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重视教学，也使他养成了“先讲课、再出书”的习惯。每次出书之前，他都广泛搜集资料，写成讲义，并为此开设一门相应的课程。然后根据课堂反映，修改后成书。为此，厉以宁的著作大多深入浅出、易读易懂。他还经常抽出时间与学生交谈，特别是与新入校的学生进行接触，给他们讲北大的传统，讲北大老一辈学者的探索精神。
　　厉以宁从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学说是象牙塔里的经院学术，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允许厉以宁追求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经世致用的学问，允许厉以宁追求纯理论的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的契合。厉以宁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与他长期养成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很大关系，他被人们称道为“厉股份”就说明了这一点。早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劳动工资和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就第一次提出可以在中国实行股份制的主张，此后一有机会他就会谈起股份制，并成为他一贯坚持的观点。这是开新中国股份制之先河的呐喊。其实，厉以宁提出实行股份制的观点，是与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总体思考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他长期探索得出的结论。他只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始终坚持并让实践来证明。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帮助他度过了一次次难关，从容地对待一次次冲击。
　　厉以宁的经济思想常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学应该以人为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大批知青返城，就业需求突出的问题，他提出试办股份制企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的股份制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主张将股份制用于增量改革，也主张将其用于存量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他曾提出所有制改革理论。当不少经济学家将目光聚焦在市场上，他却写出专著《超越政府与超越市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的确成功了！股份制在新中国已经生根发芽，站稳脚，并得到深入、广泛和规范化、良性化的发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为之探索、奋斗和期待的梦，终于在深爱的祖国一步步实现，是多么值得欣慰。
　　
　　二、 认定混合所有制是中国经济发展主趋势
　　
　　2005年2月，酝酿已久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以“36条”的形式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出了重大决策。
　　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率领全国政协“民营经济调查组”，从2003年开始，重点对辽宁省和广东省以及多个省市的民营企业作了大量的调查，走访了多位民营企业家。“以往人们认为这类调研很轻松，其实不然。整个调研期间非常辛苦，开座谈会、到民营企业参观、与当地政府了解情况等。特别是与民营企业家进行个别访谈特别不容易，很多问题他们不敢说，有很多顾虑。一是顾虑怕得罪地方政府；二是顾虑怕出风头；还有一个是害怕一旦说出来会遭到银行贷款、工商税务缴税和招标投标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对我他们还比较敢讲话，因为我是政协的，我也是教授。”
　　
　　“民营经济自己的素质需要提高，不能说民营企业中没有现代企业意识，但有现代企业意识的比较少。从小农到小业主，已经是第一个飞跃了。因为小农经济在过去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特别是长期在计划经济之下，小农经济实际上是缺乏市场意识的。很多民营企业家从农村出来的，他们能够从小农意识转到小业主意识，已经是第一个飞跃了。但现在第一个飞跃是不够的，现在必须有第二个飞跃，要从小业主意识转到小企业家意识，从小企业家意识转到现代企业意识。这里面包括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体制问题，我们不否认家族经营制在过去和现在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家长过去是一个能人，在他的带领下能够凝聚家族的力量把一个企业办好。但是应该看到，多数家族经营企业没有摆脱小业主意识，具体表现在肥水不流外人田，家族好不容易建立起这样的企业，外人就来参股弄走了，当然也并不一定弄走，而是分享一部分利益。这种意识是需要加以逐步转换。”厉以宁强调，家族式企业并没有过时，但要成功转型为现代企业，必须做到产权清晰。如果家族企业内部产权不清晰，很容易产生企业越滚越大，将来财产纠纷就会越来越多。
　　“产权跟参加管理是两回事，产权是产权，你有多少股就多少股，你可以取红利，但是你是否参加管理这要看你的能力了，这就由董事会来挑选了。有的家族成员可能参加管理，有的家族成员能力不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就不参加管理，就作为产权持有人，如果把产权和企业的管理扭在一起，是阻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厉以宁认为，建立家族接班人的培养及磨练机制，是使企业保持发展、持久不衰的重要方法。“将来的接班人是谁，这个没有定论，我只是提供一个想法，根据国外和中国历代的经验，你看上你某一个儿子要做接班人的话，应该首先不要留在本企业，让他到其他企业去干，从最基层做起，要经过磨炼，要懂得经营是艰苦的，在本厂里面也行，不能让他干重要职务，而是从最基本的工作干起，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一下，既可以对这个人进行考核，同时对他也是一种锻炼。这样在时机成熟时，通过董事会可以成为接班人，但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
　　非公有制经济是在不成熟的法律和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厉以宁说，目前在市场准入方面仍遇到“玻璃门”现象，主要原因是：一些垄断行业由于利益关系，不愿意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总想拖延；国家面临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限制非公企业进入；国家还没有出台各行业进入的技术标准。从长远来看国进民退绝非一种态势，中国经济应该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并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国有资产不断增值，除了极少数行业是国家独资和控股以外，混合所有制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厉以宁将这种混合所有制定位为“新公有制”。他分析，所谓“新公有制”即少数仍是国有和国家控股，大量存在混合所有制，包括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公众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及各种基金的所有制。
　　厉以宁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对自身的发展抱有信心。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下岗职工的70%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吸收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地方税收中占了重要地位，其税收与国有企业的税收是不可比的，国有企业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本，而非公有制经济却没有国家投入。贫困落后地区要改变面貌，要发展，尤其需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三、 爱好文学的学子兴趣却转向科学
　　
　　厉以宁出生在古城南京一个职员家庭，4岁时随家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中西女中附小、渭风女子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名牌中学——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抗日战争期间，他不得不再次随家迁移，辗转于江苏扬州、湖南沅陵等地。扬州震旦中学、湖南雅礼中学及扶轮中学、南京金陵大学附中都留下了小以宁求学的足迹。 几所名牌中学各有所长，师资一流，打下了厉以宁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使他终身受益，为他日后“出山”蓄下精神营养。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爱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读书陶冶了他的性情，净化了他的心灵，滋润了他的精神，开阔了他的视野，扩大了他的胸怀，催使他的思想人格日趋成熟。每当他完成一个作品，同学们都争相传阅，被他那种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同情心和燃烧的热情以及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信心的乐观精神所感染、所鼓舞。厉以宁小时候便能背诵许多唐诗宋词，读初二时曾用“山外山”的笔名写了不少小说，在学校的壁报上连载。厉以宁把他所感受到的一切凝聚在他所塑造的主人翁形象中，倾注在主人翁的言行上，引起了师生们的强烈共鸣。由于厉以宁少年时生活、学习在湘西，因此沈从文的作品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中学时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作为枕边的读物。有人说，厉以宁如果沿此走下去，很可能中国的文坛上多了一位大家。但是，他若如此发展下去，经济界便可能少了一位中国的“格林斯潘”。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读书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最留连忘返的时光。他常常在暮色苍茫的黄昏独立在沉江之滨，眺望蒙蒙的青山、隐隐的小洲、远去的白帆及荡漾的碧波，倾听阵阵涛声起伏的号子、倦归的鸟语与爽爽的江风。他对文学的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特别在填词方面他尤为爱好，这给他的业余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美丽娇娆的山河，苦难深重的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含辛茹苦的求学……尤其在厉以宁成长的这段峥嵘岁月里，日寇的侵略，内战的烽火，民不聊生的惨景无不使这位热血少年激扬、昂奋，甚至愤怒。厉以宁也曾想过像前辈那样，用文学唤醒国人的良知，复苏国人的善性，升华国人的境界，从而复兴文明中华。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这里拥有一流的数理化师资，可塑性极强的厉以宁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老师让厉以宁担任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他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俨然一个科学家。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轰鸣的机器，庞大的厂房，林立的烟囱，严肃的化学工程师，忙而不乱的工人，一一给厉以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置身于生产第一线，厉以宁早已忘记了自我，他的心已经融会到了祖国建设事业中。他想，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而不是刮民财，挖国库，闹分裂，打内战，那么，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备受欺凌的境地，就一定能从积弱积贫的困境中走出来，再创辉煌。于是，“科学救民”、“实业兴国”的理想，从此萌发在青年厉以宁那一颗晶莹透明的心灵上。正像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四、 做化学家梦的人闯进了经济学殿堂
　　
　　金陵大学附中的读书生活是厉以宁命运的转折点，鉴于他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加之他后天的勤奋努力，高中毕业时厉以宁以品学兼优、总分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学工程系。这是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的新起点，这是他实现工业救国伟大抱负的第一步。
　　1949年2月，厉以宁以优等生资格接到了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录取通知书。可以设想，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不知今天的厉以宁在化学领域又作出一番怎样的业绩。然而，世事沧桑，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该年4月，南京解放。当年12月，厉以宁到湖南沅陵参加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县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会计、县修建委员会事务员。他很高兴自己参加到新中国建设大军的行列中，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与他所毕生为之奋斗的经济学发生直接的关系。
　　1951年夏，已参加工作两年的厉以宁又想参加高考。为方便起见，他就委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曾是厉以宁中学时代的同学，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一同在湖南雅礼中学读过初中。从厉以宁作过会计的工作经历和文理兼优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需要等几个方面考虑，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一往情深地回忆道：“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当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
　　天才出自勤奋，厉以宁当学生的4年中，寒窗苦读，就连寒暑假也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再加上他天资聪敏，学业大有长进，堪称佼佼者。当时，代理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很早就发现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从陈振汉那里学到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刻苦、努力和勤奋的厉以宁，同中学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和领域，那就是探索经济规律。
　　自从厉以宁学上经济学以后，他的兴趣就逐渐地转移到经济学方面。上大学时，厉以宁勤于动脑，处女作是长达万字的《波兰经济新面貌》。这是他一年级时的经济作品，刊登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这篇文章是歌颂计划经济的。隔了半个世纪后，厉以宁重读自己这篇文章时，笑着说：“当时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和对农民社会主义的评述，他曾以学生身份在北大经济系教师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两次发言。
　　他对罗志如教授讲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情有独钟，特别是对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并担任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课代表和计划研究小组长。罗志如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授课，而且在课下把英文原版书刊上有关20世纪30年代那场“计划与市场”的论战文章给厉以宁读。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关注起历史上国外经济学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战，并研究兰格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学说。他通过聆听著名学者的授课，广泛涉猎中西经济学名著，从而为自己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领域中有所建树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如今特有的学术风格是在陈岱孙、罗志如、陈振汉等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下，又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的。此外，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熏陶与良好的中学教育使他具有优美的文笔，他的经济学著作有的整篇就是可以朗诵的散文，这使他的文章与著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五、 在磨难中潜心修炼的不只是知识
　　
　　1955年，厉以宁毕业后留校，希望从事经济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所以不愿讲课，打算毕业后到科研单位工作。厉以宁留校后曾长期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这对一心想在经济学科研上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岗位。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利用在资料室工作的这段时期，为以后能有所作为积蓄能量。当时的资料室工作与现在不同，除了供老师借阅图书资料外，还要搜集、整理、编译新的资料，这对厉以宁来说真是如鱼得水。面对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他如饥似渴地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翻译经济学原著和论文，后来还担任了北大经济学系系刊《国外经济学动态》的主要撰稿人。
　　1957年“反右”之后，沸沸扬扬的北京大学突然沉寂得如同一潭死水。与现实联系得较为紧密的专业和学科一夜之间从“热门”变成了“冷门”，许多有棱有角的学者、专家只得压抑自己的主见与个性，把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现实退回到历史。厉以宁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很强，且能在磨难中刻苦钻研，慢慢克服自己的不足。在当资料员的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厉以宁大学毕业后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使他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后来，他终于喜爱上教师这个职业，课也讲得越来越地道、精彩，深受学生们的喜欢。他从资料员转为助教、副教授，1983年任教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成为著名的大学教授，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反右”的扩大化和10年“文革”，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学术上能做出成绩的最好阶段被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断送了，厉以宁也不例外。他参加过“大跃进”期间的“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劳动，忍受过3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内进行过3年“劳动改造”。厉以宁的陋室被抄了3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被损坏。在被强迫接受“劳动改造”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厉以宁连那不完整的家也归不得了。1968年又随北大教职工一起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这期间，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有近10年时光。这一切并没有使厉以宁放弃对经济学的研究，他苦中作乐，随遇而安，这期间翻译了许多外国经济学著作，作了大量的笔记和卡片摘记，从未考虑当时能不能发表，真可谓“只计耕耘，不问收获”。
　　“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生活艰辛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生阶段，厉以宁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他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他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厉以宁看到农村积重难返的贫困。他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习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太大了。要中国富强起来，要人民过上好生活，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模式了。厉以宁的思想于是有了一个飞跃。他的这些思考在“文革”后期的环境中是决不能公开的，只能私下与友人交流而已。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春天又重回祖国大地，同时也给厉以宁带来了得以施展才能的时期。真理问题大讨论的进行，去掉了紧箍在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枷锁，科技的春天使得学术界一片繁荣，也使得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厉以宁在长时期内形成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在学术上金色的收获季节来临了。
　　厉以宁多年的深厚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长期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迸发出惊人的力量。他积极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首先开设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等近10门课程。他长期积累的文摘卡片用上了，他在资料室与农村作的思想札记被重新整理了，他的篇篇“旧稿”经过修改得以发表了，他宏大的研究出版计划也终于得以实现了……到现在为止，厉以宁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完成的著作有50多部，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百篇！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以及“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等多项大奖。他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照。
　　
　　六、 劳燕分飞十三年是泪更是情
　　
　　您知道厉以宁所写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是谁吗？就是他的夫人何玉春。何玉春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却是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厉以宁说：“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哪里还不够简明，还不易被人们看懂，我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所以读者读完我的书，如果感觉到符合深入浅出的要求，那么夫人的功劳占一半。”
　　厉以宁可以说是何玉春的半个老乡：原籍江苏仪征的厉家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曾避居何玉春的故乡湖南沅陵，租住何家的老房子；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何重义曾是初中同学。
　　何玉春当年考上的是华中工学院，学成后分配到辽宁鞍山。那年，刚刚踏入社会的何玉春到北京探望住在清华大学的母亲和哥哥，偶然见到厉以宁，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北京、鞍山鱼雁传书，笔来墨往尽诉两地情思。用厉以宁的话说，这就是缘分。一天，何玉春接到一封信，信中只有16个字，是厉以宁新赋的《十六字令》：“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或许是世间最短的情书，却把他对恋人的相思描摹得淋漓尽致。当时，厉以宁只是普通的经济系资料员，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工资比何玉春还少两元，然而何玉春毅然地选择了他。
　　1958年2月新春的日子，厉以宁与何玉春喜结伉俪。婚后第5日，厉以宁要赴京郊农场劳动，何玉春得赶回辽宁鞍山上班，两人不得不含泪告别。厉以宁填了一首《鹧鸪天》“新婚初解愁滋味”，权作新时代的“新婚别”。婚后二人两地分居达13年之久。这种牛郎织女式的生活，却断不了他们的情缘。那段日子里，厉以宁夫妇天各一方，夜阑人静惟影是伴，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她则以替全家老少编织毛衣裤来寄托无限眷恋。年复一年的缠绵思念，使得厉以宁当时不少词作以思恋爱妻之情构成主旋律，刻骨铭心，凄婉绝伦。
　　在“文革”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厉以宁常借着烛光给妻子写信。那时从江西鲤鱼洲寄信到辽宁鞍山通常需要20多天，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一个半月。他写道：“上回投信时犹见中秋月，待接来函，已是遍地枯叶黄了。”望眼欲穿、心力交瘁的漫长等待中，日子一天天过去。厉以宁、何玉春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饱经沧桑的中年人。1970年12月的一天，何玉春终于接到来自鲤鱼洲的调令，高兴得泪水盈盈，慨叹不已：日月悠悠，从燕尔之喜天各一方至此已13个年头了，人生能有几个13年？
　　厉以宁认为，家庭生活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丰厚，而在于夫妻感情的融洽和相互间的理解。他们夫妇两人几十年相濡以沫共度患难，爱情经受了考验。1971年初，何玉春终于以技术干部变成农场职工为代价，换取了夫妻团聚。农场分给他们一间存放工具的小茅屋，这小茅屋既漏雨又透风，但在他们夫妇的眼里胜似华屋豪宅。他们把工具堆放在一边，在另一边筑起了爱的小巢。这对恩爱夫妻才算结束了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在“五七干校”安下了自己的家。这年9月，北大鲤鱼洲农场接到上级命令撤销，全体人马撤回北京。返京后，厉以宁夫妇继续到北大大兴农场劳动了半年才回到学校。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做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慰藉。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从1955年毕业留校至今，他在北京大学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多年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雨，他总以诗词抒胸臆，寄情思，让所有艰辛、一切困苦都在诗情词意中淡化而去。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厉以宁由于有近乎“右派”的某些观点而挨整，被罚坐冷板凳近20年。这位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失去了一展才华的机会，他只能长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图书资料室里从事资料编译工作。在漫长的岁月中，厉以宁并没有因生活的单调无味而嗟叹，更未沉沦于命运的多舛与社会的不公。他一直都没有失去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反而，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潜心研读了国内外的经济学专著并作了大量的文献卡片，还翻译了几百万字的经济学著述。正因为此，他才能够厚积薄发，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经济学领域独领风骚。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厉以宁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前不久出版了《厉以宁词一百首》——这次出版的词作向读者洞开了一个崭新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厉以宁不为世人了解的一面，即他的情感和生活。他对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十分喜爱，常说，托尔斯泰的长篇，巴尔扎克的中篇，莫泊桑的短篇是小说中精品之精品。
　　歌咏情，诗言志。与他的诗词一样，厉以宁的人生也是明丽流畅、充满朝气、充满信心的。厉以宁告诉记者，写词与搞经济研究并无关系，只是自己“情之所至”。但他强调说，写词是自己的爱好，但绝不是消遣。可以说，厉以宁是中国历史和现实造就的经济学家。没有对过去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厉以宁创造的理论体系。对于外界送给厉以宁的绰号“厉股份”，厉以宁一笑置之。他说：“股份制在中国得以推行有赖于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在1980年夏季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和我一样，马兰瑞、赵履宽、胡志仁都建议要进行股份制试点。80年代初，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等同志也曾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怎能置当时的史实不顾，把我说成是股份制在中国的首倡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