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信仰事件也层出不穷。
　　近日惊闻河南省某县有七旬老人土地庙里供奉县长，跪求神仙，帮助乞讨医疗费。据说，该县县长还是出名的“包青天”，为官清廉正直，深得老百姓信任和爱戴。但是，县长工作繁忙，老人只能把县长的肖像挂在庙里，如跪拜神灵一样，跪求县长百忙之中过问此事。然而，官方知情之后，认为这是“人身侮辱”。
　　曾记得近年来随着日益复兴的民间信仰。老百姓觉得某些政府官员不可信赖，只好去庙里求神拜佛。以表示对这些官员的一种批评。现在倒好，神灵不灵了，反过来，人们又把官员奉为神灵来崇拜，拜神如求官，祭神如祭官。由此看出，所谓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似乎总是在官员与神灵之间摇摆，并且是以官员、权力作为信仰的核心。
　　300多年前，意大利的利玛窦说，“中国人虽然礼敬偶像”，但“他们对于神的敬畏心。实在太薄弱”。因为“中国人主要的偶像，就是他们的官吏”。200多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似乎很偏激，但振聋发聩。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几百年过去了，某些周人的宗教依旧还是做官，老百姓拜神与求官，求官与信神，往往高度一致。
　　传统中国，老百姓跪求官员，天经地义。皇帝就是代天立言的天子，官员就是统治百姓的神明。千百年来。国人求帝皇、拜官员，跪天、跪地、跪祖宗，长期左右我们的民族信仰。虽然，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朝制度，取消了百姓向官员下跪的戒律。但是就信仰习惯言之，在庶民百姓对官员的敬拜层面，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真正地站起来。老百姓见官员不再下跪，但在心理上，往往依旧敬拜如神灵。
　　与此相应的是，有关部门对各地民间信仰的管理，也大多遵照行政系统中的权力关系进行分等，使得地方宗教神灵的庞大谱系、千百位神明的品级地位，都完全依照官制系统来进行设置，宗教信仰关系也被置于同级官府的等级标准之下，出现了“局级和尚”、“处级道士”等奇怪的称谓。公权力因此也被高度地、严格地神圣化了。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河南百姓求官与求神差不多同一个时段里面，南方某县县长却因祖坟风水而阻难农民创业。农民贷款在一块地创业，因此被该县县长阻难，认为该地距他家祖坟只有50米，坏了风水。此类现象，近年来也不乏先例。如重庆某区因为办公楼的风水被阻，要强行拆掉对方的建筑；又如某地政府办公楼的建设，事先请来风水师予以测算，甚至有领导班子人员的搭配，也要清神汉巫师来进行性格预测云云。这说明在某些官员那里，公权力已经异化，他们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而是借助于神灵信仰，使他们手中的权力神圣化。
　　这些官员们不但前呼后拥，指点江山，而且官威加上神威，公权力加上神化的权力形式，谁敢不听，谁敢不从。公权力利用了传统信仰的形式，以此影响社会、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在一些国人的以目中，官员胜过神明，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生、管死。而中国人信奉的神灵，很多本来是立德、立言、立功之大人物变现的，比如岳飞、关羽等等。古诗所谓“犬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有田俱种玉，无地不栽花”。世间的权势与财富，既是权力的象征，同时也象征着权力的神圣。不但权势压人，而且神权压人。
　　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曾经是束缚中国人的四大绳索。没有想到的是，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这束缚中国人民四大绳索之一的神权，某些地方官员权力的变质与异化，如今又借助于传统信仰而再度复活了。因此不难理解，某些国人的宗教就是当官，信仰就是发财。所以，解决这种信仰危机之方法，就在于把权力运行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舍此，别无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