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式，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政治属性的民族，可称为“近代民族”。它与其他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的民族有明显区别，主要特征在于：其规模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家，而不像自然属性的民族那样不是大于一个国家就是小于一个国家；其主权属于人民，而不能属于任何个人或其家族。它诞生的标志不是“国家统一”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19世纪以前，国家统一之后所产生的往往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它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西班牙国家统一后，立即通过海外征服和王室联姻等途径迅速膨胀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人成为它的“主体民族”，但国家主权却属于来自外族的君主。它那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封建王朝国家。直到19世纪初，随着反抗拿破仑占领的独立战争，西班牙的近代民族意识才被唤醒，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摘自《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作者秦海波)
　　
　　叙述转向与新旧之间的整合——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个日益显现的叙述转向，是对边缘、性别、底层、族群、区域及诸多以往被忽略历史面相的呈现和重估，及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的质疑和挑战。虽则，新的叙述转向与旧的现代性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歧异，但进入这一取向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另一取向，学术的发展需要新旧间的碰撞、对话、沟通和整合，即体现为“当场”与“事后”交相参照的历史建构，“见之于行事”和理论作为策略的并行不悖，以及与多元历史记忆共存的史学专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无新旧也”，新的叙述转向似应注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力求超越以往现代性史学形成的新旧对立、破旧立新的思维惯性，在继承、借鉴和发展以往学术的基础上有容乃大。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作者胡成)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
　　
　　本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人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实现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的目的。把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不客观立场。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作者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发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联系，但大多是在狭小的局部范围，而且是时断时续的，丝毫不足以动摇中华文化自我满足的优越感。只有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一种在总体上显示出其优越性的文化才逐步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此后经历许多尝试、挫折和反省，一部分先觉分子逐渐形成了开放的文化观念。新文化运动使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成熟起来，并在许多重要文化领域充分展现。本文以两个典型实例来说明：开放的文化观念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而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这两个实例，一个是蒋梦麟、胡适等创办《世界丛书》以系统引介世界文化为职志；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新青年》的编者和读者们，基于世界化的追求，而对世界语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原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作者耿云志)
　　
　　苏州商团：近代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
　　
　　苏州商团是近代中国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力量，其枪弹从无到有并不断扩充，一方面得益于清末民初地方官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商团自身积极努力和商人踊跃捐助的结果。作为一种准军事组织，其机构与编制有着明显不同于一般商人社团之处。在枪械、着装、训练、出防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苏州商团也体现出较为严格的军事化特征。苏州商团虽然在政治上趋于稳健甚至是保守，但在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工商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与作用仍相当突出，受到广大商人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作者朱英)
　　
　　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
　　
　　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因而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能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又能协调战时中英关系，防止中英关系恶化，成为摆在宋子文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康印公路交涉中，宋子文为保障我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殚精竭虑。在一九四三年西藏危机交涉中，宋子文凭借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外交才智，纵横捭阖，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原载《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作者蒋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