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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过去200年间，全世界至少有100个考察队风餐露宿，寻找过成吉思汗陵寝，但全部无果而终。
寻找成吉思汗陵最新的发现，来自宁夏的地质工作者兼蒙元历史研究者王景武。
已退休的王景武介绍，根据全世界专家多年来的搜寻和研究，解开成陵之谜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六盘山”、“阿尔泰”、“肯特山”、“起辇谷”等。一些专家近年来把焦点集中在宁夏固原的“六盘山”以及外蒙古的“肯特山”等地，但根据他自己的研究，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宁夏贺兰县金山乡鹿盘寺一带。
根据王景武提出的“贺兰山说”，除成吉思汗外，托雷、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蒙元各大汗和皇帝的陵墓及陪葬墓都在这里，初步探察有20多座帝陵以及若干11个为一组的帝陵敖包。其中疑似忽必烈陵区的建筑面积多达数万平方米，陵寝下方还有一深潭，潭旁人工用石块砌成一条巨大青龙，今天痕迹犹存。
被指为成吉思汗真正陵寝的地方两侧各有一个10多米高的敖包，而在现场随意捡拾的几块碎瓷片，经知名专家、《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作者宁治超先生鉴定，均为宋元时期的瓷器，其中有几块薄胎瓷片尤为宁先生所称道。
在疑似忽必烈的陵寝前，有一座约10米高的藏传佛教“转世坛城”风格的方形建筑，周围散落着大量古旧砖块、瓷器、琉璃瓦、瓦当等残片。
隐藏在岩壁上的秘密
王景武试图破解成陵之谜的最初线索，来自对贺兰山岩画的另类解读。
南北走向的贺兰山位于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古阿拉善高原之间，绵延250余公里，是宁夏境内最高峰。
贺兰山重叠绵延，巍峨高大，既削弱了南下的西伯利亚高压冷气流，又阻截了沙漠的东侵，是分隔温带荒漠草原与温带荒漠、季风气候区与非季风气候区、内流流域与外流流域的分水岭，也是半农半牧区与纯牧区的分界线。其许多沟谷，平时是贸易交通要道，战时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数以百计的不同风格的古老岩画。
这些岩画有的以草原动物为主，有的类似人面，有的以乘骑征战人物形象等为主。目前，很多专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岩画绘制于新、旧石器时代或铁器时代早期。
但王景武认为，这些岩画分别绘制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中一些很可能是蒙古人祭祀成吉思汗及蒙元历代帝王陵寝的“路线示意图”。
他发现，从青海、新疆等地的一些山麓开始就能够看到这些岩画，其中在一些大的驿站附近，比如今天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满都拉山和巴盟的狼山，所找到的岩画和贺兰山里的一些岩画很类似，都是指向某一特定位置的。他还发现，这些岩画所指示的线路有好几条，有的是能走几十匹马的小道，有的则是可以走成百上千匹马的大路。
“因为人马每天都要补充饮水，所以这些岩画主要是为了指明下一个水源地的方位和路程。沿着岩画所指引的方向，一般都能发现水源，有的即使现在找不到，也依稀可以找到当年的河床或者泉眼。”他说。
在他看来，贺兰山岩画中的一部分的绘制时期并没有那么早：它们是当时只有一些蒙古人了解的路线密码。这个路线既是当时的祭祀路线，也在后来的多次战争中被使用。顺着岩画指示的方向，他认为他最终找到了成吉思汗真正的安息之地。
“太阳神”实为成陵平面图？
王景武认为他发现的另外一个“秘密”，是那幅举世闻名、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贺兰山“太阳神”岩画，其实“正是成吉思汗陵寝的平面图”。
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中最有名的一幅，一般专家都认为这是先民们“太阳崇拜”的一个图腾。但是经过仔细比对，王景武认为这幅岩画是成吉思汗去世后画的，是记录成陵位置和特征的一个秘符，其图案和后来他发现的疑似成吉思汗陵平面图几乎如出一辙。
他说，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寝位于一座帽形尖山的下方，前方两侧到现在还各有一眼泉水，这就是“太阳神岩画”的两只眼睛，而“太阳神”的两个前伸的角，实际上是成陵前方两个人工修饰的月牙形土丘，代表了蒙古人对牛羊等有角动物的食物崇拜，而“太阳神”鼻子、嘴巴和下巴等，则代表了成陵前的甬道和象征乾卦的六块人造梯田。
有趣的是，这幅所谓“太阳神”的岩画图案，也和部分地区蒙古妇女的尖帽长角头饰惊人地相似。这种头饰，据说是也遂夫人为了纪念成吉思汗而设计的。王景武认为，也遂夫人创造这种头饰的灵感“当然不是来自那幅岩画，而是直接来源于成陵的形状”。
“不宜急于下结论”
事实上，关于成陵之谜的讨论这些年来一直时断时续。曾任宁夏大学校长的著名民族史专家陈育宁介绍，1915年北大教授张相文和蒙古史专家屠寄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连续发表文章，首次将成陵之谜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并辩论了两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话题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但他们谁也不能说服谁。此后近百年来，有关这一谜题新的发现时有所闻，但都不具备充分的证据。
陈育宁说，按照蒙古族的习俗，蒙古“汗”的墓地都是保密的。因为要保密，所以地面才无迹可寻。这除了与原始宗教有关外，更重要的还是由游牧民族流动迁徙过于频繁所决定的。而残酷的战争则难保地盘得而复失，只有秘葬才能保证墓地不被敌方破坏。
陈育宁在分析史书上有关成陵的记载时发现，时间离成吉思汗病逝时间越近的，反而越含糊不清，似乎在有意回避。而此后的文献，虽然也有提及，但多是语焉不详，加之地名演变、翻译变化、民间传说、后人推测，就使得成吉思汗的真正墓地，更加扑朔迷离。
“有秘密，就有人探秘。除了部分专家学者纸上谈兵之外，还有许多人不远千里进行实地探寻。远的不说，就是最近20多年间，这种探寻活动不但仍未停止，而且有不断升温的趋势，有些国家、有些机构甚至不惜投入、动用精密仪器、调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掘地三尺进行大规模搜寻。”他说。
在陈育宁看来，古人秘葬成吉思汗，就是为了不让后人知道，现在看来，“他们很好地实现了这个意图”。他说，研究成陵之谜可以，但在证据和资料不充分、时机不成熟特别是民族心理不能承受的情况下，“不宜到处搞挖掘，也不宜急于下结论”。
对于王景武的最新发现，宁夏自治区文物局一位副局长表示，接到有关信息后，他们曾组织过考察，考察结论是不认可王景武的说法。但王景武说，文物局的所谓考察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甚至都并没有邀请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他参与，也没有对他提出的有关证据做出任何正面回应。
“他们连我说的具体位置都不知道，又是如何组织考察的呢？”王景武说，“很多专家一听我的身份，就立刻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有的没听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出来了。”
最令王景武着急的是，他所发现的疑似成吉思汗陵寝的所在地目前正遭受一条即将贯通的公路的严重威胁，“哪怕我的发现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有关方面也应立即引起重视并展开真正负责任的调查，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摘自《环球》2012.6.11
寻找成吉思汗陵最新的发现，来自宁夏的地质工作者兼蒙元历史研究者王景武。
已退休的王景武介绍，根据全世界专家多年来的搜寻和研究，解开成陵之谜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六盘山”、“阿尔泰”、“肯特山”、“起辇谷”等。一些专家近年来把焦点集中在宁夏固原的“六盘山”以及外蒙古的“肯特山”等地，但根据他自己的研究，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宁夏贺兰县金山乡鹿盘寺一带。
根据王景武提出的“贺兰山说”，除成吉思汗外，托雷、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蒙元各大汗和皇帝的陵墓及陪葬墓都在这里，初步探察有20多座帝陵以及若干11个为一组的帝陵敖包。其中疑似忽必烈陵区的建筑面积多达数万平方米，陵寝下方还有一深潭，潭旁人工用石块砌成一条巨大青龙，今天痕迹犹存。
被指为成吉思汗真正陵寝的地方两侧各有一个10多米高的敖包，而在现场随意捡拾的几块碎瓷片，经知名专家、《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作者宁治超先生鉴定，均为宋元时期的瓷器，其中有几块薄胎瓷片尤为宁先生所称道。
在疑似忽必烈的陵寝前，有一座约10米高的藏传佛教“转世坛城”风格的方形建筑，周围散落着大量古旧砖块、瓷器、琉璃瓦、瓦当等残片。
隐藏在岩壁上的秘密
王景武试图破解成陵之谜的最初线索，来自对贺兰山岩画的另类解读。
南北走向的贺兰山位于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古阿拉善高原之间，绵延250余公里，是宁夏境内最高峰。
贺兰山重叠绵延，巍峨高大，既削弱了南下的西伯利亚高压冷气流，又阻截了沙漠的东侵，是分隔温带荒漠草原与温带荒漠、季风气候区与非季风气候区、内流流域与外流流域的分水岭，也是半农半牧区与纯牧区的分界线。其许多沟谷，平时是贸易交通要道，战时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数以百计的不同风格的古老岩画。
这些岩画有的以草原动物为主，有的类似人面，有的以乘骑征战人物形象等为主。目前，很多专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岩画绘制于新、旧石器时代或铁器时代早期。
但王景武认为，这些岩画分别绘制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中一些很可能是蒙古人祭祀成吉思汗及蒙元历代帝王陵寝的“路线示意图”。
他发现，从青海、新疆等地的一些山麓开始就能够看到这些岩画，其中在一些大的驿站附近，比如今天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满都拉山和巴盟的狼山，所找到的岩画和贺兰山里的一些岩画很类似，都是指向某一特定位置的。他还发现，这些岩画所指示的线路有好几条，有的是能走几十匹马的小道，有的则是可以走成百上千匹马的大路。
“因为人马每天都要补充饮水，所以这些岩画主要是为了指明下一个水源地的方位和路程。沿着岩画所指引的方向，一般都能发现水源，有的即使现在找不到，也依稀可以找到当年的河床或者泉眼。”他说。
在他看来，贺兰山岩画中的一部分的绘制时期并没有那么早：它们是当时只有一些蒙古人了解的路线密码。这个路线既是当时的祭祀路线，也在后来的多次战争中被使用。顺着岩画指示的方向，他认为他最终找到了成吉思汗真正的安息之地。
“太阳神”实为成陵平面图？
王景武认为他发现的另外一个“秘密”，是那幅举世闻名、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贺兰山“太阳神”岩画，其实“正是成吉思汗陵寝的平面图”。
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中最有名的一幅，一般专家都认为这是先民们“太阳崇拜”的一个图腾。但是经过仔细比对，王景武认为这幅岩画是成吉思汗去世后画的，是记录成陵位置和特征的一个秘符，其图案和后来他发现的疑似成吉思汗陵平面图几乎如出一辙。
他说，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寝位于一座帽形尖山的下方，前方两侧到现在还各有一眼泉水，这就是“太阳神岩画”的两只眼睛，而“太阳神”的两个前伸的角，实际上是成陵前方两个人工修饰的月牙形土丘，代表了蒙古人对牛羊等有角动物的食物崇拜，而“太阳神”鼻子、嘴巴和下巴等，则代表了成陵前的甬道和象征乾卦的六块人造梯田。
有趣的是，这幅所谓“太阳神”的岩画图案，也和部分地区蒙古妇女的尖帽长角头饰惊人地相似。这种头饰，据说是也遂夫人为了纪念成吉思汗而设计的。王景武认为，也遂夫人创造这种头饰的灵感“当然不是来自那幅岩画，而是直接来源于成陵的形状”。
“不宜急于下结论”
事实上，关于成陵之谜的讨论这些年来一直时断时续。曾任宁夏大学校长的著名民族史专家陈育宁介绍，1915年北大教授张相文和蒙古史专家屠寄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连续发表文章，首次将成陵之谜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并辩论了两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话题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但他们谁也不能说服谁。此后近百年来，有关这一谜题新的发现时有所闻，但都不具备充分的证据。
陈育宁说，按照蒙古族的习俗，蒙古“汗”的墓地都是保密的。因为要保密，所以地面才无迹可寻。这除了与原始宗教有关外，更重要的还是由游牧民族流动迁徙过于频繁所决定的。而残酷的战争则难保地盘得而复失，只有秘葬才能保证墓地不被敌方破坏。
陈育宁在分析史书上有关成陵的记载时发现，时间离成吉思汗病逝时间越近的，反而越含糊不清，似乎在有意回避。而此后的文献，虽然也有提及，但多是语焉不详，加之地名演变、翻译变化、民间传说、后人推测，就使得成吉思汗的真正墓地，更加扑朔迷离。
“有秘密，就有人探秘。除了部分专家学者纸上谈兵之外，还有许多人不远千里进行实地探寻。远的不说，就是最近20多年间，这种探寻活动不但仍未停止，而且有不断升温的趋势，有些国家、有些机构甚至不惜投入、动用精密仪器、调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掘地三尺进行大规模搜寻。”他说。
在陈育宁看来，古人秘葬成吉思汗，就是为了不让后人知道，现在看来，“他们很好地实现了这个意图”。他说，研究成陵之谜可以，但在证据和资料不充分、时机不成熟特别是民族心理不能承受的情况下，“不宜到处搞挖掘，也不宜急于下结论”。
对于王景武的最新发现，宁夏自治区文物局一位副局长表示，接到有关信息后，他们曾组织过考察，考察结论是不认可王景武的说法。但王景武说，文物局的所谓考察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甚至都并没有邀请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他参与，也没有对他提出的有关证据做出任何正面回应。
“他们连我说的具体位置都不知道，又是如何组织考察的呢？”王景武说，“很多专家一听我的身份，就立刻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有的没听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出来了。”
最令王景武着急的是，他所发现的疑似成吉思汗陵寝的所在地目前正遭受一条即将贯通的公路的严重威胁，“哪怕我的发现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有关方面也应立即引起重视并展开真正负责任的调查，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摘自《环球》201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