的资源。
其实，在教材编写这一环节，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都可以介入，也就是说编写人员不要仅仅限于出版社编辑、中学语文教师或者教学研究机构人员，这样可以取得一种互补。
我们编写《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这本选修教材，意在引导学生走进诗的世界，感受在爱的琴弦上弹奏出的生命之歌。所选篇目，在思想健康的前提下，以审美为主要尺度。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以及教师的讲授，特别朦胧、特别艰涩的诗我们没有选。在选的时候有意发掘一些在新诗史上很重要，但从未或很少被选进教材的诗人，如冯至、绿原、杜运燮、穆旦、陈敬容、蔡其矫、昌耀、痖弦、洛夫等不同流派、不同色彩的诗人，包括新时期以来涌现的青年诗人，如食指、梁小斌、江非等。
记者：您认为目前诗歌界和语文教学界的沟通情况如何？根据您的了解，诗人们是否关心中学诗歌教学？
吴思敬：诗歌界跟语文教学界的沟通应当说不理想。为此，我们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先后组织了两次有关新诗和语文教学的研讨会。一次是我们自己召集的，一次是和《诗选刊》联合召集的。我们邀请了中学语文教师、诗人、诗歌编辑跟我们共同讨论这个问题。应当说，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诗人都希望自己的诗被选进中学教材，并以选进中学教材为荣，因为选进中学教材，就有很多读者来读，诗人的知名度也会提高。由于高考的影响，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如果你的作品没有选进中学课本，你的知名度就不行。比如王蒙，以前很多中学生不知道，但是一些二三流的作家，因为中学课本选了，中学生就知道了。所以，实际上中学教材影响极大。
高考作文不应回避新诗
记者：您怎么看待高考作文对新诗的回避？
吴思敬：其实高考作文不许写诗这一条是没有必要的。比如一个论说性的题目出来以后，很难写成诗。为什么不说“不要写成小说、不要写成剧本”呢？这本身就给学生一种误导，就是认为诗是和高考无关的。有人说这是因为新诗考查难度大，而实际上这正是长期来不重视新诗教学所导致的。由于老师与学生长期以来不读新诗或很少读新诗，对新诗的文体特征及把握世界的方式缺乏了解，自然就会丧失对新诗的感悟力与判断力。这一问题要通过加强新诗教学以及课外阅读来逐步解决。在目前情况下，邀请诗人、诗评家和语文教师，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考查标准，还是可能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高考作文与诗》，我认为，很多题目给他以后，如果学生会审题，就知道用哪种文体去写。至于说有些比较抒情的题目，比如“春雨”“雪后”等，可以用散文写也可以用诗来写，学生愿意写成诗，写得又不错，为什么不可以呢？问题就在这里。
记者：在新诗阅读方面，在历年高考阅读题里面有没有考查过新诗？
吴思敬：曾经有过。用过郑敏先生的《金色的稻谷》。实际上郑敏被中学生知道，恰恰是因为这首诗被用在高考试题中。考完之后，诗评家与语文教师纷纷点评，最后还把《金色的稻谷》选进了中学教材。这也说明在高考题当中，包括语文练习当中，用一些新诗做阅读理解题目，对于新诗的普及是有作用的。
记者：您是不是认为考题中出现新诗还远远不够，应该每年都有？
吴思敬：对，把新诗作为阅读理解考题是非常适宜的，诗比较短，而且又往往比较含蓄。如果用散文、小说，则只能选一小段，抓住两三个关键点，而全篇就往往无法顾及了。
记者：您觉得用什么方式考查比较合适呢？
吴思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比如在诗歌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段，有不同的意象呈现方式。另外，诗歌往往含有多层意思，它的表层含义一看就清楚，比如臧克家的《老马》，句句写的都是老马，可老马象征什么呢？诗人并没有明说。实际上，老马是中国社会苦难农民的象征。我们可以考查学生能不能通过《老马》的表层意象，看到它的深层内涵。
记者：如果高考每年都考新诗，那么在命题方面会不会有难度？
吴思敬：技术上没有太大的难度，就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很多新诗都可以用阅读理解这种方式进来。因为我们中学课本的篇目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语文教材都搞成新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希望增加一些新诗的比例，也不过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若干篇。
通过开设选修课教学新诗，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这会使喜欢新诗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多读一些。另外，也可以把新诗放进练习中。
另外，还要取消高考作文不许写诗的限制。有些题目出来之后，学生肯定不会写成诗，或者他根本没法写成诗，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有些抒情性的题目，为什么不可以用诗来写呢？
新诗经典化与新诗普及教育
记者：您怎么看待新诗进入中学教材与新诗的经典性问题？
吴思敬：通常，人们心目中的经典诗歌，应当是凝聚了人类的美好情感与智慧，可以引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内容上有一定的永恒性，艺术上有鲜明的独创性，能够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经受得住历史涤荡的优秀的诗歌文本。经典诗歌不是诗人自封的，也不是哪一位权威“钦赐”的，而是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中，在批评家的反复阐释中，在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建构而成的。经典的问题，和中学教材有一定关系。很多名篇选入中学教材之后，传播更广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但是经典化又和整体的时代氛围、政治变迁、社会心理有很大关系。像《再别康桥》《雨巷》这样的诗篇，二三十年代被传诵一时，并被选进当时的语文教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环境中却被“去经典化”了。直到新时期，它们才又重新从历史的尘封中被挖掘出来，选进教材，恢复了在诗歌史上的经典位置。很多诗，在一定阶段内可能是经典，但是过了一段也可能“去经典化”，比如，“文革”期间教材选的有些诗现在就不再选了。
记者：您觉得新诗在基础教育中的普及对整个新诗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吴思敬：当然会有影响。首先，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和诗贴得最近。中学生写小说不是不可以，但小说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生活阅历。现在80后一些小作家只能写玄幻、科幻，把西方的动漫、科幻和身边的生活结合起来，文笔很好，想象力也很丰富，但是对于人性和哲理层面等非常深刻的东西，还是体会不了，写不出来。不过诗就不太一样了，中学生写诗歌，不见得要求有多么丰富的阅历，只要对内心、对世界有所感悟就可以。 像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中学阶段就显示出了写诗的才华，被当时的老诗人杰尔若文发现，后来成了伟大的诗人。现在很多诗人实际上就是中学的学历，比如朦胧诗人，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去插队或者到工厂，像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多多、芒克、林莽等，但是他们在那个阶段写出了非常好的诗。
记者：对中学语文教师来说，教新诗有没有一种普适性的原则？
吴思敬：诗的阅读与欣赏要靠个人的领悟，但从教学角度来说，还是有一般的原则可以追寻的。比如说从文本的表层意思入手，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含义上。比较好的新诗，不是单纯地展示一下表层意象，它还暗示着什么，我们通常叫象征层面的含义，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把象征层面的含义挖掘出来。另外，围绕一首诗，有时候还需要介绍诗人的生平、个性和生活环境。再就是还会牵涉到诗人使用的创作方法、修辞手段，比如有些诗人把外国诗歌的艺术手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讲的。对诗的理解和再创造，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有些大致的原则可循，但是具体到每首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教师应鼓励学生的再创造，而不应强求整齐划一。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诗歌鉴赏心理》。这本书从阅读心理、鉴赏心理的角度，谈到了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诗歌鉴赏的心理条件、诗歌鉴赏的心理流程、诗歌鉴赏的心理状态，一直到鉴赏之后的心理效应。这本书是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2005年由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重新出版，可供参考。
记者：可否为我们语文教师介绍一下目前诗歌界的一些近况？
吴思敬：现在，诗歌界几乎每天都有活动。目前全国有十几家诗歌刊物，如《诗刊》《诗探索》《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潮》《诗林》《绿风》《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大众诗歌》《华夏诗报》《中国诗歌研究动态》《中外诗歌研究》等，这些都是公开、正式出版的，还有大量的民刊、民间诗报不下几百家。这些年来一些大学还成立了若干家专门的诗歌研究机构，如由教育部批准，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等。各诗刊编辑部与各研究中心经常举办诗会、笔会、改稿会、诗人采风、研讨会、对话会、朗诵会、诗歌颁奖会等活动。这几年各地还举办了大型诗歌节，几年前在安徽马鞍山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诗歌节 ；2007年青海省举办了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邀请了国外几十位诗人过来，国内有一百多位诗人与会，这是一次诗的盛会。另外，广东省诗歌节已经办了两次，一次在东莞，一次在珠海。2008年3月，四川罗江县举办了罗江诗歌节，过去农民都去赶集，结果在诗歌节那天，农民都去听诗歌朗诵，非常热烈，那里还建了一个中国诗歌博物馆，很现代、很漂亮，收集了大量的诗歌集、诗人手稿。这样的诗歌博物馆以及诗人纪念馆还有多处。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每天都有跟诗歌有关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跟语文教学是脱节的，跟语文教师是没有关系的，仿佛诗歌和教学是在不同的圈子里，所以也希望你们杂志能够刊登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帮助老师开阔视野。
记者：好的。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教材中新诗内容有所拓展但还不够
记者：新诗从五四时期诞生到今天，将近90年了。其间经历了几个阶段，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也产生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您认为新诗目前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地位如何？
吴思敬： 新诗在语文教材中长期以来一直不受重视。多年来，我们中学语文教材很少选新诗。我们做过调查，从初中到高中，学生接触的新诗不过七八首，而且范围有限，大多以郭沫若、闻一多的作品为主。闻一多当然是优秀诗人，但选他的诗，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还有艾青，艾青成了右派以后，就选不成了。再有就是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选鲁迅，主要选的是旧诗，有个别的，比如《野草》，实际上是散文诗，但也属于新诗范畴。大概能选的就是这几位，而且选的篇目也很少。
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对新诗史上的众多流派，以及很重要、很有影响、受到读者喜爱的诗人是有些漠视的，比如徐志摩、戴望舒、冯至，另外还有朱湘、穆木天、何其芳、卞之琳等诗人。“七月诗派”当中，除艾青之外选的也很少。“九叶派”的诗人，如辛笛、穆旦、陈敬容、郑敏，基本没有选。新中国成立后的诗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选的范围比较窄。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主要选择主旋律的。而对一些比较个人化的诗、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或运用了现代手法的诗，选择的比较少，这就比较单调了。
由于新诗在语文教材中所选篇目始终过于狭窄，这就使学生对于中国诗歌的理解比较片面。如果跟中国古典诗歌相比，新诗从来没有像旧体诗那样大的比例。选旧体诗应该说没有问题，因为选的都是很优秀的旧体诗，包括毛泽东、鲁迅的一些旧体诗。但是新诗的比例，相对来说还是太少。这就使学生读的新诗太少，很难受到优秀新诗的熏陶。学生对于新诗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对新诗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缺乏相关理解，艺术趣味就会比较褊狭。
记者：新诗占的比例小、篇目选择视野狭窄，对学生接触优秀新诗作品肯定是不利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思敬：如果在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中，新诗缺位以及对新诗90年的历史缺乏介绍，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新诗诞生以后，教材中对重要诗人的推荐，对优秀诗歌作品的介绍，都是比较薄弱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年来我们把语文看做工具，说它是基础课但也是工具课，而我们更多地是把语文放在交流和读写的层面，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用得着的东西，我们就去学。而写诗恐怕在任何一个时代也不会是大多数人的事，说人人当诗人，人人都去写诗，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除了考虑语文教材的工具层面，更应该把它看成塑造人文精神的重要手段，更应该强调它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我们对于新诗陶冶学生性情的功能，估计得太低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新诗始终是和这个社会的脉搏、和读者的心灵相通的。
古代诗歌肯定也有陶冶心灵的作用，古代诗歌中有很多伟大的诗篇，在今天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古代诗歌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它的表现方式和情感方式跟现代人不一样。新诗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所以相对来说它跟学生比较容易贴近，那种健康的，体现心灵美、语言美及多方面美的新诗，对学生心灵的启迪作用、感悟作用和熏陶作用是别的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在中小学教材中适当增加新诗内容。目前的教材中，散文，包括某些实用文体的比重较大，有其必要性，但大到什么程度，似可再斟酌。现在的问题是，新诗的比例太少，不能反映新诗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也造成了学生对新诗的隔膜。
诗歌界人士应介入教材编写
记者：一段时期以来，教材编写一直是独家垄断，现在情况有所改变。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很多大学教授、学术界专家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您作为新诗界的专家，也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选修教材的编写。您可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思敬：长期以来，参与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主要是出版社的编辑、教研机构的教研员、教育部门的相关领导以及部分中小学语文教师，人员相当稳定，而且基本是终身制。这就导致教材编写者的知识结构、思维定式会不断地在教材中延伸。结果，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这次我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编写工作，除了吸取人教社历年来的编写经验，还利用了北大等高校的资源。
其实，在教材编写这一环节，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都可以介入，也就是说编写人员不要仅仅限于出版社编辑、中学语文教师或者教学研究机构人员，这样可以取得一种互补。
我们编写《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这本选修教材，意在引导学生走进诗的世界，感受在爱的琴弦上弹奏出的生命之歌。所选篇目，在思想健康的前提下，以审美为主要尺度。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以及教师的讲授，特别朦胧、特别艰涩的诗我们没有选。在选的时候有意发掘一些在新诗史上很重要，但从未或很少被选进教材的诗人，如冯至、绿原、杜运燮、穆旦、陈敬容、蔡其矫、昌耀、痖弦、洛夫等不同流派、不同色彩的诗人，包括新时期以来涌现的青年诗人，如食指、梁小斌、江非等。
记者：您认为目前诗歌界和语文教学界的沟通情况如何？根据您的了解，诗人们是否关心中学诗歌教学？
吴思敬：诗歌界跟语文教学界的沟通应当说不理想。为此，我们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先后组织了两次有关新诗和语文教学的研讨会。一次是我们自己召集的，一次是和《诗选刊》联合召集的。我们邀请了中学语文教师、诗人、诗歌编辑跟我们共同讨论这个问题。应当说，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诗人都希望自己的诗被选进中学教材，并以选进中学教材为荣，因为选进中学教材，就有很多读者来读，诗人的知名度也会提高。由于高考的影响，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如果你的作品没有选进中学课本，你的知名度就不行。比如王蒙，以前很多中学生不知道，但是一些二三流的作家，因为中学课本选了，中学生就知道了。所以，实际上中学教材影响极大。
高考作文不应回避新诗
记者：您怎么看待高考作文对新诗的回避？
吴思敬：其实高考作文不许写诗这一条是没有必要的。比如一个论说性的题目出来以后，很难写成诗。为什么不说“不要写成小说、不要写成剧本”呢？这本身就给学生一种误导，就是认为诗是和高考无关的。有人说这是因为新诗考查难度大，而实际上这正是长期来不重视新诗教学所导致的。由于老师与学生长期以来不读新诗或很少读新诗，对新诗的文体特征及把握世界的方式缺乏了解，自然就会丧失对新诗的感悟力与判断力。这一问题要通过加强新诗教学以及课外阅读来逐步解决。在目前情况下，邀请诗人、诗评家和语文教师，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考查标准，还是可能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高考作文与诗》，我认为，很多题目给他以后，如果学生会审题，就知道用哪种文体去写。至于说有些比较抒情的题目，比如“春雨”“雪后”等，可以用散文写也可以用诗来写，学生愿意写成诗，写得又不错，为什么不可以呢？问题就在这里。
记者：在新诗阅读方面，在历年高考阅读题里面有没有考查过新诗？
吴思敬：曾经有过。用过郑敏先生的《金色的稻谷》。实际上郑敏被中学生知道，恰恰是因为这首诗被用在高考试题中。考完之后，诗评家与语文教师纷纷点评，最后还把《金色的稻谷》选进了中学教材。这也说明在高考题当中，包括语文练习当中，用一些新诗做阅读理解题目，对于新诗的普及是有作用的。
记者：您是不是认为考题中出现新诗还远远不够，应该每年都有？
吴思敬：对，把新诗作为阅读理解考题是非常适宜的，诗比较短，而且又往往比较含蓄。如果用散文、小说，则只能选一小段，抓住两三个关键点，而全篇就往往无法顾及了。
记者：您觉得用什么方式考查比较合适呢？
吴思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比如在诗歌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段，有不同的意象呈现方式。另外，诗歌往往含有多层意思，它的表层含义一看就清楚，比如臧克家的《老马》，句句写的都是老马，可老马象征什么呢？诗人并没有明说。实际上，老马是中国社会苦难农民的象征。我们可以考查学生能不能通过《老马》的表层意象，看到它的深层内涵。
记者：如果高考每年都考新诗，那么在命题方面会不会有难度？
吴思敬：技术上没有太大的难度，就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很多新诗都可以用阅读理解这种方式进来。因为我们中学课本的篇目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语文教材都搞成新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希望增加一些新诗的比例，也不过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若干篇。
通过开设选修课教学新诗，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这会使喜欢新诗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多读一些。另外，也可以把新诗放进练习中。
另外，还要取消高考作文不许写诗的限制。有些题目出来之后，学生肯定不会写成诗，或者他根本没法写成诗，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有些抒情性的题目，为什么不可以用诗来写呢？
新诗经典化与新诗普及教育
记者：您怎么看待新诗进入中学教材与新诗的经典性问题？
吴思敬：通常，人们心目中的经典诗歌，应当是凝聚了人类的美好情感与智慧，可以引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内容上有一定的永恒性，艺术上有鲜明的独创性，能够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经受得住历史涤荡的优秀的诗歌文本。经典诗歌不是诗人自封的，也不是哪一位权威“钦赐”的，而是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中，在批评家的反复阐释中，在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建构而成的。经典的问题，和中学教材有一定关系。很多名篇选入中学教材之后，传播更广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但是经典化又和整体的时代氛围、政治变迁、社会心理有很大关系。像《再别康桥》《雨巷》这样的诗篇，二三十年代被传诵一时，并被选进当时的语文教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环境中却被“去经典化”了。直到新时期，它们才又重新从历史的尘封中被挖掘出来，选进教材，恢复了在诗歌史上的经典位置。很多诗，在一定阶段内可能是经典，但是过了一段也可能“去经典化”，比如，“文革”期间教材选的有些诗现在就不再选了。
记者：您觉得新诗在基础教育中的普及对整个新诗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吴思敬：当然会有影响。首先，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和诗贴得最近。中学生写小说不是不可以，但小说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生活阅历。现在80后一些小作家只能写玄幻、科幻，把西方的动漫、科幻和身边的生活结合起来，文笔很好，想象力也很丰富，但是对于人性和哲理层面等非常深刻的东西，还是体会不了，写不出来。不过诗就不太一样了，中学生写诗歌，不见得要求有多么丰富的阅历，只要对内心、对世界有所感悟就可以。 像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中学阶段就显示出了写诗的才华，被当时的老诗人杰尔若文发现，后来成了伟大的诗人。现在很多诗人实际上就是中学的学历，比如朦胧诗人，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去插队或者到工厂，像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多多、芒克、林莽等，但是他们在那个阶段写出了非常好的诗。
记者：对中学语文教师来说，教新诗有没有一种普适性的原则？
吴思敬：诗的阅读与欣赏要靠个人的领悟，但从教学角度来说，还是有一般的原则可以追寻的。比如说从文本的表层意思入手，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含义上。比较好的新诗，不是单纯地展示一下表层意象，它还暗示着什么，我们通常叫象征层面的含义，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把象征层面的含义挖掘出来。另外，围绕一首诗，有时候还需要介绍诗人的生平、个性和生活环境。再就是还会牵涉到诗人使用的创作方法、修辞手段，比如有些诗人把外国诗歌的艺术手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讲的。对诗的理解和再创造，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有些大致的原则可循，但是具体到每首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教师应鼓励学生的再创造，而不应强求整齐划一。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诗歌鉴赏心理》。这本书从阅读心理、鉴赏心理的角度，谈到了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诗歌鉴赏的心理条件、诗歌鉴赏的心理流程、诗歌鉴赏的心理状态，一直到鉴赏之后的心理效应。这本书是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2005年由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重新出版，可供参考。
记者：可否为我们语文教师介绍一下目前诗歌界的一些近况？
吴思敬：现在，诗歌界几乎每天都有活动。目前全国有十几家诗歌刊物，如《诗刊》《诗探索》《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潮》《诗林》《绿风》《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大众诗歌》《华夏诗报》《中国诗歌研究动态》《中外诗歌研究》等，这些都是公开、正式出版的，还有大量的民刊、民间诗报不下几百家。这些年来一些大学还成立了若干家专门的诗歌研究机构，如由教育部批准，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等。各诗刊编辑部与各研究中心经常举办诗会、笔会、改稿会、诗人采风、研讨会、对话会、朗诵会、诗歌颁奖会等活动。这几年各地还举办了大型诗歌节，几年前在安徽马鞍山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诗歌节 ；2007年青海省举办了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邀请了国外几十位诗人过来，国内有一百多位诗人与会，这是一次诗的盛会。另外，广东省诗歌节已经办了两次，一次在东莞，一次在珠海。2008年3月，四川罗江县举办了罗江诗歌节，过去农民都去赶集，结果在诗歌节那天，农民都去听诗歌朗诵，非常热烈，那里还建了一个中国诗歌博物馆，很现代、很漂亮，收集了大量的诗歌集、诗人手稿。这样的诗歌博物馆以及诗人纪念馆还有多处。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每天都有跟诗歌有关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跟语文教学是脱节的，跟语文教师是没有关系的，仿佛诗歌和教学是在不同的圈子里，所以也希望你们杂志能够刊登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帮助老师开阔视野。
记者：好的。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