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习仲勋赴任广东。
　　当时的广东，农业凋敝，工商不振，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到广东后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他。
　　据当时广东省委的工作人员回忆：习仲勋刚来广东时，住在珠岛宾馆四号楼，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那时，买鱼买肉要凭票购买，要排队。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和群众一起去排队，体验群众的生活。后来，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鱼米之乡没鱼吃。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习仲勋决定深入基层调研，寻求广东发展新路。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他冒着酷暑，爬山越岭，到梅县、汕头、惠阳“东三区”21个市县考察了一个月。
　　很快，习仲勋亲自挂帅，广东从农业领域入手，大刀阔斧地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领头羊”。
　　习仲勋亲自兼任省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推动全省迅速发展“三定一奖”“五定一奖”等经济责任制，及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他到从化调研，发现那里正在试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很好。当得知有的领导对试验有顾虑时，他坚决地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
　　当时，清远冲破束缚，在国有企业中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让奖金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极大地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在习仲勋的力推下，“清远经验”很快在全省推广，并走向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张名片。
　　习仲勋反复强调，“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
　　偷渡外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面临的一个特殊社会问题。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来广东后第一次到基层调研，就选择去了逃港问题最严重的宝安县。耳闻目睹“界河”两岸和中英街两边贫富悬殊的情况后，他急于寻找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
　　去沙头角时，看到两个偷渡者被边防军铐在路边，习仲勋当即下车调研。偷渡者告诉他：“我们穷，收入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习仲勋听了深受震动：“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仲勋认为，这是政策上出了问题，是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当即批准了宝安县委的多项请示：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收入外汇按比例分成，基层应得部分经批准可进口社队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社员生活用品；同意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加工贸易审批权下放到县；同意宝安县调减五万亩粮食种植面积及相关粮食征购任务，改为种果菜、养鱼、养鸡、养猪。
　　两三年后，深圳（1979年1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蔬菜、活鸡、猪、鱼、牛奶等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数量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增长，同时，大力“外引内联”发展工业和开展多种经营。1980年，深圳农村已出现大批万元户、十万元户，这批靠劳动和政策致富的典型，给深圳农民带来了希望。偷渡外流这个困扰广东近30年的“老大难”问题，到1980年年尾就解决了。
　　（摘编自《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