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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东莞一样，两者在定位间多有重叠，而这种重叠本身就是转型中的一种成本
正值岁末年初之时，一则关于东莞数千家鞋厂竞相倒闭的新闻突然在多家媒体中闪现。也引发了公众对广东珠三角地区加工制造业，是否已经身临困境的关注。
1月24日，东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东莞市主要领导面对大陆及香港20多家新闻媒体介绍了该市2007年经济运行情况，宣布2008年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为14%，比2007年的15%下调一个百分点，并强调：“这种调整，是我们有意为之。”
对于南方某报关于大批台商撤离东莞的报道，东莞市招商局副局长蔡康表示，对报道本身不予置评，因为“不知数字从何而来”。掌握着东莞市大部分台商信息的台商协会则拒绝接受采访。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游霭琼对《中国新闻周刊》则表示，事实上，“台商北上”这对于珠三角不是什么新话题。同样，最早提出“民工荒”概念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也表示，最近媒体热炒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早在2004年开始就已经暴露。只不过，在2008年初这个时点上，这两个老问题伴随着一些政策因素，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隐忧集中凸显出来了。
东莞厚街的萧条
在东莞市厚街镇，濠畔鞋材广场颇有些名气。濠畔鞋材广场共有两栋大厦，相隔数百米。分为两期进行招商。第一栋大厦位于十字路口，地理位置比较理想，2005年开始营业。第二栋大厦去年年底才开始招商。
在濠畔鞋材广场一期，一至四层绝大多数商铺都已有商家在经营。在这里，每层分布的商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一层多为温州商户，有不少来自温州的“皮都”。二层来自福建的商人较多，三四层则有来自河北河南的中原商户。四层以上的写字楼办公间大多已出租，租户多为港台客商，也有外国公司代表处。即使是在周末，这里的人们也仍旧在忙碌。
与濠畔鞋材广场一期的买卖尚可比起来，濠畔鞋材广场二期就可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了。记者在濠畔鞋材广场二期看到，目前只有一层二层向商户提供出租，但多数铺位都是铁锁把门，里面空空如也，没有商户租用的特征，说明尚没有找到买家。二期的管理者解释说：“我们才招租两个多月。”但有当地人告诉记者，濠畔鞋材广场二期早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筹划做宣传，最先进驻的商户已经在里面呆了4个月了。
事实上，从场地环境等方面比较而言，二期的铺位显得更为宽敞、大气，整体环境布置也较一期美观。但鞋材市场上的许多人已经回到了“观望”状态，不再轻言进入。而一期大厦还有老本可以吃。
关于以制鞋业为代表的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状，媒体多有报道，并普遍认为这个行业正面临一场劫难。甚至有专家认为，厂房和商铺的出租情况，就能部分反映出当地经济的状况。
告别劳动密集型
对于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焦点，东莞市的官员们心知肚明。在1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每位参会者都得到一本资料，其中设有17个焦点问题，并自问自答。这其中包括了如何应对物价上涨、外迁实际情况如何、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对东莞有什么影响、如何应对产业空心化风险等媒体必问的话题——这至少说明当地政府对于媒体热点把握十分准确。
综合这17个问题，东莞竭力希望与会者认同，东莞为实现政府领导班子所提及的“双转型”，就必须要走科技创新之路。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东莞正在研究他们的内销路径，甚至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内销办公室。
这个城市正在努力与它的过去，即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道路告别。而且，一个名叫松山湖高新科技产业园的园区被逐渐推到前台。熟悉当地政府工作思路的人介绍，“政府对松山湖寄予厚望，把它看作是东莞未来的名片。”
所谓有舍有得，当东莞市政府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关闭、部分台商离开的话题泰然处之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兴奋点。
只是，松山湖能否不负众望？一切有待于时间检验。游霭琼认为，松山湖园区的未来还有待观察，因为到目前为止，该园区的产业特征仍不十分清晰。
但是目前可以知道的是，松山湖可能首先成了同样寻求转型的深圳市之“伤心地”。
抢来的高新企业
百事达公司策划部高级战略研究员呙中校，曾在5年前用网名写下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并引发关于深圳前途的大讨论。该文在受到称赞之余，也曾被指出有硬伤。其中之一就是说深圳“四大金刚”——中兴、华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会外迁上海另谋他图。在深圳市政府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哪个城市会放弃自己的支柱企业呢？
但呙中校当年的“笔误”如今却变成了“未卜先知”的预言。2007年4月，业界已有传言说华为公司将其生产线放在了东莞。如今，可以确认的是，华为研发中心肯定落户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区。
虽然东莞市政府对此事极为低调，但知情者向记者透露，此事是东莞市和华为公司“两厢情愿”的结果。华为提出过想法，东莞方面也在积极促成，并给与政策优惠。《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已经注意到，在松山湖论坛的分目录下，“华为”子论坛已经存在，甚至已有华为员工在打听当地住房信息。此外，有两家生产数字万用表的知名企业也已经迁往东莞。从2004年至2006年6月，共9家仪器仪表企业迁往东莞，涉及工业总产值8亿元。
如果真要将东莞与深圳连线起来，就会发现，两地不仅距离相近，只有半小时单程车程，而且对于当前的形势判断和发展路径选择也趋于一致。
在世界产业转移中抓住了对IT业进行产业承接机会的深圳，有理由充当“高端制造业基地”这样的角色。而东莞与深圳的关系，常被用来比较昆山和上海的关系。所谓“昆山奇迹”的一个成因，就是昆山充分利用了在上海背后的区位优势。同样，东莞的起飞，也曾被人认为是“借地利成事”。深圳想靠香港，东莞想靠深圳，大家都在找“好乘凉的大树”。
最重要的是，深圳和东莞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创意产业作为了一个转型的突破口。这实际造成了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在珠三角地区的“内循环”，其总量并没有变化。
事实上，在这一轮企业“转移”中，转移的原因、方向都十分复杂，既有媒体关注的港商台商向内地、向国外转移，实际也有一部分是珠三角区域内的自我转移。只不过是由深圳东莞这种成名已久的发达城市向二三级城市转移而已。其转移的动因多种多样。例如，一位清远的企业主告诉记者，现在清远市承接了一些从顺德转移过来的陶瓷业，原因是原来顺德的书记到清远上任了。这种官员的轮换也会影响到企业资源的流动。
被压垮的“世界工厂”
1月28日下午，在深圳特区报门口的马路上，10余位讨薪的民工站在人行横道上，一字排开，手拿横幅静默示威。交通受阻，几位身穿“深圳巡保”字样的人赶到，厉声问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犯罪!”过马路的行人大都匆匆而过，少有驻足围观。一位过路人说：“这种事见多了。”
此前的1月26日，刚刚有南方媒体刊发报道及学者评论，称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地位将不复存在。因为《劳动合同法》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唱衰劳动合同法的声音在该法生效之前就已经存在，代表人物为中国政法大学董保华教授，理由是“抑制了经济的活力”。
仅仅就以鞋业为代表的制造业来说，反驳的声音首先来自内部，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透露过一组数据称，2007年以来，东莞厚街镇的1000多家制鞋企业中，已经有两三百家倒闭。一言发出，立刻引起了媒体对鞋业企业倒闭的关注。
但他却并不认为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地位10年内会动摇。他所认定的理由是，根据经验，只有一国或地区的人均月工资水平达到5000元人民币以上时，才会导致制鞋业的全行业破产，中国离这个工资标准还非常遥远。
刘开明认为，所谓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问题，答案或许不在产业之内，而是在产业之外，在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
从产业角度来说，根据深圳市人才市场的数字，2007年进入人才市场找工作的人数比2005年少了50万人。可见劳动力供给锐减明显。
以深圳为例。在历史上，深圳曾有过三次大的民工潮，民工潮的三起三落，也正是深圳的三次经济大调整时期。但总的来说，20年来，深圳以及珠三角一直处于独享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地位。
请都请不来的劳动力
自2001年起，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深圳仍旧是打工者们朝思暮想的圣地。但是，进入成本颇高。中国青年报曾以一名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的普通劳动者为例，一个普通打工者进入深圳仅仅“办证”就要800多元。其中暂住证是300元。
后因孙志刚事件，暂住证取消，但深圳市政府又于2004年初决心继续推进“净畅宁工程”，其梳理行动涉及流动人口百万人。深圳市政府认为，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往往居住在城乡结合带、棚户区和“城中村”，形成了大面积的违章建筑(无房契和地契)，这些“问题人口”不利于城市发展。
据刘开明介绍，百万人口大梳理行动最后对控制外来流动人口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今日看来，这或许是一件幸事。
“那时，外来劳动力是赶都赶不走。”刘开明说。但从政府角度来说，对外来人口始终是管制的政策导向。虽然在这座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里，多数人都是没有当地户口的。深圳市政府也绝没有想到，仅仅3年以后，他们就要为劳动力不足而发愁。从“赶都赶不走”到“请都请不来”。
深圳市政府开始采用“组织对口支援”的方式，希望从兄弟省份找些劳动力来，到了当地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比如在江西万载的一个乡，对方就表示，当地有政策，一户人家至少要留一个劳动力在省内，对口支援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可是，随着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农村每个家庭的劳动力人口都在减少。
产业升级的空间与时间
不仅是劳动力的紧缺，耐人寻味的是，通过走访两地记者发现，此次制造业内一些中小企业的出局，除了受迫于大环境的紧逼外，还有一定政府推动的痕迹。
在东莞市，东莞市政府领导在被问及关于企业迁出东莞时表示：“综合分析近期相关部门的信息表明，目前并未出现大规模和行业性的产业转移现象。少数企业转移出现在部分特定行业和部分用地紧张的区域。”招商局一位副局长却在私下表示，对于一些能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企业，政府甚至希望他们赶快转移出去。
这些企业转移出去之后所腾挪出来的空间，正是为东莞当地所期望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准备。然而，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引入上，东莞事实上未必会比深圳有更好的前景，只是现在暂时还没有明显暴露。
毕竟，东莞过去根本没有什么自身的高科技企业，也无从谈到流失。现在所引人瞩目的华为，也不过是从深圳“抢”来的。况且，东莞和深圳同样土地紧张，企业迁至东莞未必比深圳更有空间。不幸的是，深圳和东莞一样缺乏高校集群。所以，两者在定位间也多有重叠，这种重叠本身就是转型中的一种成本。
深圳高新企业的今天未必不是东莞的明天，两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不是土地、劳动力而是时间。深圳和东莞究竟还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可以发展出真正植根于自身的高新技术企业呢？
正值岁末年初之时，一则关于东莞数千家鞋厂竞相倒闭的新闻突然在多家媒体中闪现。也引发了公众对广东珠三角地区加工制造业，是否已经身临困境的关注。
1月24日，东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东莞市主要领导面对大陆及香港20多家新闻媒体介绍了该市2007年经济运行情况，宣布2008年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为14%，比2007年的15%下调一个百分点，并强调：“这种调整，是我们有意为之。”
对于南方某报关于大批台商撤离东莞的报道，东莞市招商局副局长蔡康表示，对报道本身不予置评，因为“不知数字从何而来”。掌握着东莞市大部分台商信息的台商协会则拒绝接受采访。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游霭琼对《中国新闻周刊》则表示，事实上，“台商北上”这对于珠三角不是什么新话题。同样，最早提出“民工荒”概念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也表示，最近媒体热炒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早在2004年开始就已经暴露。只不过，在2008年初这个时点上，这两个老问题伴随着一些政策因素，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隐忧集中凸显出来了。
东莞厚街的萧条
在东莞市厚街镇，濠畔鞋材广场颇有些名气。濠畔鞋材广场共有两栋大厦，相隔数百米。分为两期进行招商。第一栋大厦位于十字路口，地理位置比较理想，2005年开始营业。第二栋大厦去年年底才开始招商。
在濠畔鞋材广场一期，一至四层绝大多数商铺都已有商家在经营。在这里，每层分布的商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一层多为温州商户，有不少来自温州的“皮都”。二层来自福建的商人较多，三四层则有来自河北河南的中原商户。四层以上的写字楼办公间大多已出租，租户多为港台客商，也有外国公司代表处。即使是在周末，这里的人们也仍旧在忙碌。
与濠畔鞋材广场一期的买卖尚可比起来，濠畔鞋材广场二期就可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了。记者在濠畔鞋材广场二期看到，目前只有一层二层向商户提供出租，但多数铺位都是铁锁把门，里面空空如也，没有商户租用的特征，说明尚没有找到买家。二期的管理者解释说：“我们才招租两个多月。”但有当地人告诉记者，濠畔鞋材广场二期早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筹划做宣传，最先进驻的商户已经在里面呆了4个月了。
事实上，从场地环境等方面比较而言，二期的铺位显得更为宽敞、大气，整体环境布置也较一期美观。但鞋材市场上的许多人已经回到了“观望”状态，不再轻言进入。而一期大厦还有老本可以吃。
关于以制鞋业为代表的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状，媒体多有报道，并普遍认为这个行业正面临一场劫难。甚至有专家认为，厂房和商铺的出租情况，就能部分反映出当地经济的状况。
告别劳动密集型
对于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焦点，东莞市的官员们心知肚明。在1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每位参会者都得到一本资料，其中设有17个焦点问题，并自问自答。这其中包括了如何应对物价上涨、外迁实际情况如何、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对东莞有什么影响、如何应对产业空心化风险等媒体必问的话题——这至少说明当地政府对于媒体热点把握十分准确。
综合这17个问题，东莞竭力希望与会者认同，东莞为实现政府领导班子所提及的“双转型”，就必须要走科技创新之路。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东莞正在研究他们的内销路径，甚至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内销办公室。
这个城市正在努力与它的过去，即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道路告别。而且，一个名叫松山湖高新科技产业园的园区被逐渐推到前台。熟悉当地政府工作思路的人介绍，“政府对松山湖寄予厚望，把它看作是东莞未来的名片。”
所谓有舍有得，当东莞市政府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关闭、部分台商离开的话题泰然处之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兴奋点。
只是，松山湖能否不负众望？一切有待于时间检验。游霭琼认为，松山湖园区的未来还有待观察，因为到目前为止，该园区的产业特征仍不十分清晰。
但是目前可以知道的是，松山湖可能首先成了同样寻求转型的深圳市之“伤心地”。
抢来的高新企业
百事达公司策划部高级战略研究员呙中校，曾在5年前用网名写下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并引发关于深圳前途的大讨论。该文在受到称赞之余，也曾被指出有硬伤。其中之一就是说深圳“四大金刚”——中兴、华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会外迁上海另谋他图。在深圳市政府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哪个城市会放弃自己的支柱企业呢？
但呙中校当年的“笔误”如今却变成了“未卜先知”的预言。2007年4月，业界已有传言说华为公司将其生产线放在了东莞。如今，可以确认的是，华为研发中心肯定落户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区。
虽然东莞市政府对此事极为低调，但知情者向记者透露，此事是东莞市和华为公司“两厢情愿”的结果。华为提出过想法，东莞方面也在积极促成，并给与政策优惠。《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已经注意到，在松山湖论坛的分目录下，“华为”子论坛已经存在，甚至已有华为员工在打听当地住房信息。此外，有两家生产数字万用表的知名企业也已经迁往东莞。从2004年至2006年6月，共9家仪器仪表企业迁往东莞，涉及工业总产值8亿元。
如果真要将东莞与深圳连线起来，就会发现，两地不仅距离相近，只有半小时单程车程，而且对于当前的形势判断和发展路径选择也趋于一致。
在世界产业转移中抓住了对IT业进行产业承接机会的深圳，有理由充当“高端制造业基地”这样的角色。而东莞与深圳的关系，常被用来比较昆山和上海的关系。所谓“昆山奇迹”的一个成因，就是昆山充分利用了在上海背后的区位优势。同样，东莞的起飞，也曾被人认为是“借地利成事”。深圳想靠香港，东莞想靠深圳，大家都在找“好乘凉的大树”。
最重要的是，深圳和东莞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创意产业作为了一个转型的突破口。这实际造成了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在珠三角地区的“内循环”，其总量并没有变化。
事实上，在这一轮企业“转移”中，转移的原因、方向都十分复杂，既有媒体关注的港商台商向内地、向国外转移，实际也有一部分是珠三角区域内的自我转移。只不过是由深圳东莞这种成名已久的发达城市向二三级城市转移而已。其转移的动因多种多样。例如，一位清远的企业主告诉记者，现在清远市承接了一些从顺德转移过来的陶瓷业，原因是原来顺德的书记到清远上任了。这种官员的轮换也会影响到企业资源的流动。
被压垮的“世界工厂”
1月28日下午，在深圳特区报门口的马路上，10余位讨薪的民工站在人行横道上，一字排开，手拿横幅静默示威。交通受阻，几位身穿“深圳巡保”字样的人赶到，厉声问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犯罪!”过马路的行人大都匆匆而过，少有驻足围观。一位过路人说：“这种事见多了。”
此前的1月26日，刚刚有南方媒体刊发报道及学者评论，称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地位将不复存在。因为《劳动合同法》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唱衰劳动合同法的声音在该法生效之前就已经存在，代表人物为中国政法大学董保华教授，理由是“抑制了经济的活力”。
仅仅就以鞋业为代表的制造业来说，反驳的声音首先来自内部，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透露过一组数据称，2007年以来，东莞厚街镇的1000多家制鞋企业中，已经有两三百家倒闭。一言发出，立刻引起了媒体对鞋业企业倒闭的关注。
但他却并不认为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地位10年内会动摇。他所认定的理由是，根据经验，只有一国或地区的人均月工资水平达到5000元人民币以上时，才会导致制鞋业的全行业破产，中国离这个工资标准还非常遥远。
刘开明认为，所谓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问题，答案或许不在产业之内，而是在产业之外，在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
从产业角度来说，根据深圳市人才市场的数字，2007年进入人才市场找工作的人数比2005年少了50万人。可见劳动力供给锐减明显。
以深圳为例。在历史上，深圳曾有过三次大的民工潮，民工潮的三起三落，也正是深圳的三次经济大调整时期。但总的来说，20年来，深圳以及珠三角一直处于独享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地位。
请都请不来的劳动力
自2001年起，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深圳仍旧是打工者们朝思暮想的圣地。但是，进入成本颇高。中国青年报曾以一名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的普通劳动者为例，一个普通打工者进入深圳仅仅“办证”就要800多元。其中暂住证是300元。
后因孙志刚事件，暂住证取消，但深圳市政府又于2004年初决心继续推进“净畅宁工程”，其梳理行动涉及流动人口百万人。深圳市政府认为，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往往居住在城乡结合带、棚户区和“城中村”，形成了大面积的违章建筑(无房契和地契)，这些“问题人口”不利于城市发展。
据刘开明介绍，百万人口大梳理行动最后对控制外来流动人口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今日看来，这或许是一件幸事。
“那时，外来劳动力是赶都赶不走。”刘开明说。但从政府角度来说，对外来人口始终是管制的政策导向。虽然在这座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里，多数人都是没有当地户口的。深圳市政府也绝没有想到，仅仅3年以后，他们就要为劳动力不足而发愁。从“赶都赶不走”到“请都请不来”。
深圳市政府开始采用“组织对口支援”的方式，希望从兄弟省份找些劳动力来，到了当地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比如在江西万载的一个乡，对方就表示，当地有政策，一户人家至少要留一个劳动力在省内，对口支援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可是，随着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农村每个家庭的劳动力人口都在减少。
产业升级的空间与时间
不仅是劳动力的紧缺，耐人寻味的是，通过走访两地记者发现，此次制造业内一些中小企业的出局，除了受迫于大环境的紧逼外，还有一定政府推动的痕迹。
在东莞市，东莞市政府领导在被问及关于企业迁出东莞时表示：“综合分析近期相关部门的信息表明，目前并未出现大规模和行业性的产业转移现象。少数企业转移出现在部分特定行业和部分用地紧张的区域。”招商局一位副局长却在私下表示，对于一些能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企业，政府甚至希望他们赶快转移出去。
这些企业转移出去之后所腾挪出来的空间，正是为东莞当地所期望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准备。然而，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引入上，东莞事实上未必会比深圳有更好的前景，只是现在暂时还没有明显暴露。
毕竟，东莞过去根本没有什么自身的高科技企业，也无从谈到流失。现在所引人瞩目的华为，也不过是从深圳“抢”来的。况且，东莞和深圳同样土地紧张，企业迁至东莞未必比深圳更有空间。不幸的是，深圳和东莞一样缺乏高校集群。所以，两者在定位间也多有重叠，这种重叠本身就是转型中的一种成本。
深圳高新企业的今天未必不是东莞的明天，两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不是土地、劳动力而是时间。深圳和东莞究竟还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可以发展出真正植根于自身的高新技术企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