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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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亚洲睛雨表》2008年的数据，检测影响亚太六个国家的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国民对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相关联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和公安的满意度在他们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量。个人对收入、工作和住房的满意度也占有重要的份量。受访者如果认为政府严重腐败或官员一旦当选就再不关心国民，他们就会对政绩表现加以否定。一个国家的经济争件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当一国经济迅速发展时，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就会大很多。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不同城市或地区的国民可能会对政府有不同的评价，这表明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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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外语部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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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承蒙原文作者审阅,译者在此深表谢忱.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利用《亚洲睛雨表》2008年的数据，检测影响亚太六个国家的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国民对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相关联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和公安的满意度在他们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量。个人对收入、工作和住房的满意度也占有重要的份量。受访者如果认为政府严重腐败或官员一旦当选就再不关心国民，他们就会对政绩表现加以否定。一个国家的经济争件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当一国经济迅速发展时，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就会大很多。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不同城市或地区的国民可能会对政府有不同的评价，这表明许多相关变量并没有在这次调查中得到反映。最后还要指出，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似乎与国际组织对治理质量的评估大相径庭，如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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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中国与印度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体制灵活性和政治定位上，两国则相去甚远。1978年，中国开始了体制改革，随后印度也开始了改革。在这一轮改革启动之初，中国就已经在竞赛中遥遥领先了。文章试图解释两国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的不同绩效，特别是在改革前的农业部门有诸多不同之处，并强调中国全民动员转型模式的力量与印度长期体制僵化和障碍之间的强烈对比。改革之后，在消极的社会功能中出现的一种融合进程，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聚合而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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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俞可平教授主编的《科学发展观与政府创新》（2009年度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本蓝皮书以“科学发展观与政府创新”为主题，不仅系统地梳理了2008-2009年度中国政府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而且结合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项目，重点介绍了国内政府创新的若干典型案例。
有关党内民主有何裨益的争议尚无定论。争议双方看似都能据理力争，但都并非无懈可击。文章认为基于特定的政治举措以及各政党的政治环境，党内民主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激烈动荡的政治局势则表现为更多政治联盟、转投。的出现以及新政党的形成，聚焦于此，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剖析党内民主措施的利弊，文章提出了5项主要挑战。
早期为党内民主辩护的尝试已经失败。要么是因为这些尝试与民主的前提不一致，要么是因为那些前提本身存在缺陷。文章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为党内民主派别的可行性进行辩护。为了在不同的协商领域之间建立纵向联系，在竞争性议题之间建立横向联系，政党应该实行内部民主。此外，党内民主有义务向公众解释制定政策的议事日程，在认为必要时提供二级原则，证明党内民主实践出现例外是正常的。文章最后认为，为了实现党内协商民主的理想，政党应该采取一些制度上的措施。
文章借鉴美国农产品物流的经验，对中美农产品物流进行了分类比较，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农产品物流分为大宗农产品物流、水果与蔬菜物流及肉类农产品物流三大类。在农产品现代物流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创新制度和组织形式，促使企业从瓜分流通利润的竞争转变为谋求整体增值的合作，这就需要政府为农产品供应链物流的发展创造良性的运营环境。
由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目前西方国家内部问题重重，新自由主义政策濒一临终结。当前全球各国都面临着金融战争，美元本位制是美国向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手段，金融寡头开始转向亚洲吸取经济剩余，西方国家试图压制中国从而使中国面临潜在的军事威胁。文章建议，中国在未来三十年应着重发展实体经济，妥善解决好农业和食品问题，防范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渗透；完善税收体制，降低生活、经营成本和公共服务价格；充分发挥中央银行作用，加强资本管制，确立人民币国际地位并参与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文章建议中国要借鉴西方古典
2010年12月10日，中央编译局在京召开了纪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简称《比较》杂志）创刊25周年座谈会，会议由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比较》杂志社社长何增科研究员主持。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肯定了《比较》杂志2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并就杂志未来的办刊方向以及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发言。现将发言内容摘要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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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发展型国家理论（developmental state）和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模型（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在当代中国都不适用。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理论都包含了中国改革的某些元素，但是它们的基本假设和预测却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与发展型国家理论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没有系统地将信贷资源配置给大多数的生产性部门。因而这些部门不得不依赖于非正规融资渠道。与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模型的预测相反，财政分权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导致地方政府以囤积预算外收入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