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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妹”、“房姐”、“房媳”——“三房”事件一个月内先后在网络曝光并持续发酵。表面上看来，这三起分别发生在河南郑州、陕西神木、山西运城的案件彼此孤立，并无关联，然而，细细梳理之下却不难发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三房”之间唯一勉强算得上“个性”的，恐怕只有涉案户口、房产的“多”与“少”了，也就是说，无非是贪婪程度的高低，更确切地说，其实是贪腐演变的程度不同而已。而 “三房”的共通之处又勾勒出了中国式腐败的脉络。
《新民周刊》截稿时又传来消息，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赵海滨被举报至少有192套房、两个户口、还经商办企业；警方称确有两个户口，房产问题待查证。
房产与户口，共同见证了腐败分子的贪婪与狡诈，也成了他们的滑铁卢，接二连三的案件揭示出，作为当下中国最为严峻的一场战役，“房”或许是反腐败较为便捷的一个切入口。
让我们来细看看“三房”给我们提供的启示。
“三房”的共通
首先来看看“三房”之间的共通之处。最令人诧愕的便是她们居然均有“多地多户口”。在郑州“房妹”事件中，涉案家庭一家四口统统“双户口”，除“房妹”本人一个户口在项城、一个户口在上海，其余三个均是一个户口在郑州、一个户口在项城。而神木“房姐”龚爱爱则被发现拥有陕西、山西、北京二省一市四个户口；至于“房媳”——山西运城纪委效能监察室工作人员张彦则有两个分别落在北京与山西的户口。
真是狡兔三窟，“三房”的多户口均为不同名字。比如张彦，在北京的叫“张彦”，在运城的名字则叫“冬岩”；龚爱爱的另一个户籍名字则叫“龚仙霞”。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躲避风险，而此前人们熟知的贪腐分子转移财产与规避风险的路径是——移民。
人人皆知，中国有着颇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人一户口，此前也有过多次人口普查， 那么，“三房”真的假户口又是如何办来的？
无疑，户籍腐败为这一切提供了便利，最为典型的当数张彦案。根据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张彦的北京户口与山西户口原籍都在山西运城，只是出生月份有差别，前者1980年7月16日，后者1980年8月8日。张彦的原籍确实在运城，位于夏县，2000年，张彦进入运城纪委效能监察室工作，目前担任科级检察员工作，其间未失业。但张彦却离奇地拿到了一张失业证明，并在北京顺义区杨镇投资购房，2005年北京市小城镇户口停止办理前，张彦递交了申请入户及迁移材料，并通过审批，于2006年获得了北京市小城镇户口。
张彦与丈夫孙红军育有一儿一女，一种说法是，她将户口迁移至北京是为了想多生一个孩子。户口迁至北京后，夏县公安部门原本已经注销了她的原籍户口，但2009年3月12日，时任夏县裴介镇派出所负责人的薛俊龙明知虚假，仍违规给张彦办理了姓名为“冬岩”的身份证申领手续。
薛俊龙的违规举动与张彦丈夫孙红军当时的职务不无关联——孙红军时任夏县公安局局长。薛俊龙后调至夏县公安局监察大队担任负责人，其违规与职务变动与孙红军有怎样具体的关联，目前不得而知，但记者注意到，薛俊龙目前已因此被停职、接受调查。
在“房妹”案中，房妹的父亲翟振峰则是通过中间人，收买派出所民警为一家四口获得了项城真的假户口。
然而，要论户籍腐败、权力寻租涉案人数之多，涉及地域之广，非“房姐”莫属。1月31日，为龚爱爱违法办理户口的7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中包括4名分别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石楼派出所、山西省兴县公安局魏家滩派出所、山西省临县公安局克虎派出所、陕西省神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
三“房”案让人咋舌的还有涉案的房产之多，“房妹”名下房产十多套，“房媳”的公公——山西省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被曝在北京、三亚等地有房产十多套，而“房姐”龚爱爱则在北京的房产有41套之多，建筑面积46万多平方米的北京三里屯SOHO，仅龚爱爱一人便占据了2%的面积。
“房妹”是一个90后，“房媳”是一个纪委科级检查员，“房姐”是曾经的神木县农商银行副行长，以她们的正常收入显然无力购买如此之多的房产。
女人在“前沿”
通过“三房”事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站在“前沿”的女人们背后都有一双手，这几双手有的已经暴露，有的还有待挖掘。
贪腐分子或利用职权之便中饱私囊，或权力寻租非法牟利，敛得巨额财富后便利用职权之便或权钱交易，或举家或给家眷“改头换面”，然后拿真的假身份购置房产，转移非法所得。
比如“房妹”，她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房产便得益于曾担任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局长的父亲翟振峰。据调查，翟振峰在担任局长期间，利用手中职权，为家人在房产开发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至于张彦，表面看，她不过是当地一个普通的纪检干部，但其公公孙太平却在当地担任能量不可小觑的财政局局长要职。
“房媳”案拔出萝卜带出泥，越查越丑，“房媳”全家居然都造假。截至目前，除了张彦涉嫌拥有假户口、假失业证明，已经查明的事实还有，公公孙太平为了延迟退休私改自己档案年龄；丈夫孙红军在办理录警手续时，不但存在违规现象，而且也涉嫌年龄造假。在“房媳”全家造假的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公公孙太平暗箱操作的影子，运城市纪委曾因此给孙太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房”案最诡异的依然是“房姐”。龚爱爱1986年进入神木县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因为为人热情，业务能力突出，独树一帜。近十多年以来，神木县凭仗丰富的煤矿资源，财富迅速暴增，农村信用社变为农村商业银行，龚爱爱也从一个普通的信贷员一步步升为农商银行副行长。
在神木，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龚爱爱事发前被称为神木“四大富婆”之一，她的巨额财富又是如何积累的呢？
事发前，有关龚爱爱的最近的新闻是《榆林日报》去年5月10日的报道。报道称，5月8日，龚爱爱作为陕西省十二次党代会榆林市代表团成员，讨论十一届省委的报告及十一届省纪委的报告。神木县门户网站神木之窗2010年3月18日发布新闻，龚爱爱获得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称号。2011年第8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杂志发文《再难，也要做到最好——记全国三八红旗手、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兴城支行行长龚爱爱》，称龚爱爱于2011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榆林人大网在2011年3月2日发文《龚爱爱代表：打击非法融资整顿金融市场》。 龚爱爱“神奇”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她的真实面目又是怎样？有迹象表明，“房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与“房媳”案一样，拔出萝卜带出泥，新近被曝光的三里屯SOHO业主大户中，还有一个人与龚爱爱实力不相上下，此人便是——高引娥。
据曝，高引娥与龚爱爱的同事——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杨利平是夫妻。除了在北京拥有多套房产外，高引娥也被曝拥有3个身份证与户口。其中一个号码为“142325196710113506”的身份证，发证地为山西省吕梁市兴县，与龚爱爱4个身份证中的一个属同一发证地。
杨利平与高引娥是否夫妻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查，有曝料称，杨利平在北京、海南有多套房产。高引娥是否又是一个站在“前沿”的女人？
那龚爱爱的背后又是谁？
腐败网盘根错节
从“三房”暴露出的情节看，公安、房管、财政等公职部门，银行、房产等金融与商业机构，纪委等监察部门无一不涉身其中，共同编织起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腐败网。
对“房妹”、“房姐”、“房媳”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违法违纪的行为必须严查，但对背后腐败网中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的角色同样要严惩。
从“三房”案可以看到，纪委等监察部门均事先失效，案件由网络率先曝光，然后纪委等监察部门跟上。面对媒体与公众的追问，相关官员起初表现被动，并不积极，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才有所行动。比如“房妹”案，当地官员一度以调查为由拒绝对公众透露消息，而面对神秘失踪的“房姐”，当地官员的回应也是讳莫如深。
现有迹象已经让人隐约看到了这些事件背后若隐若现的手，人们很难相信，仅靠三个女人便能创造出这样的暴富与多户籍“神话”。是谁要庇护“房姐”们，是谁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事到如今，如果依然只是紧盯着“房妹”、“房媳”、“房姐”以及他们的家人，恐怕有点肤浅，我们更应深入挖掘。比如“房妹”事件中的翟振峰是如何通过中间人“买户口”的，又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的，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又有哪些。还有“房媳”事件中的孙太平违法违纪的行为，又是谁在为他开脱，又有谁为他们造假提供帮助。
违法违规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与有些地方处理违纪违法官员时的暧昧态度有关，往往“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以至于违法违纪有恃无恐，比如“房媳”事件中的孙红军曾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调查举报人，但运城市纪委2011年2月只是对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公安局长岗位。孙太平的违纪行为也同样受到了不痛不痒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不具震慑力的惩处等于变相纵容。网曝郑州“房妹”事件后，郑州市检察院迅速展开初查，并以涉嫌受贿罪对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立案侦查，2013年1月17日省检察院对翟振峰予以批准逮捕。
1月27日，神木警方对“房姐”龚爱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进行了立案。2月4日，经榆林市、神木县人大常委会许可，按程序依法对龚爱爱刑事拘留，在榆林市境内异地看押。
经查，神木农商行属企业法人，龚爱爱系长期合同工，非国家公职人员。其于2012年6月递交辞呈，并于2013年1月2日获准离职。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三房”让我们看到了腐败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腐败分子已经编织了一张十分严密的网络。“三房”女主角也许只是这道网中的苍蝇而已，在这个腐败网络上还有老鼠，还有老虎。
公众希望除恶务尽。
人民更期望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还公众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三房”之间唯一勉强算得上“个性”的，恐怕只有涉案户口、房产的“多”与“少”了，也就是说，无非是贪婪程度的高低，更确切地说，其实是贪腐演变的程度不同而已。而 “三房”的共通之处又勾勒出了中国式腐败的脉络。
《新民周刊》截稿时又传来消息，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赵海滨被举报至少有192套房、两个户口、还经商办企业；警方称确有两个户口，房产问题待查证。
房产与户口，共同见证了腐败分子的贪婪与狡诈，也成了他们的滑铁卢，接二连三的案件揭示出，作为当下中国最为严峻的一场战役，“房”或许是反腐败较为便捷的一个切入口。
让我们来细看看“三房”给我们提供的启示。
“三房”的共通
首先来看看“三房”之间的共通之处。最令人诧愕的便是她们居然均有“多地多户口”。在郑州“房妹”事件中，涉案家庭一家四口统统“双户口”，除“房妹”本人一个户口在项城、一个户口在上海，其余三个均是一个户口在郑州、一个户口在项城。而神木“房姐”龚爱爱则被发现拥有陕西、山西、北京二省一市四个户口；至于“房媳”——山西运城纪委效能监察室工作人员张彦则有两个分别落在北京与山西的户口。
真是狡兔三窟，“三房”的多户口均为不同名字。比如张彦，在北京的叫“张彦”，在运城的名字则叫“冬岩”；龚爱爱的另一个户籍名字则叫“龚仙霞”。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躲避风险，而此前人们熟知的贪腐分子转移财产与规避风险的路径是——移民。
人人皆知，中国有着颇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人一户口，此前也有过多次人口普查， 那么，“三房”真的假户口又是如何办来的？
无疑，户籍腐败为这一切提供了便利，最为典型的当数张彦案。根据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张彦的北京户口与山西户口原籍都在山西运城，只是出生月份有差别，前者1980年7月16日，后者1980年8月8日。张彦的原籍确实在运城，位于夏县，2000年，张彦进入运城纪委效能监察室工作，目前担任科级检察员工作，其间未失业。但张彦却离奇地拿到了一张失业证明，并在北京顺义区杨镇投资购房，2005年北京市小城镇户口停止办理前，张彦递交了申请入户及迁移材料，并通过审批，于2006年获得了北京市小城镇户口。
张彦与丈夫孙红军育有一儿一女，一种说法是，她将户口迁移至北京是为了想多生一个孩子。户口迁至北京后，夏县公安部门原本已经注销了她的原籍户口，但2009年3月12日，时任夏县裴介镇派出所负责人的薛俊龙明知虚假，仍违规给张彦办理了姓名为“冬岩”的身份证申领手续。
薛俊龙的违规举动与张彦丈夫孙红军当时的职务不无关联——孙红军时任夏县公安局局长。薛俊龙后调至夏县公安局监察大队担任负责人，其违规与职务变动与孙红军有怎样具体的关联，目前不得而知，但记者注意到，薛俊龙目前已因此被停职、接受调查。
在“房妹”案中，房妹的父亲翟振峰则是通过中间人，收买派出所民警为一家四口获得了项城真的假户口。
然而，要论户籍腐败、权力寻租涉案人数之多，涉及地域之广，非“房姐”莫属。1月31日，为龚爱爱违法办理户口的7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中包括4名分别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石楼派出所、山西省兴县公安局魏家滩派出所、山西省临县公安局克虎派出所、陕西省神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
三“房”案让人咋舌的还有涉案的房产之多，“房妹”名下房产十多套，“房媳”的公公——山西省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被曝在北京、三亚等地有房产十多套，而“房姐”龚爱爱则在北京的房产有41套之多，建筑面积46万多平方米的北京三里屯SOHO，仅龚爱爱一人便占据了2%的面积。
“房妹”是一个90后，“房媳”是一个纪委科级检查员，“房姐”是曾经的神木县农商银行副行长，以她们的正常收入显然无力购买如此之多的房产。
女人在“前沿”
通过“三房”事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站在“前沿”的女人们背后都有一双手，这几双手有的已经暴露，有的还有待挖掘。
贪腐分子或利用职权之便中饱私囊，或权力寻租非法牟利，敛得巨额财富后便利用职权之便或权钱交易，或举家或给家眷“改头换面”，然后拿真的假身份购置房产，转移非法所得。
比如“房妹”，她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房产便得益于曾担任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局长的父亲翟振峰。据调查，翟振峰在担任局长期间，利用手中职权，为家人在房产开发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至于张彦，表面看，她不过是当地一个普通的纪检干部，但其公公孙太平却在当地担任能量不可小觑的财政局局长要职。
“房媳”案拔出萝卜带出泥，越查越丑，“房媳”全家居然都造假。截至目前，除了张彦涉嫌拥有假户口、假失业证明，已经查明的事实还有，公公孙太平为了延迟退休私改自己档案年龄；丈夫孙红军在办理录警手续时，不但存在违规现象，而且也涉嫌年龄造假。在“房媳”全家造假的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公公孙太平暗箱操作的影子，运城市纪委曾因此给孙太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房”案最诡异的依然是“房姐”。龚爱爱1986年进入神木县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因为为人热情，业务能力突出，独树一帜。近十多年以来，神木县凭仗丰富的煤矿资源，财富迅速暴增，农村信用社变为农村商业银行，龚爱爱也从一个普通的信贷员一步步升为农商银行副行长。
在神木，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龚爱爱事发前被称为神木“四大富婆”之一，她的巨额财富又是如何积累的呢？
事发前，有关龚爱爱的最近的新闻是《榆林日报》去年5月10日的报道。报道称，5月8日，龚爱爱作为陕西省十二次党代会榆林市代表团成员，讨论十一届省委的报告及十一届省纪委的报告。神木县门户网站神木之窗2010年3月18日发布新闻，龚爱爱获得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称号。2011年第8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杂志发文《再难，也要做到最好——记全国三八红旗手、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兴城支行行长龚爱爱》，称龚爱爱于2011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榆林人大网在2011年3月2日发文《龚爱爱代表：打击非法融资整顿金融市场》。 龚爱爱“神奇”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她的真实面目又是怎样？有迹象表明，“房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与“房媳”案一样，拔出萝卜带出泥，新近被曝光的三里屯SOHO业主大户中，还有一个人与龚爱爱实力不相上下，此人便是——高引娥。
据曝，高引娥与龚爱爱的同事——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杨利平是夫妻。除了在北京拥有多套房产外，高引娥也被曝拥有3个身份证与户口。其中一个号码为“142325196710113506”的身份证，发证地为山西省吕梁市兴县，与龚爱爱4个身份证中的一个属同一发证地。
杨利平与高引娥是否夫妻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查，有曝料称，杨利平在北京、海南有多套房产。高引娥是否又是一个站在“前沿”的女人？
那龚爱爱的背后又是谁？
腐败网盘根错节
从“三房”暴露出的情节看，公安、房管、财政等公职部门，银行、房产等金融与商业机构，纪委等监察部门无一不涉身其中，共同编织起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腐败网。
对“房妹”、“房姐”、“房媳”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违法违纪的行为必须严查，但对背后腐败网中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的角色同样要严惩。
从“三房”案可以看到，纪委等监察部门均事先失效，案件由网络率先曝光，然后纪委等监察部门跟上。面对媒体与公众的追问，相关官员起初表现被动，并不积极，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才有所行动。比如“房妹”案，当地官员一度以调查为由拒绝对公众透露消息，而面对神秘失踪的“房姐”，当地官员的回应也是讳莫如深。
现有迹象已经让人隐约看到了这些事件背后若隐若现的手，人们很难相信，仅靠三个女人便能创造出这样的暴富与多户籍“神话”。是谁要庇护“房姐”们，是谁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事到如今，如果依然只是紧盯着“房妹”、“房媳”、“房姐”以及他们的家人，恐怕有点肤浅，我们更应深入挖掘。比如“房妹”事件中的翟振峰是如何通过中间人“买户口”的，又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的，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又有哪些。还有“房媳”事件中的孙太平违法违纪的行为，又是谁在为他开脱，又有谁为他们造假提供帮助。
违法违规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与有些地方处理违纪违法官员时的暧昧态度有关，往往“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以至于违法违纪有恃无恐，比如“房媳”事件中的孙红军曾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调查举报人，但运城市纪委2011年2月只是对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公安局长岗位。孙太平的违纪行为也同样受到了不痛不痒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不具震慑力的惩处等于变相纵容。网曝郑州“房妹”事件后，郑州市检察院迅速展开初查，并以涉嫌受贿罪对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立案侦查，2013年1月17日省检察院对翟振峰予以批准逮捕。
1月27日，神木警方对“房姐”龚爱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进行了立案。2月4日，经榆林市、神木县人大常委会许可，按程序依法对龚爱爱刑事拘留，在榆林市境内异地看押。
经查，神木农商行属企业法人，龚爱爱系长期合同工，非国家公职人员。其于2012年6月递交辞呈，并于2013年1月2日获准离职。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三房”让我们看到了腐败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腐败分子已经编织了一张十分严密的网络。“三房”女主角也许只是这道网中的苍蝇而已，在这个腐败网络上还有老鼠，还有老虎。
公众希望除恶务尽。
人民更期望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还公众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