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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书院生徒是传统知识人的代表群体，也是近代知识人群体的重要构成基础，他们在人生路口的选择模式对理解近代中国走向意义重大。职业选择是生徒离院后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出仕与为学本是传统知识人的最佳出路和终极价值追求，但当职业选择面对科举停废，新学、西学冲击之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以蒋维乔为代表的书院生徒，皆曾面临出仕与为学的职业选择困境，他们的职业经历以出仕、为学两个维度拓展延伸却又难以逃脱传统的惯性力量的制约，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变动时期的种种特征。
关键词 书院生徒;蒋维乔;职业选择;职业经历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1-0074-07
出仕与为学是传统知识人矢志终身的两项事业。自隋唐以来，处于科举、学术场域中的士人就一直在思考和处理出仕与为学的关系，并通过一系列努力，实现仕途通达、著作等身的人生目标。清末时运国运之下，出仕、为学适逢科举停废，新学、西学冲击，传统知识人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科举停废，何以出仕？“西学东渐”，治何之学？书院生徒是传统知识人的代表群体，也是近代知识人群体的重要构成基础，他们更深刻地面临此等困境。其中最显性的是生徒离院后的职业选择：虽然明知由举业而出仕、治传统之学术已是明日黄花，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往日书院生活所带来的内心深處的价值趋从，有意无意的在职业选择上通过为官、成为基层塾师和参与近代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出仕、为学。
清末民国知识人择业动机、择业面相等问题一直颇受学界关注①，但研究多以群体为对象横向展开，未过多注意到转型时期，“传统的韧性”对个体知识人职业选择产生的影响，以及个体的职业观念及职业经历在此背景下的复杂变化。本文以反映“当事人”视角的史料——蒋维乔发表在报刊上的通信、自述，或回忆、日记之类的资料，并佐以其他旁观者的论说，捕捉当事人蒋维乔最直接的感受，从而对南菁书院（学堂）生徒蒋维乔的职业生涯作一长程的动态分析，考察其职业选择及经历，梳理其职业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探究社会变动背景下，“新旧两极过渡地带”的知识人受传统价值影响的情况究竟如何②。
一、家庭背景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父亲蒋树德，十三岁弃学习工，以一人工作收入赡养全家。由于家庭贫困，蒋家住房条件极差，“楼房两幢，无楼板，惟由四壁，编芦席，洞穴以为窗;卧房与厨房相连，以芦席隔之;宅朝西，夏热冬冷，遇大风雨，辄摧毁门窗，室中积水盈尺”[1]。每当这时，蒋父就要亲自疏积水，补破屋。蒋母为家庭主妇，担任抚育之责，日间操劳家事，夜间补缀衣履，甚为劳苦。如此困顿的条件下，子女教育自然是难以周全。蒋父直言：“若皆使读书，吾力勿胜，当择其一以栽培之。”[2]蒋维乔的大哥、二哥就这样相继辍读入肆。少时的蒋维乔，读书绝无难色，受到蒋父尽力培构，曾语之曰“吾望汝读书，能为明理之君子，不望其取科名也”，以“每季束脩制钱八百文”[3]送其入塾。平日对他的功课更是抓紧，“每夕归，必令温习，故背诵热熟”[4]。
“职业选择与家庭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父母的价值观念、教育方式以及家庭所处区位环境，对个体职业选择有着一定影响。”[5]蒋父虽然年少失学，却服膺程、朱之学，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对于家中唯一进学的儿子蒋维乔，也没有要求他必须以举业为出路，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先进的。蒋维乔的母亲，有当时旧式妇人普遍存在的思想局限性，曾经反对蒋维乔出国留学，对蒋的职业选择产生过不好的影响③。青少年时期的蒋维乔一直生活在武进，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上海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方离开故土。清末民初的武进地处通商口岸上海、南京之间，拥有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及交叉纵横的水网河道，交通极为便利。当时的武进以豆、木、钱、典为四大经济支柱，其中以木业最盛，蒋维乔之父就是木匠出身。交通、经济的发达，使得武进人较易接受新式思想和新鲜事物，蒋维乔的二哥就因偶然间读畴人之书，“失于文而得于数”，对数学产生兴趣。少年时期的蒋维乔生活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之地，眼界和格局比一般传统知识人更为开阔和拓展。
二、教育背景
“一个人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他的职业选择方向和获取他喜欢职业的概率。”[6]可以说，教育背景对蒋维乔日后的职业选择影响深甚。
蒋维乔入读致用精舍、南菁书院前，像当时一般的传统知识人一样，按部就班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训练，以备科举：七岁龄入塾，十二岁学作时文，十五岁读毕五经，十六岁读古文，十七岁出塾教余弟读书，十九岁从余师游，时文大进，弱冠游庠 [7]。
后来蒋维乔回忆那段私塾学习时光，称塾师“除掉《四书》《五经》之外，就是教学生做八股，以外的学问，大多数一无所知”[8]。虽然私塾所学的知识僵硬空疏，但无疑让蒋维乔储备了那个时代士人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并有了初次的职业体验：“到十二岁，《四书》《五经》将读完，只因先生卧病放假，余下《左传》小半部没有读”，“到十四岁，八股做完，不就外学，在家设一蒙馆，收几蒙童，做起蒙师来”[9]。
光绪十八年（1892年），蒋维乔20岁，这一年似乎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年。在举业方面，他已经顺利通过童试，获得生员科名，成为一名常州府学生，也参加了乡试，还因文章“弘博奇丽”，被房师推荐，但主考认为其文“太奇肆”，报罢。在治学方面，这一年也是其学术历程的分界线：弱冠以前，“旦夕所习只知有帖括，见人作一律赋，诧为大奇，其他可知也”;弱冠后，“始稍稍知学问”[10]。当时的蒋维乔，对举业一途，已有厌弃之意：“入泮后，益废弃八股，从事朴学，兼习算术舆地。”[11]因此，他用更多的精力去发展他的治学兴趣。这一年，上海制造局翻译了很多国外的科学书籍，蒋维乔“见之而喜之”，疯狂阅读，甚至连平时所爱的小学词章，也稍稍搁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3岁的蒋维乔以岁考第三名调入南菁书院。因家贫，蒋维乔并不常住院，而是一面做塾师补贴家用，一面定期参加南菁书院课试。大概在每年的正月间，蒋维乔都要从武进出发，赶赴江阴，参加南菁书院一年一度甄别试。武进距江阴约90里，蒋维乔“早上八点钟在江阴动身，下午四时就到了常州”[12]，每次需要大约一天的时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蒋维乔本打算住院学习一年，但在赴江阴途中得了一场大病，不得已于三月返武进调养。蒋维乔前后应课南菁书院凡五年，期间师从院长黄以周潜心经史，肆力古文，治学变得稳健扎实，一改过去“东番西阅，滥泛无归”的弊病，“如是五年，学业稍有成就”，蒋维乔认为南菁五年，“奠定一生的学问基础”[13]。除此之外，蒋维乔还对舆地、西文产生了兴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出版的《格致新报》“答问”栏目中，刊登有蒋维乔的投稿提问：中国处赤道之北，西北风自北极来，则寒。东南风自赤道來，则燠。恒风方向有定位，舍两粤、滇池偏南，蒙古、新疆偏北，则中原腹地阴晴寒燠，四时恒有定期。然即如江苏一省，去秋阴雨过久，空气甚寒，冬令无雪，空气温和。入春以來，雨地反大，空气严寒，方今已交夏令，而或阴或晴，或寒或燠，迄无一定。即云，寒燠有定，而阴晴无定。然寒燠即由阴晴而生，岂恒风方向之有变易欤？抑空气燥湿之有不同欤？若用测候簿，亦可推得其一定之率否？[14]
提问有理有据，足可见蒋维乔的勤力思考之功，亦洞见身在南菁书院的蒋氏，深受清末的学术风尚影响，“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15]。也是在光緒二十四年，蒋维乔的日记中，开始出现“习西文”的记录。从二月廿八日至五月十三日，连续“习西文”七十四天。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变法之年，蒋维乔于这年将治学兴趣由经史古文转移到舆地西文，不得不说是受到了时局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蒋维乔辞馆课之聘，赴江阴住院学习一年。这也是他肄业南菁书院5年来，首次住院学习。蒋维乔在这年年终，总结在学堂的收获：余昔从事学问，无一定之目的。今岁南菁改学堂，既到堂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大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自顾平昔所讲求者，普通之学，当缺为也。堂中设理化、测绘、东文、西文、体操五科。余鼓其勇气，兼习之。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身年方三十，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新旧交换，在过渡时代。惟过渡时代，则有动力，故余今岁之动力，为生平未有[16]。
光绪二十八年可以说是蒋维乔人生的第二个转折年，这一年，他深刻感受到新学对他的冲击。如果说此前对舆地、西文的兴趣，让他初识新学、西学门径，那么这一年学堂的学习，无疑是让他从传统学术研究中“脱胎换骨”，变成新式知识人。此后蒋氏的日记，已难见阅读传统经史子集书籍的记录。这年4月，蒋维乔循例参加科试，蒋平日对举业不以为意，“凡考试场以游戏视之，信笔挥就”[17]。这次科试，他如往常般并不在意，不想被取中一等第一名，并有了参考优贡的资格。蒋维乔考虑到参加优贡考试耗时耗力，难免耽误学问，故而“决然舍去”，此决定使很多人大感诧异，他自己认为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7岁至30岁，是蒋维乔接受教育的阶段。以光绪二十一年首次入读南菁书院为分界线，此前的蒋维乔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人的教育，四书五经、时文帖括是他平日学习的主要内容，举业应试也是他读书的主要任务。但随着小学、词章、算术、舆地、西文进入他的学术视野，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厌弃由举业而入仕的传统知识人之路。进入南菁书院，尤其是在学堂住院一年的时光，他得以系统地学习新学、西学知识，完成了新式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宽广的眼界、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纷繁的时代背景，使他自然地不再执着于将举业入仕作为唯一的职业选择。
三、职业选择与经历
除了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之外，“重要他人”角色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不容忽视。根据现实—偶然性理论，“偶然性是人决定职业的重要机遇，某一时刻某一地点遇到的某人影响人的职业选择”[18]。蒋维乔职业生涯前期，受学堂教员钟观光影响颇深，可以说，钟观光是蒋维乔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他人”。
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浙江宁波人。钟观光是位诸生，邃于国学，后自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旅日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科学仪器馆，销售科学仪器和药品，并编译理化博物书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钟观光受聘任南菁书院理化教习。蒋维乔正是在此时受教于钟，“迩时肄业生皆成材之士，与教员年岁相若，或且年长于教员，多不愿上堂授课，惟先生（钟观光）之讲解透彻，实验正确，学者翕然从之”[19]。次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向在江阴的好友钟观光发来电报，邀请其率南菁同学入会。蒋维乔与同学黄芝年、丁祖荫，“皆意气甚盛，怂恿钟师，愿随之赴会”[20]。后因渡江时遭遇大风，延误船期而无法成行，众人只得电告中国教育会，异地入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钟观光从学堂辞职，来到上海，蒋维乔亦追随来沪。经由钟师介绍，结识蔡元培，担任中国教育会下属爱国学社一、二年级国文教员，这是蒋维乔的第一份职业，和他一起共事的还有章太炎。
爱国学社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原为收容南洋公学退学学生而创立，总理（校长）蔡元培、学监吴稚晖。由于社中不发给薪水，自总理、学监以下教职员，均需自行另谋生计，故蒋维乔自称为“义务教员”：“那时真正是尽义务，社中仅供膳宿，自己日用，太炎和我，都拿译东文换钱以自给。我们两人，住在小亭子间，仅容两榻一桌”[21]，“章（太炎）则为人译《妖怪学讲义》，余则为苏报馆译东报，均藉译费自给”[22]。恰巧此时，蔡元培所在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需要国文教科书编辑，蒋维乔辞掉译书兼职，专心去编教科书，编辑成为蒋维乔的第二份职业。9年间，蒋维乔和同事一起完成了《最新教科书》（含初高小教科书16种，教授法10种，详解3种，中等学校用书13种）的编写工作，这套教科书出版后风行10余年，行销数百万册，时人称“开出版界风气之先”。此后，蒋维乔一直在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编写工作。教科书编写是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业务之一，蒋维乔在此重要岗位深耕10年，成为商务“四大元勋”之一，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介绍了诸如庄俞、孟森、顾实等不少常州籍老乡来馆工作，形成了略带传统知识人地域情怀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商务印书馆中的“阳湖耆宿”。据1916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回忆：“编译所中的国文部（部长庄俞，武进人），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23] 蒋维乔的第三份职业是政府官员。蒋维乔39岁时，随蔡元培到南京的教育部任职，钟观光亦在同事之列。当时民国政府甫立，百废待兴，教育部甚至找不到适宜的办公场所，只得借南京碑亭巷江苏督抚府内务司楼上的空屋3间暂时“安身”。
对于蒋维乔来说，政府职员的工作相比此前两份职业辛苦不少：住在一个小旅馆，……月支生活费三十圆，每日九时上班，午后五时散班，照学校规矩，用摇铃为号，所做工作，就是草拟学制。……部中一切公务，均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日夕忙碌，两目红肿，也不得休息 [24]。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移师北京。蒋维乔、钟观光等于北京教育部中担任参事室参事，“主管法令，事务本简，不过这时审查各项学制，却十分繁忙，我们天天在第一条、第二条的条文中讨生活”[25]。后蒋、钟二人因与继任教育总长汪大燮不睦，受到排挤，先后去职，拂袖南归。蒋维乔仍进商务印书馆，钟观光专心研究植物学，偶尔担任大学教席，再无涉足官场，至此，蒋、钟二人职业生涯开始“分道扬镳”。1917年，蒋维乔再次北上担任教育部参事，与1912年教育部任职时大不相同，此时的蒋维乔由于事务清闲，以余暇潜心研究佛学。
1922年，蒋维乔结束京官冷宦生涯，被简任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由于当时江苏省教育界有三派势力：江苏省教育会、省议会和省立各校校长联合会，三派势力水火不相容，故“江苏省厅长，比任何省要难做得多”。蒋维乔之前的几任厅长，皆被地方势力排挤，或不久去位，或不得到任。蒋以为桑梓服务之大义，愿赴其职，受到江苏各界欢迎。虽然蒋氏尝言“素性抗直，不宜于做县官”，但在即将赴任江苏之前，他还是立下四点原则[26]：
（一）教育行政计划，决于公论;
（二）用人以人才为标准，对于各方面，皆不予敷衍;
（三）厅中经济公开，以为各教育机构表率;
（四）厅长本人，亲赴各县实行视察 。
蒋维乔到任之后，严格按照上述四点原则行事，“本省学风，渐渐改良，教育日有起色”。蒋维乔还于江苏教育厅长任上，兼任省内东南大学、中国大学客席教师，主讲佛教哲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1927年以后，57岁的蒋维乔隐居上海，此后基本以教读为业，受聘沪上各高校，如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震旦大学等，讲授哲学、中文等相关课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四、职业价值观
蒋维乔的职业生涯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与他本人思想变化、社会变动密切相关。三个阶段中皆可见书院（学堂）时期形成的出仕、为学两种价值取向的影响。
第一阶段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1912年间，蒋维乔离开南菁书院（学堂），赴上海担任教员、编辑时期。此时的他，刚离开南菁而进入社会，职业选择自然不能摆脱南菁书院（学堂）的影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由南菁老师钟观光的引介而得，虽然只是没有薪水的“义务教员”，但藉此积累了教学实践经验，并得以正式进入教育领域，亲身参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因工作之便，与上司蔡元培熟识，后又因蔡元培的关系，蒋维乔加入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译所，成为一名教科书编辑。由于所编教科书质量上佳，蒋维乔得以在当时的教育界小有名气，为其日后跻身政坛积累了政治资本。教员、编辑工作，让本来接受小学词章熏染，对新学、西学认识不深的蒋维乔，接触到南菁书院（学堂）之外的“教育、心理、伦理、英文等诸学”[27]，拓展了学术视野。过往的书院（学堂）生活对于蒋维乔来说，似乎已成为逐渐远去且模糊的记忆，书院（学堂）的影响正在淡出，或许我们只能从“我因为在南菁学堂学过兵操，也被派为分队（义勇队）教练，真滑稽得可笑”[28]之语中，读到些许昔日南菁的印记。
第二阶段是1912年至1925年间，蒋维乔离开上海，担任教育部官员、江苏省教育厅长时期。此时的蒋维乔，有了一个重要的职业身份——政府官员。蒋维乔活跃政坛的时间，正是民国初创之时，政体更迭之下，教育何去何从，新旧教育模式如何衔接、转换，诸多问题考验着教育政策制定者的智慧。蒋维乔于1911年、1917年两次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部员④，协助教育总长蔡元培草拟、审查大、中、小学校学制。对于政府官员这份职业，蒋的态度是“我于做官，本没有兴趣，况且这个官倘来得之，倘来失之，绝不以为意”[29]。无论此言是传统知识人不屑厕身黑暗政坛，而又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委身政坛”的自我辩白，还是受传统道德观念中“在其位，谋其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感召，抑或是为报答蔡元培多年来的知遇之恩，成为教育部部员的蒋维乔可以说尽心尽力。尤其是第一次任职期间，总长蔡元培因经常列席国务会议无法到部，部中公务多由蒋维乔“代拆代行”。这段时间蒋氏的日记中，常见“公务忙碌”“两目红肿，不得休息”等语。蒋维乔服务教育部的时期，教育部组织机构动荡、人事变化频繁，蔡元培1912年7月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后，蒋继续留部任职至次年9月辞职。
1917年，蒋维乔再次北上担任教育部参事一职，此时教育部物是人非，蒋之心境已大不如前。昔日蒋维乔在部，颇得总长蔡元培倚重，举凡大事，必与之商议。如今蒋维乔落得事务清闲，以闲暇研习佛学、哲学，造诣渐深。1922年7月简放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得以结束冷宦生涯，但此时政局动荡，地方行政架构混乱。蒋维乔空有抱负，难以施展，每每以教书、听课排遣，自言：“余在南京，备有三种人格：一为行政官、二为教师、三为学生。”[30]
任职江苏省教育厅长期间，蒋维乔尝言：“我生平一日不愿离开学问，做行政官，实非本愿。均能凭着公理，不顾一切困难，一直去做。”[31]这种为官原则，着实触及江苏省部分人士利益。我们或可从蒋维乔反对者的角度，了解蒋主政江苏教育时的情况。
1922年11月26日，《民国日报》刊登一则江苏省议会议员张才鲁等25人发起的提议案，要求当局查办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并列举蒋氏八大违法事实：（一）行为卑劣。蒋维乔之江苏教育厅长之职，乃是其“奔走历下，大肆运动”所得。莅职后，以职务之便，售卖自编商务印书馆教材牟取利润，“行同市侩，人格卑污”。（二）废弛职务。蒋维乔笃信佛教，每日听经至日中才能到厅办公，办公時间亦喃喃诵佛，并以公款开支携眷出游，至厅中事务停滞。（三）任用私人。蒋维乔将其儿女亲家、外甥、妻舅等安置在教育厅中任职，“凡所任用，莫非戚党”。（四）违背法令。蒋维乔听任部分中小学校长兼任他职，“违法渎职，莫甚于此”。（五）盗用公物。蒋维乔协同私亲寄宿厅内，并盗用厅中桌椅器具，“予取予携，视同私置”。（六）举动儿戏。人事任命朝令夕改，“诸如此类，不遑枚举”。（七）纳贿营私。厅中细账，并不公布，决算册秘密缮造，籍便营私，“公然纳贿，中饱私囊”。（八）纵子招摇。蒋维乔之子蒋传远终日花天酒地，留恋私娼，教育厅官员追随之，“趋之若鹜，蝇营狗苟”。此八大罪状，是否为罗织附会，尚难确定⑤。但民国江苏官场环境恶劣，确是事实，蒋维乔厕身其中，用其友的话说是“跳入火坑，徒供牺牲”[32]。 第三阶段是1925年以后，蒋维乔移居上海，任教各学校时期。1925年，蒋维乔卸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27年蒋维乔离开南京，移居上海，先后任光华大学文学院、诚明文学教授兼院长，太炎文学院、神学院教授，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又与黄炎培一起创办鸿英图书馆，并任馆长，刊编《人文杂志》。在经历宦海沉浮十数年之后，蒋维乔选择教师作为其职业生涯的最后归宿。讲学之余，他著书立说，写成《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吕氏春秋汇校》，可以说，此时蒋维乔的心境已经是过尽千帆，看透官场百态。曾经日伪政府屡次派人邀请蒋维乔出任伪政府教育部次长，蒋断然拒绝并回复：“假如一个人，向来做事不问应做不应做，都去干的，那倒无所谓。我是一生爱惜羽毛，不肯苟且的。现在不必高谈名节，且卑之无甚高论，我年已六十七岁了，离盖棺论定，为时不久。您替我想想看，做这等事，值不值得。”[33]此时蒋维乔已是花甲之年，靠着奔走几所大学的薪水，供养全家祖孙三代，生活艰辛尤甚青年时期，可仍在日伪诱迫之下保持风骨。由此可见，蒋维乔之职业价值观，既有对出而仕宦的接受，又有退而为学的淡然，更有传统教育熏染下书院生徒的情操气节。
五、余论
纵观蒋维乔职业选择和经历，自始至终难以跳脱仕与学的游移、徘徊：
出仕方面，清末民初，时移世易，由举业而入仕已然绝迹于书院生徒的职业规划之中，出仕也有了新的形式和内涵。虽然混迹官场十余年的蒋维乔屡屡宣称，“我志不在做官，决定凭理而行，绝不敷衍，合则留，不合则去耳”[34]，但考究其内心深处，似并不舍得放弃传统书院生徒价值体系中业已形成的对出仕为官的追求。职业选择时，首先考虑出仕，致仕回到大学任教后，也发出“亦以生活环境突变，不得不重操教读生涯”[35]之类的无奈感慨。
为学方面，蒋维乔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及长熟读经史，弱冠又钻研新学、西学，可称得上是中外俱通，不仅在仕途上有所建树，为学方面也足可称善。蒋的学生沈延国回忆晋谒先生的情景：“除外出教书，治理校务馆事外，无论寒暑，终日危坐在书房里，书桌上堆满图书，有中国的线装书和日文书，先生左右采获，用毛笔疾书。”[36]蒋氏于国学、西学“左右采获”之间，似可看到身处变革时代的传统书院生徒于为学上的坚持与创新。
传统书院没有明确规定学制，生徒肄业书院时间有长有短，短则半年不到，长则十年以上。总体而言，不存在终身勾留书院的生徒。这意味着，书院生徒终有一日结束学业，离开书院这个相对封闭、安逸的环境，参与到社会的洪流之中，寻找安身立命的途径。书院改制、科举停废以及新学、西学的冲击，知识人用相对清晰的职业选择取代了原本模糊不清的出路选择。他们逐渐明白，职业选择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通过职业选择，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已经超出举业和治学所带来的“出路红利”，更遑论伴随而来的生徒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价值实现。身分等级结构逐渐向职业功能结构转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基本趋向。
清末书院生徒离院后主要有为官、成为基层塾师和参与近代教育三大类职业选择，这也是传统士绅阶层分化、流动、消亡在形式和内容上新旧嬗替的一个面相。旧与新之间，往日书院生活的印记在他们的思想、行为之中仍可找寻：无论是对仕宦之路的“欲拒还迎”、还是对新学西学的接受传播，个中所表达的，是他们在书院时期习得的内涵与精神。如果说，随着社会价值指向的移易，戊戌维新以后的书院生徒在职业选择时，早已跳脱了出仕与为学的封闭结构，并不为过，然细细体味，生徒职业选择多向性的背后，何尝没有受到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功名禄位、学养深厚依旧是生徒职业生涯的起点，甚至可以在生徒为官、成为基层塾师时产生保障作用。即使是参与近代教育，一定的科名身分、学术名气往往可以帮助生徒迅速、便捷地获取机会，掌握话语权。如果说走入民初的书院生徒在职业选择时尽可能的回避往日书院生活所造成的价值影响，毋宁说书院生徒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其传统知识结构带来的内心深处的价值趋从。
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知识人职业选择的范围日趋扩大。职业选择既受到经济、政治的影响，又交杂着个体的价值判断，个人的专业、兴趣、传统道德观念等共同作用于职业选择的过程，这其中，个体教育背景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蒋维乔是当时众多无留洋经历、官位不高不低、学术成就不大不小的传统知识人的代表，他乐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有新式知识分子的择业观念和行为方式，却非常矛盾地在内心深处依然保有传统书院生徒对出仕、为学的终极追求。纵观他或他们的一生，职业选择、经历始终没有离开官员、教师两个门类，表达的仍是出仕、为学的价值指向。可以说，在“动态、新陈代谢迅速”的转型时期，以书院生徒为代表的传统知识人暂时都无法彻底褪去对传统的守望，虽然他们将举业摒除在职业选择之外，但他们所秉承的出而为仕、退而为学的传统价值理念，似乎从未离开过其左右。他们肆力终生的，不过是几番宦海沉浮，几本留世著作。这就是为什么时至20世纪二十年代，曾经的南菁生徒孙毓修一边以“版本目录学家”自诩，一边对商务印书馆同事茅盾父亲的举人身份羡慕不已，叹息道“我半世从事试帖，只青一衿而已”[37]。
清末书院生徒职业选择、职业经历以出仕、为学两个维度拓展延伸却又难以逃脱传统的惯性力量的制约，折射出近代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而处于过渡状态的一个缩影。
参 考 文 献
[1][4]蒋维乔.竹庄自订年谱[Z].上海：上海图书馆藏，民国年间手钞本：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条.光绪五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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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书院生徒;蒋维乔;职业选择;职业经历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1-0074-07
出仕与为学是传统知识人矢志终身的两项事业。自隋唐以来，处于科举、学术场域中的士人就一直在思考和处理出仕与为学的关系，并通过一系列努力，实现仕途通达、著作等身的人生目标。清末时运国运之下，出仕、为学适逢科举停废，新学、西学冲击，传统知识人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科举停废，何以出仕？“西学东渐”，治何之学？书院生徒是传统知识人的代表群体，也是近代知识人群体的重要构成基础，他们更深刻地面临此等困境。其中最显性的是生徒离院后的职业选择：虽然明知由举业而出仕、治传统之学术已是明日黄花，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往日书院生活所带来的内心深處的价值趋从，有意无意的在职业选择上通过为官、成为基层塾师和参与近代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出仕、为学。
清末民国知识人择业动机、择业面相等问题一直颇受学界关注①，但研究多以群体为对象横向展开，未过多注意到转型时期，“传统的韧性”对个体知识人职业选择产生的影响，以及个体的职业观念及职业经历在此背景下的复杂变化。本文以反映“当事人”视角的史料——蒋维乔发表在报刊上的通信、自述，或回忆、日记之类的资料，并佐以其他旁观者的论说，捕捉当事人蒋维乔最直接的感受，从而对南菁书院（学堂）生徒蒋维乔的职业生涯作一长程的动态分析，考察其职业选择及经历，梳理其职业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探究社会变动背景下，“新旧两极过渡地带”的知识人受传统价值影响的情况究竟如何②。
一、家庭背景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父亲蒋树德，十三岁弃学习工，以一人工作收入赡养全家。由于家庭贫困，蒋家住房条件极差，“楼房两幢，无楼板，惟由四壁，编芦席，洞穴以为窗;卧房与厨房相连，以芦席隔之;宅朝西，夏热冬冷，遇大风雨，辄摧毁门窗，室中积水盈尺”[1]。每当这时，蒋父就要亲自疏积水，补破屋。蒋母为家庭主妇，担任抚育之责，日间操劳家事，夜间补缀衣履，甚为劳苦。如此困顿的条件下，子女教育自然是难以周全。蒋父直言：“若皆使读书，吾力勿胜，当择其一以栽培之。”[2]蒋维乔的大哥、二哥就这样相继辍读入肆。少时的蒋维乔，读书绝无难色，受到蒋父尽力培构，曾语之曰“吾望汝读书，能为明理之君子，不望其取科名也”，以“每季束脩制钱八百文”[3]送其入塾。平日对他的功课更是抓紧，“每夕归，必令温习，故背诵热熟”[4]。
“职业选择与家庭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父母的价值观念、教育方式以及家庭所处区位环境，对个体职业选择有着一定影响。”[5]蒋父虽然年少失学，却服膺程、朱之学，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对于家中唯一进学的儿子蒋维乔，也没有要求他必须以举业为出路，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先进的。蒋维乔的母亲，有当时旧式妇人普遍存在的思想局限性，曾经反对蒋维乔出国留学，对蒋的职业选择产生过不好的影响③。青少年时期的蒋维乔一直生活在武进，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上海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方离开故土。清末民初的武进地处通商口岸上海、南京之间，拥有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及交叉纵横的水网河道，交通极为便利。当时的武进以豆、木、钱、典为四大经济支柱，其中以木业最盛，蒋维乔之父就是木匠出身。交通、经济的发达，使得武进人较易接受新式思想和新鲜事物，蒋维乔的二哥就因偶然间读畴人之书，“失于文而得于数”，对数学产生兴趣。少年时期的蒋维乔生活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之地，眼界和格局比一般传统知识人更为开阔和拓展。
二、教育背景
“一个人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他的职业选择方向和获取他喜欢职业的概率。”[6]可以说，教育背景对蒋维乔日后的职业选择影响深甚。
蒋维乔入读致用精舍、南菁书院前，像当时一般的传统知识人一样，按部就班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训练，以备科举：七岁龄入塾，十二岁学作时文，十五岁读毕五经，十六岁读古文，十七岁出塾教余弟读书，十九岁从余师游，时文大进，弱冠游庠 [7]。
后来蒋维乔回忆那段私塾学习时光，称塾师“除掉《四书》《五经》之外，就是教学生做八股，以外的学问，大多数一无所知”[8]。虽然私塾所学的知识僵硬空疏，但无疑让蒋维乔储备了那个时代士人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并有了初次的职业体验：“到十二岁，《四书》《五经》将读完，只因先生卧病放假，余下《左传》小半部没有读”，“到十四岁，八股做完，不就外学，在家设一蒙馆，收几蒙童，做起蒙师来”[9]。
光绪十八年（1892年），蒋维乔20岁，这一年似乎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年。在举业方面，他已经顺利通过童试，获得生员科名，成为一名常州府学生，也参加了乡试，还因文章“弘博奇丽”，被房师推荐，但主考认为其文“太奇肆”，报罢。在治学方面，这一年也是其学术历程的分界线：弱冠以前，“旦夕所习只知有帖括，见人作一律赋，诧为大奇，其他可知也”;弱冠后，“始稍稍知学问”[10]。当时的蒋维乔，对举业一途，已有厌弃之意：“入泮后，益废弃八股，从事朴学，兼习算术舆地。”[11]因此，他用更多的精力去发展他的治学兴趣。这一年，上海制造局翻译了很多国外的科学书籍，蒋维乔“见之而喜之”，疯狂阅读，甚至连平时所爱的小学词章，也稍稍搁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3岁的蒋维乔以岁考第三名调入南菁书院。因家贫，蒋维乔并不常住院，而是一面做塾师补贴家用，一面定期参加南菁书院课试。大概在每年的正月间，蒋维乔都要从武进出发，赶赴江阴，参加南菁书院一年一度甄别试。武进距江阴约90里，蒋维乔“早上八点钟在江阴动身，下午四时就到了常州”[12]，每次需要大约一天的时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蒋维乔本打算住院学习一年，但在赴江阴途中得了一场大病，不得已于三月返武进调养。蒋维乔前后应课南菁书院凡五年，期间师从院长黄以周潜心经史，肆力古文，治学变得稳健扎实，一改过去“东番西阅，滥泛无归”的弊病，“如是五年，学业稍有成就”，蒋维乔认为南菁五年，“奠定一生的学问基础”[13]。除此之外，蒋维乔还对舆地、西文产生了兴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出版的《格致新报》“答问”栏目中，刊登有蒋维乔的投稿提问：中国处赤道之北，西北风自北极来，则寒。东南风自赤道來，则燠。恒风方向有定位，舍两粤、滇池偏南，蒙古、新疆偏北，则中原腹地阴晴寒燠，四时恒有定期。然即如江苏一省，去秋阴雨过久，空气甚寒，冬令无雪，空气温和。入春以來，雨地反大，空气严寒，方今已交夏令，而或阴或晴，或寒或燠，迄无一定。即云，寒燠有定，而阴晴无定。然寒燠即由阴晴而生，岂恒风方向之有变易欤？抑空气燥湿之有不同欤？若用测候簿，亦可推得其一定之率否？[14]
提问有理有据，足可见蒋维乔的勤力思考之功，亦洞见身在南菁书院的蒋氏，深受清末的学术风尚影响，“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15]。也是在光緒二十四年，蒋维乔的日记中，开始出现“习西文”的记录。从二月廿八日至五月十三日，连续“习西文”七十四天。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变法之年，蒋维乔于这年将治学兴趣由经史古文转移到舆地西文，不得不说是受到了时局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蒋维乔辞馆课之聘，赴江阴住院学习一年。这也是他肄业南菁书院5年来，首次住院学习。蒋维乔在这年年终，总结在学堂的收获：余昔从事学问，无一定之目的。今岁南菁改学堂，既到堂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大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自顾平昔所讲求者，普通之学，当缺为也。堂中设理化、测绘、东文、西文、体操五科。余鼓其勇气，兼习之。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身年方三十，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新旧交换，在过渡时代。惟过渡时代，则有动力，故余今岁之动力，为生平未有[16]。
光绪二十八年可以说是蒋维乔人生的第二个转折年，这一年，他深刻感受到新学对他的冲击。如果说此前对舆地、西文的兴趣，让他初识新学、西学门径，那么这一年学堂的学习，无疑是让他从传统学术研究中“脱胎换骨”，变成新式知识人。此后蒋氏的日记，已难见阅读传统经史子集书籍的记录。这年4月，蒋维乔循例参加科试，蒋平日对举业不以为意，“凡考试场以游戏视之，信笔挥就”[17]。这次科试，他如往常般并不在意，不想被取中一等第一名，并有了参考优贡的资格。蒋维乔考虑到参加优贡考试耗时耗力，难免耽误学问，故而“决然舍去”，此决定使很多人大感诧异，他自己认为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7岁至30岁，是蒋维乔接受教育的阶段。以光绪二十一年首次入读南菁书院为分界线，此前的蒋维乔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人的教育，四书五经、时文帖括是他平日学习的主要内容，举业应试也是他读书的主要任务。但随着小学、词章、算术、舆地、西文进入他的学术视野，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厌弃由举业而入仕的传统知识人之路。进入南菁书院，尤其是在学堂住院一年的时光，他得以系统地学习新学、西学知识，完成了新式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宽广的眼界、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纷繁的时代背景，使他自然地不再执着于将举业入仕作为唯一的职业选择。
三、职业选择与经历
除了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之外，“重要他人”角色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不容忽视。根据现实—偶然性理论，“偶然性是人决定职业的重要机遇，某一时刻某一地点遇到的某人影响人的职业选择”[18]。蒋维乔职业生涯前期，受学堂教员钟观光影响颇深，可以说，钟观光是蒋维乔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他人”。
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浙江宁波人。钟观光是位诸生，邃于国学，后自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旅日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科学仪器馆，销售科学仪器和药品，并编译理化博物书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钟观光受聘任南菁书院理化教习。蒋维乔正是在此时受教于钟，“迩时肄业生皆成材之士，与教员年岁相若，或且年长于教员，多不愿上堂授课，惟先生（钟观光）之讲解透彻，实验正确，学者翕然从之”[19]。次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向在江阴的好友钟观光发来电报，邀请其率南菁同学入会。蒋维乔与同学黄芝年、丁祖荫，“皆意气甚盛，怂恿钟师，愿随之赴会”[20]。后因渡江时遭遇大风，延误船期而无法成行，众人只得电告中国教育会，异地入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钟观光从学堂辞职，来到上海，蒋维乔亦追随来沪。经由钟师介绍，结识蔡元培，担任中国教育会下属爱国学社一、二年级国文教员，这是蒋维乔的第一份职业，和他一起共事的还有章太炎。
爱国学社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原为收容南洋公学退学学生而创立，总理（校长）蔡元培、学监吴稚晖。由于社中不发给薪水，自总理、学监以下教职员，均需自行另谋生计，故蒋维乔自称为“义务教员”：“那时真正是尽义务，社中仅供膳宿，自己日用，太炎和我，都拿译东文换钱以自给。我们两人，住在小亭子间，仅容两榻一桌”[21]，“章（太炎）则为人译《妖怪学讲义》，余则为苏报馆译东报，均藉译费自给”[22]。恰巧此时，蔡元培所在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需要国文教科书编辑，蒋维乔辞掉译书兼职，专心去编教科书，编辑成为蒋维乔的第二份职业。9年间，蒋维乔和同事一起完成了《最新教科书》（含初高小教科书16种，教授法10种，详解3种，中等学校用书13种）的编写工作，这套教科书出版后风行10余年，行销数百万册，时人称“开出版界风气之先”。此后，蒋维乔一直在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编写工作。教科书编写是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业务之一，蒋维乔在此重要岗位深耕10年，成为商务“四大元勋”之一，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介绍了诸如庄俞、孟森、顾实等不少常州籍老乡来馆工作，形成了略带传统知识人地域情怀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商务印书馆中的“阳湖耆宿”。据1916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回忆：“编译所中的国文部（部长庄俞，武进人），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23] 蒋维乔的第三份职业是政府官员。蒋维乔39岁时，随蔡元培到南京的教育部任职，钟观光亦在同事之列。当时民国政府甫立，百废待兴，教育部甚至找不到适宜的办公场所，只得借南京碑亭巷江苏督抚府内务司楼上的空屋3间暂时“安身”。
对于蒋维乔来说，政府职员的工作相比此前两份职业辛苦不少：住在一个小旅馆，……月支生活费三十圆，每日九时上班，午后五时散班，照学校规矩，用摇铃为号，所做工作，就是草拟学制。……部中一切公务，均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日夕忙碌，两目红肿，也不得休息 [24]。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移师北京。蒋维乔、钟观光等于北京教育部中担任参事室参事，“主管法令，事务本简，不过这时审查各项学制，却十分繁忙，我们天天在第一条、第二条的条文中讨生活”[25]。后蒋、钟二人因与继任教育总长汪大燮不睦，受到排挤，先后去职，拂袖南归。蒋维乔仍进商务印书馆，钟观光专心研究植物学，偶尔担任大学教席，再无涉足官场，至此，蒋、钟二人职业生涯开始“分道扬镳”。1917年，蒋维乔再次北上担任教育部参事，与1912年教育部任职时大不相同，此时的蒋维乔由于事务清闲，以余暇潜心研究佛学。
1922年，蒋维乔结束京官冷宦生涯，被简任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由于当时江苏省教育界有三派势力：江苏省教育会、省议会和省立各校校长联合会，三派势力水火不相容，故“江苏省厅长，比任何省要难做得多”。蒋维乔之前的几任厅长，皆被地方势力排挤，或不久去位，或不得到任。蒋以为桑梓服务之大义，愿赴其职，受到江苏各界欢迎。虽然蒋氏尝言“素性抗直，不宜于做县官”，但在即将赴任江苏之前，他还是立下四点原则[26]：
（一）教育行政计划，决于公论;
（二）用人以人才为标准，对于各方面，皆不予敷衍;
（三）厅中经济公开，以为各教育机构表率;
（四）厅长本人，亲赴各县实行视察 。
蒋维乔到任之后，严格按照上述四点原则行事，“本省学风，渐渐改良，教育日有起色”。蒋维乔还于江苏教育厅长任上，兼任省内东南大学、中国大学客席教师，主讲佛教哲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1927年以后，57岁的蒋维乔隐居上海，此后基本以教读为业，受聘沪上各高校，如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震旦大学等，讲授哲学、中文等相关课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四、职业价值观
蒋维乔的职业生涯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与他本人思想变化、社会变动密切相关。三个阶段中皆可见书院（学堂）时期形成的出仕、为学两种价值取向的影响。
第一阶段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1912年间，蒋维乔离开南菁书院（学堂），赴上海担任教员、编辑时期。此时的他，刚离开南菁而进入社会，职业选择自然不能摆脱南菁书院（学堂）的影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由南菁老师钟观光的引介而得，虽然只是没有薪水的“义务教员”，但藉此积累了教学实践经验，并得以正式进入教育领域，亲身参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因工作之便，与上司蔡元培熟识，后又因蔡元培的关系，蒋维乔加入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译所，成为一名教科书编辑。由于所编教科书质量上佳，蒋维乔得以在当时的教育界小有名气，为其日后跻身政坛积累了政治资本。教员、编辑工作，让本来接受小学词章熏染，对新学、西学认识不深的蒋维乔，接触到南菁书院（学堂）之外的“教育、心理、伦理、英文等诸学”[27]，拓展了学术视野。过往的书院（学堂）生活对于蒋维乔来说，似乎已成为逐渐远去且模糊的记忆，书院（学堂）的影响正在淡出，或许我们只能从“我因为在南菁学堂学过兵操，也被派为分队（义勇队）教练，真滑稽得可笑”[28]之语中，读到些许昔日南菁的印记。
第二阶段是1912年至1925年间，蒋维乔离开上海，担任教育部官员、江苏省教育厅长时期。此时的蒋维乔，有了一个重要的职业身份——政府官员。蒋维乔活跃政坛的时间，正是民国初创之时，政体更迭之下，教育何去何从，新旧教育模式如何衔接、转换，诸多问题考验着教育政策制定者的智慧。蒋维乔于1911年、1917年两次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部员④，协助教育总长蔡元培草拟、审查大、中、小学校学制。对于政府官员这份职业，蒋的态度是“我于做官，本没有兴趣，况且这个官倘来得之，倘来失之，绝不以为意”[29]。无论此言是传统知识人不屑厕身黑暗政坛，而又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委身政坛”的自我辩白，还是受传统道德观念中“在其位，谋其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感召，抑或是为报答蔡元培多年来的知遇之恩，成为教育部部员的蒋维乔可以说尽心尽力。尤其是第一次任职期间，总长蔡元培因经常列席国务会议无法到部，部中公务多由蒋维乔“代拆代行”。这段时间蒋氏的日记中，常见“公务忙碌”“两目红肿，不得休息”等语。蒋维乔服务教育部的时期，教育部组织机构动荡、人事变化频繁，蔡元培1912年7月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后，蒋继续留部任职至次年9月辞职。
1917年，蒋维乔再次北上担任教育部参事一职，此时教育部物是人非，蒋之心境已大不如前。昔日蒋维乔在部，颇得总长蔡元培倚重，举凡大事，必与之商议。如今蒋维乔落得事务清闲，以闲暇研习佛学、哲学，造诣渐深。1922年7月简放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得以结束冷宦生涯，但此时政局动荡，地方行政架构混乱。蒋维乔空有抱负，难以施展，每每以教书、听课排遣，自言：“余在南京，备有三种人格：一为行政官、二为教师、三为学生。”[30]
任职江苏省教育厅长期间，蒋维乔尝言：“我生平一日不愿离开学问，做行政官，实非本愿。均能凭着公理，不顾一切困难，一直去做。”[31]这种为官原则，着实触及江苏省部分人士利益。我们或可从蒋维乔反对者的角度，了解蒋主政江苏教育时的情况。
1922年11月26日，《民国日报》刊登一则江苏省议会议员张才鲁等25人发起的提议案，要求当局查办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并列举蒋氏八大违法事实：（一）行为卑劣。蒋维乔之江苏教育厅长之职，乃是其“奔走历下，大肆运动”所得。莅职后，以职务之便，售卖自编商务印书馆教材牟取利润，“行同市侩，人格卑污”。（二）废弛职务。蒋维乔笃信佛教，每日听经至日中才能到厅办公，办公時间亦喃喃诵佛，并以公款开支携眷出游，至厅中事务停滞。（三）任用私人。蒋维乔将其儿女亲家、外甥、妻舅等安置在教育厅中任职，“凡所任用，莫非戚党”。（四）违背法令。蒋维乔听任部分中小学校长兼任他职，“违法渎职，莫甚于此”。（五）盗用公物。蒋维乔协同私亲寄宿厅内，并盗用厅中桌椅器具，“予取予携，视同私置”。（六）举动儿戏。人事任命朝令夕改，“诸如此类，不遑枚举”。（七）纳贿营私。厅中细账，并不公布，决算册秘密缮造，籍便营私，“公然纳贿，中饱私囊”。（八）纵子招摇。蒋维乔之子蒋传远终日花天酒地，留恋私娼，教育厅官员追随之，“趋之若鹜，蝇营狗苟”。此八大罪状，是否为罗织附会，尚难确定⑤。但民国江苏官场环境恶劣，确是事实，蒋维乔厕身其中，用其友的话说是“跳入火坑，徒供牺牲”[32]。 第三阶段是1925年以后，蒋维乔移居上海，任教各学校时期。1925年，蒋维乔卸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27年蒋维乔离开南京，移居上海，先后任光华大学文学院、诚明文学教授兼院长，太炎文学院、神学院教授，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又与黄炎培一起创办鸿英图书馆，并任馆长，刊编《人文杂志》。在经历宦海沉浮十数年之后，蒋维乔选择教师作为其职业生涯的最后归宿。讲学之余，他著书立说，写成《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吕氏春秋汇校》，可以说，此时蒋维乔的心境已经是过尽千帆，看透官场百态。曾经日伪政府屡次派人邀请蒋维乔出任伪政府教育部次长，蒋断然拒绝并回复：“假如一个人，向来做事不问应做不应做，都去干的，那倒无所谓。我是一生爱惜羽毛，不肯苟且的。现在不必高谈名节，且卑之无甚高论，我年已六十七岁了，离盖棺论定，为时不久。您替我想想看，做这等事，值不值得。”[33]此时蒋维乔已是花甲之年，靠着奔走几所大学的薪水，供养全家祖孙三代，生活艰辛尤甚青年时期，可仍在日伪诱迫之下保持风骨。由此可见，蒋维乔之职业价值观，既有对出而仕宦的接受，又有退而为学的淡然，更有传统教育熏染下书院生徒的情操气节。
五、余论
纵观蒋维乔职业选择和经历，自始至终难以跳脱仕与学的游移、徘徊：
出仕方面，清末民初，时移世易，由举业而入仕已然绝迹于书院生徒的职业规划之中，出仕也有了新的形式和内涵。虽然混迹官场十余年的蒋维乔屡屡宣称，“我志不在做官，决定凭理而行，绝不敷衍，合则留，不合则去耳”[34]，但考究其内心深处，似并不舍得放弃传统书院生徒价值体系中业已形成的对出仕为官的追求。职业选择时，首先考虑出仕，致仕回到大学任教后，也发出“亦以生活环境突变，不得不重操教读生涯”[35]之类的无奈感慨。
为学方面，蒋维乔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及长熟读经史，弱冠又钻研新学、西学，可称得上是中外俱通，不仅在仕途上有所建树，为学方面也足可称善。蒋的学生沈延国回忆晋谒先生的情景：“除外出教书，治理校务馆事外，无论寒暑，终日危坐在书房里，书桌上堆满图书，有中国的线装书和日文书，先生左右采获，用毛笔疾书。”[36]蒋氏于国学、西学“左右采获”之间，似可看到身处变革时代的传统书院生徒于为学上的坚持与创新。
传统书院没有明确规定学制，生徒肄业书院时间有长有短，短则半年不到，长则十年以上。总体而言，不存在终身勾留书院的生徒。这意味着，书院生徒终有一日结束学业，离开书院这个相对封闭、安逸的环境，参与到社会的洪流之中，寻找安身立命的途径。书院改制、科举停废以及新学、西学的冲击，知识人用相对清晰的职业选择取代了原本模糊不清的出路选择。他们逐渐明白，职业选择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通过职业选择，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已经超出举业和治学所带来的“出路红利”，更遑论伴随而来的生徒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价值实现。身分等级结构逐渐向职业功能结构转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基本趋向。
清末书院生徒离院后主要有为官、成为基层塾师和参与近代教育三大类职业选择，这也是传统士绅阶层分化、流动、消亡在形式和内容上新旧嬗替的一个面相。旧与新之间，往日书院生活的印记在他们的思想、行为之中仍可找寻：无论是对仕宦之路的“欲拒还迎”、还是对新学西学的接受传播，个中所表达的，是他们在书院时期习得的内涵与精神。如果说，随着社会价值指向的移易，戊戌维新以后的书院生徒在职业选择时，早已跳脱了出仕与为学的封闭结构，并不为过，然细细体味，生徒职业选择多向性的背后，何尝没有受到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功名禄位、学养深厚依旧是生徒职业生涯的起点，甚至可以在生徒为官、成为基层塾师时产生保障作用。即使是参与近代教育，一定的科名身分、学术名气往往可以帮助生徒迅速、便捷地获取机会，掌握话语权。如果说走入民初的书院生徒在职业选择时尽可能的回避往日书院生活所造成的价值影响，毋宁说书院生徒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其传统知识结构带来的内心深处的价值趋从。
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知识人职业选择的范围日趋扩大。职业选择既受到经济、政治的影响，又交杂着个体的价值判断，个人的专业、兴趣、传统道德观念等共同作用于职业选择的过程，这其中，个体教育背景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蒋维乔是当时众多无留洋经历、官位不高不低、学术成就不大不小的传统知识人的代表，他乐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有新式知识分子的择业观念和行为方式，却非常矛盾地在内心深处依然保有传统书院生徒对出仕、为学的终极追求。纵观他或他们的一生，职业选择、经历始终没有离开官员、教师两个门类，表达的仍是出仕、为学的价值指向。可以说，在“动态、新陈代谢迅速”的转型时期，以书院生徒为代表的传统知识人暂时都无法彻底褪去对传统的守望，虽然他们将举业摒除在职业选择之外，但他们所秉承的出而为仕、退而为学的传统价值理念，似乎从未离开过其左右。他们肆力终生的，不过是几番宦海沉浮，几本留世著作。这就是为什么时至20世纪二十年代，曾经的南菁生徒孙毓修一边以“版本目录学家”自诩，一边对商务印书馆同事茅盾父亲的举人身份羡慕不已，叹息道“我半世从事试帖，只青一衿而已”[37]。
清末书院生徒职业选择、职业经历以出仕、为学两个维度拓展延伸却又难以逃脱传统的惯性力量的制约，折射出近代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而处于过渡状态的一个缩影。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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