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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年”文革的语境变量充满了政治角力和阶级革命。本文借助勒费维尔操控论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描述在当权赞助人即“文革”集团的干预下，以“反帝反封”和“斗资批修”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革命性第一”的权力话语全面操控着翻译活动，翻译文学因此沦为执政党党内不同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工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 “文革”期间翻译文学 勒费维尔操控论 意识形态 赞助人 诗学观
一、引言
“文革”十年是“政治压倒一切”的十年，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政治运动”和以“斗资批修”为出发点的文化整风，从根本上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正常进行，成为“自晚清起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来的最低潮”（马士奎，2003：65）。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文学》、《翻译通报》等刊物停办，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几乎空白。由于上述原因，学界对该阶段的翻译史研究重视不够，该时期的翻译常常被认为是“百花凋零”而一笔带过。目前，对“文革”期间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史学维度描述当时的翻译状况，二是尝试从文化视域对当时的翻译实践进行粗线条勾勒，三是结合一定翻译理论，对某一具体的翻译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依据，另一方面作出了有益的理论尝试。本文拟借助勒费维尔操控论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对该时期的外国翻译文学进行描述性研究。
二、勒费维尔的翻译操控论
勒费维尔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受制于种种翻译规范，这些规范有语言的，有诗学的，也有意识形态的。”（Lefevere，2004a：39）作为改写的翻译主要受三个因素的限制：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多面的，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规范我们行为的惯例、伦理道德及信仰等、它可能与译者所信奉的相符合，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赞助人是指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他可以是个人、宗教团体、政党、出版社、权力机构或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等（Lefevere，2004a：17）。作为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文学手段、文学类型、文学的基本模式，人物原型及象征等；二是对某一社会系统中文学功能是什么或该是什么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要获得认同，获得关注，并在读者当中产生影响或共鸣，它选择的主题就必须与特定的社会系统紧密相连（Lefevere，2004a：26）。
一般而言，翻译赞助人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总是与权力相互交织，反映了一定社会需要的思维体系，以及身处这一社会和阶级中个人的感知常态。在翻译领域，诗学的社会功能与诗学范畴之外的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共同规范着真实的翻译过程，从而使翻译在文学系统诗学的构建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操控论与“文革”语境下的翻译文学
1.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民族存亡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特别是当时身处西方各大帝国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强烈地表达出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政治诉求。在积极建设独立民族国家的新历史语境下，翻译也必然顺应这一要求，成为服务于政治经济的新文化。1951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上”，沈志远明确指出，人民政府把翻译工作作为庄严的政治任务来看待，提出翻译工作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两大根本性任务——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孟昭毅、李载道，2005：283）。可以说，翻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一直是当时文艺界的主旋律。出于上述需要，翻译工作也由原来的个人行为转变为有计划的、有制度的组织行为，这为后来“文革”中翻译活动被赞助人全面操控奠定了制度基础。
1966年，随着“文革”的到来，党内政治集团出现分裂，反封反帝、斗资批修、阶级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总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文革”第一阶段（1966—1971），主流意识形态过度注重政治斗争、盲目排外，闭关锁国，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停滞，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发生严重分歧，如“四人帮”集团认为当时的苏联已经变黑变修，不能为我所用。相应的，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仅没有英美文学的影子，而且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冷却下来。在第二阶段（1972—1976），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中国被视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明显好转，不仅有大量译自苏联和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而且有少数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有人统计，“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翻译文学几乎都是在1971年后出现的，共计22本，其中1972—1973年出版10本，1974年1本，1975年7本，1976年4本（李晶，2008：38）。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还是西方文学，在选材上的意识形态取向都十分明显，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政治考虑”：一是顺应我国的外交时局。译介亚非拉国家的文学，是因为中国成为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反对美苏争霸，继续保持和弱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译介西方资本主义如美法文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向。二是有利于当权集团在党内的政治斗争，目的在于通过揭露西方国家腐朽的阴暗面，震慑党内的敌对势力，强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造。
2.赞助人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如前所述，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无论是个体的、机构的甚至政治集团的赞助人，都对文学文化活动进行着下意识的操控，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和出版，一方面在经济方面给译者一定津贴或职位，另一方面决定着译作和译者的社会地位，从而使翻译产品与赞助人的期待视野相符合。可以这样说，赞助人时刻都在操控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在极权社会中，这种操控尤为明显（Lefevere，2004a：15）。
“文革”时期，赞助人把对翻译的操控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方面严防死守，层层把关，就连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也不放过，如译作的行文方式、表达习惯、所用语言等也都有相应要求。谢天振曾这样描述“文革”赞助人对翻译的控制行为：“这只无形的手已经变成了一只有形的手。它从背后走到台前，并且直接对文学翻译中的每一部（篇）作品进行非常直接和十分具体的干预和操控。”在这种情形下，翻译赞助人就是当权政治集团，他们主宰了话语权。这种主宰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翻译选材上有完全决定权；二是译者作为独立个人的主体性绝对丧失。
“文革”前期，“四人帮”集团的意识形态是反帝反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因此其文艺方针就是对中外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些都是封建思想残余，是资产阶级文化，必须与之决裂。1970年，该集团又提出必须彻底批判古和洋的东西，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进行改造，使之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服务（李晶，2008：33）。在赞助人的上述意识形态指引下，从1966年到1971年五年间，几乎没有一本外国翻译文学作品公开出版。后来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的恢复，以及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外交方略，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盲目排外的对外关系。这一时期的翻译，多数是同中国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
赞助人对翻译文学的操控，也造成了作为主体性译者的被操控格局。勒费维尔说：“译者在处理与赞助人的关系时往往没有什么自由，至少，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翻译作品能够出版的话，情况更是如此。”（Lefevere，2004b：19）“文革”期间，译者不仅在翻译问题上没有话语权，无权决定什么该译、什么不该译，甚至连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全。许多著名翻译家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关进“牛棚”或去“五七”干校劳动；广大翻译工作者，个体性也早已不复存在，往往寄生于某个机构组织中，如“某某出版社编译室”、“某某翻译连”等，在译作上没有署名权，即便署名，要么是“齐干”、“齐毅”，要么是“某某工农兵学员”等之类完全模糊的概念。草婴在谈到当时的翻译情况时说：“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我家里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很心痛。”（孟昭毅，李载道，2005：398）
3.诗学观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勒费维尔认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Lefevere，2004b：125）。也就是说，翻译文学要树立怎样的思想观念，翻译过程中使用何种文学话语，其决策并非是自由随意的，一方面必定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左右，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当权赞助人的诗学形态或当时主流的时代语言。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要么重合，要么冲突，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要出版译作，译者个人的诗学观必须隐形，让位于赞助人的诗学观。
建国以来，中国文艺界一贯倡导文学文艺应为时局服务，为政治服务。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向。在文学批评中，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后来，沈志远在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明确了翻译工作的政治性。到了“文革”时期，文学批评领域内“政治标准第一”的指导方针使多数外国文学被打上了“封、资、修”的烙印。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等“文革”集团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达成了几点意见，认为文艺工作要“破”要“立”，“破”的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立”的是“无产阶级文艺样板”（李晶，2008：32）。
在上述诗学观的影响下，“文革”前几年，文艺界几乎没有公开发行出版的翻译作品，“革命样板戏”得到广泛发展。后来随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周恩来相继提出应繁荣文艺。在翻译方面，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文学的译介才逐渐恢复起来。
赞助人诗学观不仅体现在文艺方针方面，而且体现在具体的语言风格和对外国语言的运用问题上。茅盾把文学翻译提高到了艺术创造的水平上来，重申了翻译标准的“信、达、雅”，还探讨了译文的语言运用问题。他说：“翻译家和作家一样，也应当从生活中去发掘适合的语汇，或者提炼出新的词汇……但要从外国作品中去吸收新的语汇和表现方法，必须是在本国语言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去吸收而加以融化。”（茅盾，1984：507）
当时文艺界及上层官方的文艺政策为翻译活动指明了方向标：一方面，在翻译文学的选材上首先要根据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促进传播“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诗学观念，译介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外国文学。另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应用和译文风格上，译者应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避免使用干巴巴的、拖泥带水的洋腔洋调。“文革”期间重译Evolution
关键词： “文革”期间翻译文学 勒费维尔操控论 意识形态 赞助人 诗学观
一、引言
“文革”十年是“政治压倒一切”的十年，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政治运动”和以“斗资批修”为出发点的文化整风，从根本上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正常进行，成为“自晚清起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来的最低潮”（马士奎，2003：65）。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文学》、《翻译通报》等刊物停办，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几乎空白。由于上述原因，学界对该阶段的翻译史研究重视不够，该时期的翻译常常被认为是“百花凋零”而一笔带过。目前，对“文革”期间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史学维度描述当时的翻译状况，二是尝试从文化视域对当时的翻译实践进行粗线条勾勒，三是结合一定翻译理论，对某一具体的翻译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依据，另一方面作出了有益的理论尝试。本文拟借助勒费维尔操控论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对该时期的外国翻译文学进行描述性研究。
二、勒费维尔的翻译操控论
勒费维尔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受制于种种翻译规范，这些规范有语言的，有诗学的，也有意识形态的。”（Lefevere，2004a：39）作为改写的翻译主要受三个因素的限制：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多面的，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规范我们行为的惯例、伦理道德及信仰等、它可能与译者所信奉的相符合，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赞助人是指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他可以是个人、宗教团体、政党、出版社、权力机构或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等（Lefevere，2004a：17）。作为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文学手段、文学类型、文学的基本模式，人物原型及象征等；二是对某一社会系统中文学功能是什么或该是什么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要获得认同，获得关注，并在读者当中产生影响或共鸣，它选择的主题就必须与特定的社会系统紧密相连（Lefevere，2004a：26）。
一般而言，翻译赞助人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总是与权力相互交织，反映了一定社会需要的思维体系，以及身处这一社会和阶级中个人的感知常态。在翻译领域，诗学的社会功能与诗学范畴之外的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共同规范着真实的翻译过程，从而使翻译在文学系统诗学的构建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操控论与“文革”语境下的翻译文学
1.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民族存亡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特别是当时身处西方各大帝国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强烈地表达出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政治诉求。在积极建设独立民族国家的新历史语境下，翻译也必然顺应这一要求，成为服务于政治经济的新文化。1951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上”，沈志远明确指出，人民政府把翻译工作作为庄严的政治任务来看待，提出翻译工作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两大根本性任务——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孟昭毅、李载道，2005：283）。可以说，翻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一直是当时文艺界的主旋律。出于上述需要，翻译工作也由原来的个人行为转变为有计划的、有制度的组织行为，这为后来“文革”中翻译活动被赞助人全面操控奠定了制度基础。
1966年，随着“文革”的到来，党内政治集团出现分裂，反封反帝、斗资批修、阶级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总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文革”第一阶段（1966—1971），主流意识形态过度注重政治斗争、盲目排外，闭关锁国，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停滞，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发生严重分歧，如“四人帮”集团认为当时的苏联已经变黑变修，不能为我所用。相应的，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仅没有英美文学的影子，而且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冷却下来。在第二阶段（1972—1976），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中国被视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明显好转，不仅有大量译自苏联和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而且有少数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有人统计，“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翻译文学几乎都是在1971年后出现的，共计22本，其中1972—1973年出版10本，1974年1本，1975年7本，1976年4本（李晶，2008：38）。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还是西方文学，在选材上的意识形态取向都十分明显，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政治考虑”：一是顺应我国的外交时局。译介亚非拉国家的文学，是因为中国成为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反对美苏争霸，继续保持和弱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译介西方资本主义如美法文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向。二是有利于当权集团在党内的政治斗争，目的在于通过揭露西方国家腐朽的阴暗面，震慑党内的敌对势力，强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造。
2.赞助人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如前所述，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无论是个体的、机构的甚至政治集团的赞助人，都对文学文化活动进行着下意识的操控，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和出版，一方面在经济方面给译者一定津贴或职位，另一方面决定着译作和译者的社会地位，从而使翻译产品与赞助人的期待视野相符合。可以这样说，赞助人时刻都在操控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在极权社会中，这种操控尤为明显（Lefevere，2004a：15）。
“文革”时期，赞助人把对翻译的操控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方面严防死守，层层把关，就连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也不放过，如译作的行文方式、表达习惯、所用语言等也都有相应要求。谢天振曾这样描述“文革”赞助人对翻译的控制行为：“这只无形的手已经变成了一只有形的手。它从背后走到台前，并且直接对文学翻译中的每一部（篇）作品进行非常直接和十分具体的干预和操控。”在这种情形下，翻译赞助人就是当权政治集团，他们主宰了话语权。这种主宰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翻译选材上有完全决定权；二是译者作为独立个人的主体性绝对丧失。
“文革”前期，“四人帮”集团的意识形态是反帝反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因此其文艺方针就是对中外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些都是封建思想残余，是资产阶级文化，必须与之决裂。1970年，该集团又提出必须彻底批判古和洋的东西，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进行改造，使之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服务（李晶，2008：33）。在赞助人的上述意识形态指引下，从1966年到1971年五年间，几乎没有一本外国翻译文学作品公开出版。后来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的恢复，以及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外交方略，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盲目排外的对外关系。这一时期的翻译，多数是同中国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
赞助人对翻译文学的操控，也造成了作为主体性译者的被操控格局。勒费维尔说：“译者在处理与赞助人的关系时往往没有什么自由，至少，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翻译作品能够出版的话，情况更是如此。”（Lefevere，2004b：19）“文革”期间，译者不仅在翻译问题上没有话语权，无权决定什么该译、什么不该译，甚至连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全。许多著名翻译家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关进“牛棚”或去“五七”干校劳动；广大翻译工作者，个体性也早已不复存在，往往寄生于某个机构组织中，如“某某出版社编译室”、“某某翻译连”等，在译作上没有署名权，即便署名，要么是“齐干”、“齐毅”，要么是“某某工农兵学员”等之类完全模糊的概念。草婴在谈到当时的翻译情况时说：“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我家里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很心痛。”（孟昭毅，李载道，2005：398）
3.诗学观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勒费维尔认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Lefevere，2004b：125）。也就是说，翻译文学要树立怎样的思想观念，翻译过程中使用何种文学话语，其决策并非是自由随意的，一方面必定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左右，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当权赞助人的诗学形态或当时主流的时代语言。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要么重合，要么冲突，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要出版译作，译者个人的诗学观必须隐形，让位于赞助人的诗学观。
建国以来，中国文艺界一贯倡导文学文艺应为时局服务，为政治服务。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向。在文学批评中，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后来，沈志远在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明确了翻译工作的政治性。到了“文革”时期，文学批评领域内“政治标准第一”的指导方针使多数外国文学被打上了“封、资、修”的烙印。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等“文革”集团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达成了几点意见，认为文艺工作要“破”要“立”，“破”的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立”的是“无产阶级文艺样板”（李晶，2008：32）。
在上述诗学观的影响下，“文革”前几年，文艺界几乎没有公开发行出版的翻译作品，“革命样板戏”得到广泛发展。后来随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周恩来相继提出应繁荣文艺。在翻译方面，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文学的译介才逐渐恢复起来。
赞助人诗学观不仅体现在文艺方针方面，而且体现在具体的语言风格和对外国语言的运用问题上。茅盾把文学翻译提高到了艺术创造的水平上来，重申了翻译标准的“信、达、雅”，还探讨了译文的语言运用问题。他说：“翻译家和作家一样，也应当从生活中去发掘适合的语汇，或者提炼出新的词汇……但要从外国作品中去吸收新的语汇和表现方法，必须是在本国语言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去吸收而加以融化。”（茅盾，1984：507）
当时文艺界及上层官方的文艺政策为翻译活动指明了方向标：一方面，在翻译文学的选材上首先要根据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促进传播“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诗学观念，译介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外国文学。另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应用和译文风格上，译者应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避免使用干巴巴的、拖泥带水的洋腔洋调。“文革”期间重译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