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毕淑敏之前，先通了几封邮件，内容大都是访谈事宜，而毕淑敏每次回信，最后都有一句与众不同的问候语：“祝福春天好！”让人感到如沐春风般的温暖，也提醒着自己从烦杂的生活中抬起头来感受周围被忽视许久的花香鸟语。到了如约采访时，毕淑敏笑容温和，语速平缓，言谈中有着一份超凡脱俗的沉静，以及一份难得的随性与纯真，这也让人联想起她的散文，在华美的文辞下，有着无比细腻的情感以及深深的启迪。但是读毕淑敏的小说却需要多一份勇气，无论是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花冠病毒》等，还是中短篇小说《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紫色人形》等，都不乏死亡、血污或者病毒，而且它们如此之近，常常令人战栗。然而在那冷静理智的叙述中，却又无处不蕴含着人道主义的温暖，这也使得其字里行间透着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二十多年来，毕淑敏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其中5部长篇小说，并不算高产，最新小说《花冠病毒》已经暌违读者5年，为此她写得手指痉挛。但也正是这份一以贯之的勤奋与踏实，使得她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都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且获国内外各种奖项30余次。“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王蒙曾如此感慨道。
　　然而回看毕淑敏的人生却并不“循规蹈矩”。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与另外四名女孩一起来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阿里当兵，在极度寒冷与恶劣的环境中早早思考起生命的真义。1980年她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86年，当毕淑敏34岁时，父亲建议她把藏北的军旅生活写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毕淑敏悄然动笔，一周内就完成了处女作《昆仑殇》。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之后为了更专心于写作，毕淑敏脱下穿了22年的白大褂，放下手术刀，转为职业作家，并学习中文系课程，后又拿下文学硕士学位。
　　“似乎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王蒙如此评价毕淑敏的作品。
　　多年的努力，毕淑敏的文学之路更为顺畅。但是她的“离经叛道”之举却依然继续。1998年，46岁的毕淑敏放下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专心攻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博士，后开心理诊所。2008年，毕淑敏花去毕生一大半的积蓄，与儿子一起从日本搭乘邮轮，完成从海路环游地球一周的旅行，也成为第一批环游地球的中国人。
　　战栗与温暖，“循规蹈矩”与“离经叛道”，这些矛盾如何和谐共舞并绽放出更大的力量？在采访时，笔者不时抛出疑惑，然而随着访谈的深入，笔者发现，“作家”对于毕淑敏而言，只不过是世人给予的一枚标签而已，她的人生目标并不止于此……
　　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像蚕吐丝一样的过程，或者像钟乳石一样，很久很久才滴下一滴。
　　记者：你最新小说《花冠病毒》的灵感源于“非典”的经历，2003年，SARS病毒引发的非典在北京爆发，疫情深重。你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深入北京抗击非典的一线采访。但这部《花冠病毒》并没有采用纪实的手法，而带有科幻性质，为何这般考虑？
　　毕淑敏：作为医生出身的人，可能会觉得病毒与人类必有一战，无法以自己良好的主观意愿所转移。人们总是觉得病毒非常地凶恶、丑陋，与病毒势不两立，但我想从更高的角度看，这个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也是无数生物的，病毒也是古老的生物，所以要尽可能找到和谐相处的方式，遵循大自然原有的法则，而不能贸然去破坏。但是当巨大的瘟疫袭来时，大家都忙着在自救，那时，虽然病毒也有生存的理由，可是从道义上讲，这些思考都不适宜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去描绘，所以就把这些放在带有科幻性质的氛围里。
　　记者：2003年非典期间，与你同去采访的报告文学家早已写出了作品，但你却在八年后才开始创作。另外，几年前，你就说过还要创作一部西藏题材的小说，但一直没见动静。怎样的时刻你才会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动笔创作了呢？
　　毕淑敏：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觉得越快越好，创作方面也是，一些网络小说作者，每个月写几十万字，一年下来，几百万字，这是一种生活状态吧。但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像蚕吐丝一样的过程，或者像钟乳石一样，很久很久才滴下一滴的过程。像西藏的经历，也是很微妙的事情，读者可能有期盼啊，出版社有催啊，有评论家觉得，这个话说了好多年怎么一直没有写出来呢？但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内心的稳定，如果我想写的东西是经得住自己思考的，那我才能把它写出来。个人觉得，写作还是要厚积薄发。
　　记者：那么，你的脑中是否也一直盘旋着很多素材，且一直在思考？
　　毕淑敏：对对，不写不等于不想，并未曾忘记，只是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创作的步骤中，写的难度在中度，最难的是前面的构思。我脑中的思考就像一大堆的糯米面，我就在那里慢慢摇，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也许有一天觉得，这个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着手把它变成成品了。
　　记者：一些作家在达到写作高峰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作品越来越少，但你著作不断，而且不断给读者惊喜，你如何有那么多的灵感，如何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呢？
　　毕淑敏：可能每个作家的资源量不一样，写作这件事情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出卖思想资源的工作，因为作家写的是个人的经验，对世界的观察，大致上别人写过了，不能去重复别人，自己写过了，不能去重复自己。就我个人来讲，我的经历可能复杂一些，这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积蓄在心中时，有时会发生碰撞，会有些新的想法出现，这些会成为我写作的素材。而且我发表小说的时间比较晚，又是比较低产的人，脑中还有些东西，还有热情去写吧。此外，我也觉得对作家真的不要太苛求，只要写出过好的作品，不论年龄、数量，只要拿出的作品能长久地引起我们感动，就好了。
　　记者：在你看来，怎样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毕淑敏：能和别人去分享，是件挺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应该与人分享精神的成果，直面人生的思考的精华。我很敬畏文字，它是心灵与心灵沟通更直接的方式。我认为最精确、最富有感染力，同时最朴实、能为最广大的人所能掌握的，就是语言和文字，我很希望通过文字与读者分享美好的事物。
　　记者：可是你的小说里有很多死亡，残酷的场面，这些在大多数人眼里并不美好，你为何多以悲剧意识、死亡意识来探求幸福等话题呢？
　　毕淑敏：我觉得美好并不全部都是特别艳丽、优雅、洁净的部分，实际上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以及大自然真的是泥沙俱下的过程。都是玫瑰色、粉红色的花朵啊，都是无比清新、温柔的美好状态啊，那本身是不真实的。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写得特别残酷，有人会觉得我情愿不知道这些东西，但不知道只能是更为危险，因为生命本就是一个面对死亡的过程。只是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对死亡多采取了遮掩甚至丑化的方式，把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说得那么阴森恐怖，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我觉得这本身是对生命全过程的不尊重。那我想，无论从医生、心理学家还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我都觉得学会直面死亡，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质量。
　　记者：对于一些残酷的场面，你也不奢笔墨，比如《花冠病毒》中对于病毒的生动描写，《鲜花手术》中对于手术场面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是否希望读者有一种新的视角？
　　毕淑敏：对，挺对的，我希望用这种目不转睛的方式证明我们可以去直视死亡，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冷静的心态去观察这个过程，面对这个过程。
　　一个作家若只是靠不断出作品才能让人们记住，然后转瞬即忘，那么这些作品也不过是一些垃圾而已。
　　记者：很多人知道，你在做职业作家之前，已经当了20多年的医生，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为何选择弃医从文？
　　毕淑敏：人家可能会觉得一个北京的医生当得好好的，一份安全体面又受人尊重的职业，怎么就辞职去做成功率非常低的写作这件事？但当时我就想把西藏的感触写出来与人分享，而且我觉得我的医术很好啊，如果我写作不成功，再回来做一个医生好了。
　　记者：后来去学心理学是为了更好地写作吗？
　　毕淑敏：没有，当时一点也没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还有一门科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的，挺有意思。这门科学对我帮助很大，开心理诊所的体验，也让我人生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一个拓展。在诊所里，很多人来讨论他们的人生，让我知道了人生的多样性，还有人性的丰富、复杂和幽暗，让我的经验更广阔了一些。
　　记者：学心理学、开诊所也使得你6、7年内几乎没有作品出来，不怕影响你的写作之路吗？
　　毕淑敏：当时很多人觉得，你现在写作，大家还记得你，你突然去学心理学、开诊所，不写作了，人们就会把你忘了。我想忘了就忘了呗，一个作家若只是靠不断出作品才能让人们记住，然后转瞬即忘，那么这些作品也有可能不过是一些垃圾而已。对我来说，我并不在意数量。
　　记者：之前你曾表示“不喜欢生活中有这么多意外”，但是你似乎又总在“离经叛道”啊，总是给人很多的意外，包括花费40万去环球旅行。
　　毕淑敏：那是大家的意外，不是我的意外，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像环球旅行，对我来说，十几岁我读到相关的书时就想去旅行了，想了40多年，当我可以买得起这张票的时候，我就出发了，呵呵。
　　记者：据说你最后没有拿到环球旅行的证书。
　　毕淑敏：是啊，走到半路，发生了汶川地震，我想国家遭到那么大灾难，我们应该为祖国做一些事情，当时船上一千多名客人，只有六个中国人，我们就募捐了不少钱，为了及时把这些钱送回国，我就中途下船回北京了。后来我去北川中学给孩子上了课，在孩子们的支持下，我又赶回去继续旅行。最后发证书时，由于断掉了中东那一段，就不发给我了，我也不觉得遗憾，我并不在意是否真的一步不差地去环球旅行。不过后来我自己组织了几个朋友去中东，那时战乱，国内的保险公司都不敢保，最后还是我托人帮忙找了一家外国的保险公司。
　　记者：不怕危险吗？
　　毕淑敏：不怕，每次出发前我都跟先生说，如果我死了的话，无论是飞机失事，战火纷飞，还是船沉没，你真的不用难过，我特别保证地告诉你，我面对死亡的最后的一刻一定很安然的，这就是我选择的生命方式。
　　记者：回来后你写了一本《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这是计划之中的吗？
　　毕淑敏：当时没想写本书，如同春游还没去就想回来写个作品，一定是让自己不怎么开心的事情，但是回来后，第一有很多的感触，第二呢，出去的时候，找不到可以参考的资料，特别两眼一抹黑，我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是中国第一批普通人买票环球旅行的。现在是比较多了，我就想把这些写出来，让大家有所参考、启示。其实，如果我有兴趣和能力的时候，我会付诸文字，和更多的人分享，但是如果太累了，太辛苦了，不写也没关系，我去伊朗就没有留下什么文字。
　　很早我就觉得生命是可以拿来自由使用的唯一的资源，这种想法也奠定了我的一生。我选择不做荷尔蒙的奴隶，而成为它的主人。
　　记者：很多作家是为了写作去体验生活，但我感觉，你整个生活的目标是去探索、体验生活，而写作在你那里是一种记录生活、进行反思的方式。
　　毕淑敏：对的，好多人可能以为我的很多选择都是深谋熟虑的策略啦，有着整体规划，某种程度上，是超前的决定。但实际上真的不是。比如说，不做医生去写作，对于成功的概率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打算得文学奖，只是想与更多的人分享我的经历。现在心理学热了，但我那时学心理学时，此专业毕业的研究生都找不到好工作。我没有什么很功利的目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去做一些喜欢的事。
　　记者：作家会是你终生的身份吗？
　　毕淑敏：我不敢百分百保证，因为生命尚未完结，有任何可能。不过，当我觉得自己可能开始在重复时，一定会停下来，可能就马上掉头到社区当医生，或者到药店里去也行。
　　记者：跟你聊着聊着，我越发感觉，作家并不是你的终极目的，或者若用身份来定义你的话，医生、心理学家、作家都不是最确切，你更像是一位人生体验者，不知这种感觉对不对？
　　毕淑敏：对啊，你说的挺对的，有一次有个记者跟我说，那你这样子的话，定位那么模糊，你觉得你还像个作家吗？我当时一愣，后来我就回答，那你觉得我不像，把我开除了得了，呵呵。我想那种标签实际上是外在的，不必为了要像一个医生而做出一个样子，或者像一个作家要怎样，我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过程，没有人规定河流一定是直线走的啊。
　　记者：你曾说，幸福是一种意义和快乐的结合。每一个生命其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生存的理由，找到一个长远的目标。那么你的生存理由和长远目标是什么呢？
　　毕淑敏：我力争让我的生命丰富多彩，但并不是说为了丰富多彩老是找各种奇怪的事情做。最近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我想当我们觉得快乐幸福的时候，实际上是整个内分泌体系、免疫系统和整个思维都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我觉得很多人被我们心理上的冲动所控制着，我决定不被他控制，不做荷尔蒙的奴隶，而成为它的主人。
　　记者：你是一个挺随性的人啊。
　　毕淑敏：确实是，我特别喜欢《论语》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70岁的目标啊，但我提前达标了。我想在自己能做主张的范围内，就从心所欲，不犯规就是。有时，北大、清华会邀请我去做演讲，我会谢辞，因为我要读书，我喜欢更平和的心境。我不会因为这个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去做人生导师的嗜好。但如果有个问题我希望用更大的声音去提出来，也许对年轻的朋友有所帮助，那么我就可能会去演讲。
　　记者：写作并不是个能挣钱的职业，而且你并不算高产，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吗？
　　毕淑敏：我在物质方面的要求非常低啊，之前统计北京人均消费1800，我肯定在这平均数以下。我不会用任何名牌，完全不在意，哪怕所有人穿名牌，我就穿一件很普通的衣服，我也绝不自卑。我也不会觉得坐好车就很有身份，我出行一直坐公交车、地铁。再比如说，到现在我都没有一克金子或钻石，我一点也没觉得是遗憾的事情，我也不认为需要这些来装饰，当然别人这样做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诱惑力。我也不惧怕衰老，我一直用上海“百雀羚”牌子的护肤品，十几块钱。我不觉得容颜老去，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事情，生命就是一去不复返的过程，只要现阶级自己能够快乐就好。
　　记者：如何能做到如此洒脱？
　　毕淑敏：这一定程度上跟我在西藏的经历有关系。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西藏，真实目睹死亡，一方面做医务工作会比常人更加多的接触死亡，还有一方面是，阿里的条件非常恶劣，特别容易死，死好像是近在咫尺的事情，这就让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去考虑死这件事情，很早就觉得生命是可以拿来自由使用的唯一的资源，这种想法也奠定了我的一生。同时，后来我学心理学，对自己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基本上受过重大创伤的人，内心的不安全感比较强，在做决定的时候会选择更稳妥的做法，但我不一样，我导师帮我分析，说我基本上是在一个充满了爱和安定的环境里长大的，很少创伤性经历。
　　记者：可是在西藏当兵非常艰苦，你甚至有一次想要自杀，没有留下心理阴影吗？
　　毕淑敏：在西藏当兵确实特别艰苦，但那个时候当兵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即便那天行军22个小时，年轻的肌体实在承受不了生理极限的痛苦想自杀，不过若真死了，就成一烈士了，也挺光荣的。那天我也得到了一个经验，很多时候，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再坚持一下，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那种在特别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挣扎的过程，也让我后来能坦然从容地面对那些一般人看来很有挫败感的事情。
　　记者：接下去，有怎样的计划？是否还会再尝试另外一种职业？
　　毕淑敏：我刚刚整理好2009年到现在的散文集子，几个月后出版。至于作为职业大规模投入的话，我估计应该不会，因为我没有那种想不断尝试的欲望，我会很有节制地用我余下的生命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比如写作，旅行，偶尔的演讲，去做些慈善的事情，包括在家里种菜啊，学着做腌菜啊等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