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初，因为驻扎小金门的一名士兵犯下罪案，国民党第九师师长黄熠轩被追究责任，阵前解职，而接替他的是军炮兵指挥官——39岁的郝柏村。那时的郝柏村没有想到，就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后，在“八二三金门炮战”当中，他这位新任师长管辖的面积只有大金门岛十分之一的小金门，就承受了超过20万发炮弹的袭击，相当于大陆方向发射炮弹总数的一半。多年之后，郝柏村官拜“参谋总长”。后来，他又成为继陈诚之后的第二位军人出身的“行政院长”。他之所以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赏识和重用，和金门炮战有着一定的联系。
　　金门包括金门本岛（大金门岛）、烈屿（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等十多个大小岛屿，又被称为“台湾的桥头堡”。
　　1949年以前，金门还一片荒芜。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这里才逐渐有了人烟。国民党军队驻守金门期间，人称“金门王”的胡琏持之以恒地干着一件事，那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多藏弹药。在“八二三炮战”前，金门已经构筑了比较完整的环岛防御体系，各种坑道纵横交错，有外国记者把掏空的金门称做是“一块布满窟窿的瑞士奶酪”。


　　1955年，出身黄埔军校炮科的郝柏村，成为金门防卫司令部的炮兵指挥官。郝柏村一上任后，即视察了金门所有的炮兵阵地。差不多花了3年时间，他把100多门炮的炮兵阵地都做了钢筋水泥的掩体。
　　1958年夏天，台湾海峡战云密布。7月21日，解放军接到作战命令，要求24日夜全军进入阵地。当天开始，台湾海峡突然暴雨滂沱。恶劣的天气使得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也增加了不少困难。很多当年的解放军老兵都说，1958年的那场大雨真把部队折腾坏了。
　　连绵的暴雨，也使得疾病在解放军中蔓延，尤数痢疾最为盛行，高峰时甚至有的连队超过半数的人都患上痢疾。南方红土碱性大，每天泡在泥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官兵烂脚。苍蝇、蚊子、蟑螂、蜈蚣、蝎子等又成群结队地来捣乱，以至于当时士兵们有一种说法：“当头号二号公敌根本轮不到美帝、蒋介石。”
　　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晴空万里，在金门对岸的厦门，解放军炮兵阵地的459门大炮，已经在一个月的阴雨当中悄然布置完毕。而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直到17点20分才收到毛泽东的命令——按原计划17点30分准时开炮！
　　郝柏村回忆：炮战当天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饭。通常我们吃完晚饭，大家都要出去看看部队，散散步。当时因为我们知道快要打了，所以我吃完饭以后，还是在指挥所里，等于在掩体里面。在大金门，金防部司令胡琏和刚刚到访的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在指挥所谈话，3位副司令赵家骥、吉星文和章杰在翠谷湖边聊天。俞大维部长同胡琏司令官还在谈话，还没有谈完，炮响了。
　　1958年8月23日17点30分，金门炮战正式开始。第一天的炮击分为3个波次：第一波作战暗语“台风”，持续时间15分钟，对大、小金门及附属岛屿进行了猛烈而密集的炮击，发射了数万发炮弹；第二波作战暗语“暴雨”，持续时间5分钟，重点压制开始零星还击的国民党炮兵阵地；第三波是一次短促的急袭，19时35分开始，每门炮打4发，对预计中的抢救、维修点予以打击。仅前两个波次，解放军就发射了近3万发炮弹，平均每分钟发射1500发炮弹，大约600吨钢铁落在金门的预定目标区上面。
　　在第一波的炮火当中，金防部3位副司令赵家骥、吉星文和章杰先后阵亡。俞大维手臂负伤，后脑部被一颗米粒大小的弹片击中，所幸没有穿透头骨，从而捡回了一条命。胡琏则躲过了一劫。
　　在炮战发生的第一时间，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却并不知道金门的状况。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应舜仁，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58年8月23日那天晚上，在阳明山发生的故事。
　　应舜仁回忆：那天晚上我当班，武官接到“国防部”作战次长电话通知，晚上金门一下子下了3万发炮弹，发生炮战了。当班的武官要向老先生报告，可是老先生刚刚睡觉了。武官要副官去报告老先生。这副官不报告，他说：“这样子吵醒他，我要被杀头的，怎么可以吵醒他？”他不肯报告，那武官没有办法了，只好第二天早上再报告。
　　第二天清晨，老先生一起来武官就报告，说昨天晚上金门发生炮战。老先生很镇定，他说知道：“哦哦哦，就是这样子。”他照样是静坐，一早起来做祷告，静坐40分钟，一点表情都没有。在我们来猜，他心理上有先见之明。
　　在解放军猛烈而密集的炮弹攻击当中，身处前线的郝柏村，也经历了生死一线的时刻。郝柏村说：“在那个炮战期间，我几乎被打到。因为我正在指挥所里面，我上厕所。我刚刚上完厕所，坐回来。门外是厕所，进了门，门里面是沙发。我刚刚一进来，坐到沙发上，‘砰’，一发炮弹把厕所打掉了”。与死亡擦肩而过，让郝柏村事后心有余悸。而作为炮兵指挥官，巡视阵地也是他无法推卸的职责。可以说，他每次巡视几乎都是在炮弹如雨下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谓危险重重。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往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