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与崭新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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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问世,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被评论界、研究界看成是“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并在全国首届中篇小说评奖中一举夺魁。
  应该说,产生如此巨大影响原因,在于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是人们感同身受的,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集体无意识,以及逐渐在分离的个体主义价值取向,也正好迎合了人们的价值选择与心理驱动。日本民主文学同盟的机关刊物《民主文学》1983年4月号,以显著版面译载了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并发表了小田实的评论文章。1981年底曾随野间宏访问中国的小田实在评论中也说:
  中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出现,使他感兴趣。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工农兵是小说的主人公,已成为一种模式,知识分子只能退居小说的后景之中,中国正面描写知识分子问题的小说的出现,是个很大的变化。(邵舷 :《日本〈民主文学〉译载谌容的〈人到中年〉并发表评论》,《世界文学》1984年第5期。)
  《人到中年》通过对陆文婷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典型的塑造,提出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处境、待遇问题,当然,也涉及了女性的生存困惑与矛盾冲突。小说写作背景设置在“文革”刚刚过去,百废待兴之际,生逢其时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主体意识回归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构,但在现实中左的思想仍然遗存,加之有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牵制,他们又不堪重负,自我个体空间被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填满。谌容善于从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现象中,发现不容易忽略的问题,进而对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剖析与解读。
  谌容通过对陆文婷的塑造,展示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的人性最隐秘与深层次的精神内涵。陆文婷是一位主治医生,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形象,也是一个浸润着传统女性文化的女性。陆文婷在旧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从小就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父亲出走,由早衰的母亲抚养,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也迎来了学业上深造的机会。50年代,她进了医学院,经过刻苦攻读,学到了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她似乎一个被人遗忘的少女”,在医学院时,“她把青春慷慨地奉献给一堂接一堂的课程,一次接一次的考试”,“爱情似乎与她无缘”。大学毕业,被分配来醫院,在眼科专家孙主任的眼里,“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安静得像一滴水”。她甘心情愿地接受了“修道院”一般的苛刻要求:24小时待在医院,4年之内不结婚。生活是一面平静的湖水,甚至看不到湍流浪花,即使那些“袭来的石子”,她也默默地吞下,献出自己的时间和青春。她在刚满24岁的时候,分配在一所著名的大医院工作,并为享有盛名的眼科专家孙逸民所赏识,在已经不算很年轻的28岁上,才迎接了迟到的爱情。她走到工作岗位,又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白专道路”一类的政治帽子。接着是4年住院医生的磨炼和提高,接着是和傅家杰的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一转眼,到了人生的中年。这就是陆文婷人生轨迹。“眼科大夫的威望全在刀上。一把刀能给人以光明,一把刀也能陷入于黑暗。像陆文婷这样的大夫,虽然无职无权,无名无位,然而,她手中救人的刀,就是无声的权威。”“她总是用瘦削的双肩,默默地承受着生活中各种突然的袭击和经常的折磨。没有怨言,没有怯弱,也没有气馁。”谌容通过对人物的刻画与细节描写,揭示出蕴藏的生命意义与人性之美。
  每缝一针,她似乎都把自己浑身的力量凝聚在手指尖上,把自己满腔的热血通过那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青线,通过那比绣花针还纤小的缝针,一点一滴注入到病人的眼中。此时,她那一双看来十分平常的一眼睛放出了异样的智慧的光芒,显得很美。
  陆文婷满足于“有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日子就美得很了”,渴望既能做一个称职的大夫,又能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和妈妈。“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普救天下”是她恪守的信条。“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对于生活,她和他(陆文婷和她的丈夫傅家杰)都没有非分的企求。”中年陆文婷在面对生活困窘时喊着,“生活,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即便如此,她相信那时“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面对现实她仍然有着美好的期待。陆文婷守着清贫的生活,伴着“人到中年”无休止的拖累,在繁忙中度过,在家庭和医院、生活和工作内外重担下疲于奔命,身心交瘁,最终因长期“超负荷运转”而心肌梗塞。她仰卧着,两个眼睛直视着一个地方,目光是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生命岌岌可危,几乎造成死亡的悲剧。《人到中年》对陆文婷发病、守护、诊断、垂危、抢救、初愈等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来安排情节结构,“在迷惘的梦中”“死亡的门前”为基点展开描写,把陆文婷在病危中的扑朔迷离、恍恍惚惚、飘忽不定的微妙心理状态展现出来,将其20多年的生活、工作和爱情的回忆压缩到一两天时间里来表现,在打破时空限制、容纳广泛人生内容和探索深层心灵方面,写了陆文婷在昏迷状态中的幻觉、臆念,通过她的梦幻般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陆文婷内心深处的种种矛盾:欣慰与忧患、欢乐与烦恼、困惑与信念、忏悔与期望等。
  陆文婷倦怠的生命肌体无力撑起精神思绪的飞驰,也无暇顾及周遭一切,显出了极度的无奈与麻木。谌容进行如此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交错结合,探索人物心灵世界,将多重矛盾尽可能地展现,揭示了广泛的生活内容,从而让读者看到真实的女性心理与尴尬状态。或许生命中的暂时停顿得以反思自身的处境,但对于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与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女性,她即便对此有所怀疑,而遵从社会主流意识的价值体认仍然占着主导地位。换句话说,陆文婷尚没有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她仍然是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公共性的社会空间里体现自我价值。谌容从陆文婷这位女性知识分子身上,发掘着当代知识分子无私奉献的精神。   陆文婷的命运概括了普遍意义的时代内容,带有典型性。“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谌容借刘学尧的诘问,表达出了中年知識分子的处境以及他们对时代使命的承担与尴尬。
  《人到中年》不仅聚焦了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凸现了冷漠的自私自利者形象,如对秦波这样一位仰仗夫权、炫耀“夫人”身份的藤一般的女性,寥寥几笔,就将一个身居高位、养尊处优、颐指气使、自私虚伪群体的代表,“马列主义老太太”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把陆文婷特有的心灵世界和情绪世界进行描绘,将文气纤巧和内心纯洁多情充实有力得以和谐统一,塑造出朴质、厚实与柔美的符合中国整体审美观的女性形象。陆文婷在家庭空间、社会空间中穿梭,为家庭、爱情、友谊而牺牲奉献,也为自己事业而拼搏。她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而不缺失女性柔情、依顺。但“男女平权”下赋予女性更多超越负荷地劳作,导致她身体的垮塌与心灵的困惑。
  谌容曾在《奔向未来》说:“把人间的悲喜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历史渊源,写出更深刻、更本质的历史面貌的作品。”其实《人到中年》以陆文婷突发的疾病事件作为一个矛盾视点,窥探社会镜像与时代症候,隐含了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批判。谌容摒弃了文学一贯的批判纪实手法,依照情绪来构设叙事情节和结构,通过不同阶层的群体形象,重点以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与思想情感爆发,传达他们如何在时代更迭与交替之中力求挣脱与蜕变,来揭示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同时,指正了中年危机所折射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下整个社会与国家存在的“危机”,关涉至上而下的固化思维模式、观念与机制等,又制约着个体自我理想的诉求。其实,谌容有意揭开特定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外在牵制,或者说是要揭开捆绑女性的精神原宥所在,寻找一种真实与生命光亮,但谌容并没有挖掘出女性自我要超越现有生活秩序的有效质素,也没有唤起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其深层原因在于谌容笔下的陆文婷缺失现代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即女性自主的对自由追求与女性自我空间拓展。当然,现实是不允许她有过多的奢望,她也因此压抑了自己潜在的生命诉求。
  谌容反映出的女性问题其实带有更为深刻的普遍意义:陆文婷在社会的公共领域里以自己的勤奋工作、精湛医术获得了自我的实现和人们的尊敬;可在私人生活领域里面对丈夫和孩子时,却背上深深的负疚感和欠满足感。女性的社会角色获得了认同,但是女性自我认同仍然不能够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的社会解放并不能等同于女性本体解放的完成。究其原因在于女性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家庭中的地位,依然在影响着女性的心理现实与生活现实。谌容笔下《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是传统视阈下的女性的挣扎与努力,与张洁笔下《方舟》中的女性截然不同,前者赋予了作品以传统形态下女性的温情风格,张洁却似乎试图通过小说颠覆传统女性的模板。《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依然留有传统女性形象的符号痕迹,也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所烘托的主流价值体现,但从结构形式到形象塑造都具有经典意义。如果从审美艺术高度来衡量的话,陆文婷是近乎完美的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奉献者形象,她的女性传统气质很浓郁。她承受工作的沉重压力,有着家庭生活的困顿,作为医院眼科技术骨干却长期无法晋升,只因为她在“文革”期间为给焦成思做手术而背负种种“罪名”,在单位遭受秦波的百般刁难和一些人的不理解,但她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仍然任劳任怨。陆文婷是80年代女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携带有新中国时代情绪及情结,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艺术典型。
  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价值观念开始转型,人们价值取向也发生改变,知识分子有了差异化,开始裂变为两大类:隐遁的知识分子与担当的知识分子。前者为个体主义的自由价值在生存,后者则为集体主义精神价值实现的知识分子。陆文婷与姜亚芬夫妇正好表征了这一时代里人们的选择,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现实选择都有很大的不同。姜亚芬夫妇选择了出国寻求更好的生活,而陆文婷、傅家杰仍然以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在坚守。尽管陆文婷有身体本能的抗拒,但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占据主导思想的陆文婷,在社会公共空间与家庭空间中移动,萌生的模糊的女性意识,也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撞中殆尽。
  《人到中年》向社会披露知识分子承担与逃离的情状,带有自觉的认同与批判,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弥合现实与理想的错位。尽管还未曾触及社会深层的结构心理,从根本上也回避了女性自我发展与心理解放的矛盾存在,但谌容已彰显了一个批判主体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尽管《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没有强烈的女性意识,更没有达到女性自审的境地,但陆文婷作为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定时代,不仅持有了坚定的立场与生命态度,也体现了足够的自我内在尊严和价值的诉求。而谌容对这种生命尊严的美好期待以及对葆有人性之美的传达,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其实,成就个体生命的尊严,就是使每个人的生命本质,在社会的秩序重建中,获得自然的成长与发展,体现出主体的价值,这是拥有人类永恒的良善。而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就在于体现出人的全面价值实现,这是创造世界意义的所在,人性之美就因为这种精神照亮和穿透,而文学之伟大就因为它转换并承载了这种精神。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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