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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的罗荣每个节日必发短信或微信问候，包括刚刚过去的立夏节。我回道：哦，又过节呀！
立夏还真的叫节，标志万物繁茂的节日。客家人有立夏节“补夏”习俗，即吃些好东西以强身健体，连牛也得补，春耕把它们累坏了，犒劳犒劳。宁都正是早期客家摇篮。南昌人立夏作兴的好东西是粉蒸肉。听说旧时南方地区还要拿秤来称人的，如此就不怕炎热、不会消瘦了，有古诗为证：“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闺。”
那么，我不妨来称称关于宁都的记忆吧，为了不让它在人类变得更加健忘、气候变得越发乖戾的时代消瘦了去。
宁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我当编辑以来，到达次数最多的县份，没有之一;而罗荣则是我当编辑时认识、未曾中断联系、至今依然密切来往的作家，仅有的唯一。
人如车窗外的风景。有的匆匆闪过，再也记不得了;有的无缘错过，再也回不去了;有的无奈别过，再也见不着了。或者，被刻上“某某到此一游”，刻字的树意外死了;被塞进豪华影集，厚厚的影集受潮发霉了;如今倒是不必冲洗照片，存入电脑即可，再拿硬盘备份，然而文件夹太多，走丢了谁恐怕属于大概率事件。同样，我也是别人眼里的风景，走过路过，或者一声招呼，或者一个愣怔，或者如老式月份牌的一页，日子过去便撕了揉了扔去。自然得很。不然谁能记得住人生路上与步履等速的风景？或者，如早些年尤其风行的名片吧，攒了几抽屉，真要找个人烦死了，于是，我便有了三天两头整理抽屉以保证精简的嗜好。
宁都不然。罗荣不然。因为很有风景的宁都总是我的终点以及起点。因为指挥交通的罗荣拦在后来叫昌厦公路的大道中央。交警大队管很有威的他叫“罗教”，我不拐进县城，属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扣分的。也许。即便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班车。
从前去宁都有几种选择：坐班车到赣州转，坐班车经南城直达，或乘火车到鹰潭再换班车。说选择，并不准确，有时是“被选择”。比如，我记得分明，由赣州去宁都是可以殊途同归的，班车有时乐意行走于都，有时陡然起兴狂奔兴国，那两条路在银坑交会后携手共赴宁都。因为屡次从不同方向到银坑，所以常常弄得我迷迷瞪瞪的。哦，兴国过来有很长一段色彩迷得人死的乌桕树。赞叹着风景，眼看就要到达宁都，不料交会的两车亲密接触，尽管只是几道擦痕而已，二位司机却不依不饶，相互指责，越闹越难缠。已是正午。我和同事都急。灵机一动，我赶紧上去劝架，三两句话，便让两车握手言和各奔西东了。同事很是诧异，夸我很会做思想工作。我得意地晃晃记者证。要知道，从前期刊的记者证也是可以派用场的。
我对银坑印象深刻。它的圩日很频繁也很热闹，班车穿过镇街，其实是在箩筐畚箕菜篮之间跳跃，从篾器里爬出又掉落下一件篾器，于是我认识了新奇的脚板薯、削皮柿、“牛卵子”以及其他。银坑印象大约可作为早年我常从赣州去宁都的旁证。
经南城直达的路线，快不了多少，通常两头见黑，或者夕发朝至。对于过客，南城一直是个魂魄不宁的所在，它拥有连绵不断的深坑泥潭和肆无忌惮的手。我曾选择夜车，到南城约摸晚上八九点钟吧，司机要把旅客全部撵下去吃晚饭的，之后，再放人上来。而当我抢先上车落座后，只见车厢里挤挤挨挨的衣袋成了那类手的用武之地。我暗示其中一位旅客，哪晓得人家一副虱多不痒的表情，或许是大智若愚。
选择拐道鹰潭那次，有重走当年串联路的意思。串联路上，曾宿宁都，纵横两条街的县城，商品出奇地丰富，且多有上海百货服装和糖果。要知道，当年即便生活在铁路大枢纽，想买上海货也不容易，得请列车员捎带或者翘盼保证沿线铁路员工生活的供应车抵达。重走红色之旅的那日，我咽喉肿痛愈加厉害，傍晚到寧都时嘶哑的嗓子已经失声。黄白在家中备饭，罗荣去买来六神丸，真是灵丹妙药啊，半小时后能吃能说能喝酒了。直到现在，我仍经常夸赞六神丸之神奇。可是，如今的药还能管从前的病吗？
另一次，应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终点本是瑞金，我先到宁都，再拿它当起点。第二天午后，罗荣陪我在城郊某处三岔口等了好久，终于上了去瑞金的班车，结果因车祸、因修路，仅八十公里左右的行程，跑到天断黑。当晚便想，真该发扬红卫兵步行大串联之精神的。
路上堵了，烦。顺呢，有时也怕。还是以宁都为起点的行程，“罗教”把我交给班车司机，高个子师傅可能为领导信任而自豪吧，驾驶动作极其夸张，像骑自行车似的。上坡整个身体前倾，并左歪一下右斜一下，蹬得很吃力的样子;拐弯时身体顺势大幅度倾斜，伴以扭转龙头的姿势;下坡双臂挺直，腰背放松，脑袋后仰，一脸的洋洋得意。他真拿满载旅客的班车当自行车了，或者拿自己当小品演员。车倒是一路顺风，人却一路惊心。
看看，尚未进城呢，路上已有这么多记忆。
人是风景。来宁都真是看人的。看写小说的人，写散文的人，写诗的人，写戏的人，为写作服务的人。比如，写中短篇小说的黄白、罗荣。早在新时期初始，黄白已是江西文坛的骨干了，其作品多次在《星火》或之前叫《江西文艺》的刊物上打头。他南渡海南多年后，我俩再见于南昌，感慨多多。当年的罗荣，应该算新秀，不过此新秀功力和文字相当老到，似有大家气象。当编辑出身的我与之长期交往，与此不无关系，属职业病症状之一。宁都还有写长篇小说的陈东兵、温洪森，写散文的郑汉明、罗怡文，写诗的谢帆云兄弟他们，写戏写电视的廖强哉，有刘彬、叶靖华等多位文联主席和更多写作者。他们以及由他们共同建构的相互喝彩、相互激励的“绿色”环境，才是文乡诗国的当代风景。
当然，宁都确实也有美不胜收的山水景致。地方喜好以“十景”“八景”来概括名胜，我亲临其境，体验到宁都的三种别样景观。一是经年历久的梅江独木。当年我步行串联快到宁都县城时，那座独木桥便横架在暮色中，河滩宽阔，芦苇丛丛，而远山层层叠叠，有一种蛮荒的感觉，独木桥却让行人一直穿越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霞光里。其实，它究竟何时功德圆满，我并不知情，印象中始终有的;二是转瞬即逝的石上落日。确切地说，是在石上村外看到的隔岸落日。红红的一轮，被龙头也似的山衔着，梅江动情了，泛起粼粼波光。待我认真端好相机，日头奋力一跃，竟沉了下去;三是恍若梦幻的莲花山形。 先前我曾两次去莲花山，印象并不深。本世纪之初的一个暑期，专程赴莲花山，那里正举办有全县教师八九十人参加的文学辅导班。青莲寺的斋堂里，尽是虔诚的眼神，肃静的倾听。当人们越来越懒得写字（有键盘呢）、懒得说话（发短信嘛）、懒得表达感情（一声“哇噻”权当万语千言）的时候，在我眼里，这个文学辅导班便有了不可小觑的意义。那日，我再次得见青莲寺后的甘露树，且终于得以沐浴树之甘露。守候树下，隐约可见空气中游丝漂浮，那便是甘露，其源头是红豆杉的针叶。渐渐的，游丝密集起来，甚至可以感觉它落在肌肤上的丝丝沁凉，而集聚在树叶上的游丝凝成露滴，滴落下来。罗荣告诉我，愈是骄阳似火，愈是久旱物燥，甘露树愈是甘霖飘飘洒洒。其时，如果说是因为热爱着的那些人，树才有了心思和情绪，也是恰如其分的。
身在山中而无从尽览全貌，道理人家苏东坡早就说清了。某次午后从东龙返回县城，一行人昏昏欲睡于弯环的山道上，高处猛然一个转弯，我眼前一片奇景。县城以远，阳光像舞台上的追光，把一朵盛开的巨大莲花作了完美呈现，那是鲜艳花瓣也似的群峰。莫非，它们簇拥在一起，只为诠释莲花山形的寓意，即心向善、莲花现？所以，那件气象和山景合作的大地艺术，像灵感一样转瞬即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宁都之行，其实是行走在文学里，当然每次都少不了与文学和历史相伴，一道去造访翠微峰。次数多得记不住，而从山的罅隙里攀爬至山顶，仅仅一次。登临翠微峰，仿佛是去过宁都的标志，就像我曾经把逛新华书店并盖个章子当作到达某地的证明一样。
与宁都的长期往来，令我迷恋其与别处迥然有异的客家生活氛围，比史料鲜活诱人的革命历史烟云，以及注定会和想象大相径庭的人生命运。在听到太多女红军、女苏干的故事之后，曾经一度，我和罗荣打算合作写一部反映她们命运的长篇报告文学，可是，这一计划最终因采访的困难而流产。她们接踵老去，记忆纷纷飘零，有的则不愿触及心灵深处的痛。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只能拿组诗《赣南母亲的群雕》献给她们。关于赣南女性在战争年代的作为，民间记忆太庞杂，苏区史料太厚重，姑且摘录我的几段诗句吧——“村庄是男人留下的阵地/村庄是女人毕生的战场”;“能把苦难做成种种美食的女人/叫做母亲/能把注定做不成美食的苦难/悄悄吞咽的 女人/叫做母亲”;“你的名字/是一个人的墓碑或许多人的/纪念碑 你的名字是纪念碑上鎏金的/大字 是附着在字迹上的岁月/你的名字偶尔被风吹上碑顶/成为一蓬青草”。如此等等。
女人是水，水是气脉所在。我的长篇小说《红罪》主要写男人，其气运则因女人而生成。为什么好没来由地提及它呢？赣南有几位文友读后，惊讶于我对客家民俗和语言的谙熟。真心，这得好好感谢宁都了。宁都告诉我：语言和民俗都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民俗还是一方土地的精神履历表、性格说明书。
既然聊到语言，不妨随口多扯几句，《红罪》原先联系了影响稍大些的出版社，可方言问题成为我与编辑沟通的一大障碍，编辑认为方言太多，为广大读者计应加以删削。我以为不然，多的只是“听到来”“把还你”之类的口语，一位名家为南方少数民族作品写评论，把这类口语称为某族方言，殊不知，那是客家人乃至广域环境里南方人的口头习惯。我的小说里方言词汇也有，比如“红包鲜肉”，比如“改形换相”，不必解释，在阅读语境里注定能心领神会，而且它们妙不可言。小说是我记录和收藏民间的另一种方式，包括民间语言，那么，坚守自己就成了无可妥协的原则。
哦，那些生动的方言，正是宁都教给我的。
应该是缘分到了。进入新世纪的某个元宵节，我在广昌驿前巧遇南昌摄影家，一位不修边幅的大男人。一见面，他兴奋得像个烂漫小天使，连忙把他的相机端到我眼前。刚刚拍来的民俗事相向我展示了五彩缤纷的宁都，别样的宁都。仿佛神示，弄得我心旌摇荡，不禁慨叹道：“我在平日里多次到过的地方，竟让我如此陌生。看来，结识一方土地，需要抵达它的节日，抵达它的内心，抵达乡村每个盛大典仪的现场。”
那次，无疑是对宁都的再发现。可惜当时已错过日子，只好翘等来年。后来，我把鸡年正月的行程写进文章里：十三日到达，晚上去黄石镇听宁都采茶戏;十四日上午访问竹笮乡的宁都道情，下午是石上村的割鸡仪式，晚上看江背扛灯;十五日有一些选项，比如，上午的黄石中村傩戏或田头镇妆古史游村，下午回到石上领略添丁炮及傍晚的担灯游村。元宵之夜最是精彩纷呈，形形色色的灯彩遍布全县山野，可惜，一年太长，一夜太短，我就近选择了曾坊桥梆灯。
文章名《节日的宁都》。发表后，报社的宁都籍采编人员迅即作出反应，或宣称被唤醒记忆，或声言从未听说，都挺为家乡自豪的。它成为我被选用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连个人出书也有拿它代序或做附录的。估计摄影家乐见其中的路线图。第二年春节再去宁都，石上村告诉我照相的来了三四百人，以后渐次是五六百人、七八百人以致上千人。赶赴宁都的相机越来越多，我连年追着好奇的镜头跑，有一回在石上，把镜头盖给跑掉了。低头寻找无果，只好作罢。岂料，活动结束时，一老者拎着鼓鼓囊囊的特大塑料袋挡在村口大道中央，见我即哗啦一倒，镜头盖遮光罩滚了一地。老者豪爽得很：配吧，配上你就拿走！
说到老人，乡野上的许多欢娱场景忽然退隐，我记忆里尽是他们的特写。比如，自嘲为“南云第一封建头子”的老人，那显然是过往时代赐予他的封号。南云又叫南岭，该村是中秋节俗竹篙火龙的发生地。老人介绍来历说，四五百年前一场瘟疫后，有懂医的山东兄弟认为瘟疫流行乃环境太脏所致，故动员村民“沤火”焚烧脏污，疫情因而得以控制。从此，竹篙火龙成为人们纪念恩人的形式。这是现实主义的版本。先前我则听到火龙神喷吐火焰征服邪祟的浪漫传说。老人挺固執的，讨论着卢氏的来龙去脉，竟和客人争执起来，其愤怒的表情和不断提高的嗓门，差不多剑拔弩张了，一时间让我担心他动蛮。赶紧把话题岔开，询问少年为何持线香火虎，回答颇意外，起初竟是自个儿闹着玩的，后来儿戏被赋予了辟邪纳吉的意义。 比如，石上马灯会的领导者，乡文化站的老站长，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我第一次去石上看割鸡，巧遇该村六十年来添丁最多的一年，人们美滋滋地反复叨念一个数字——四十八。四十八种婴啼，该让一座妇产医院忙得不可开交吧？四十八个学童，该令乡村小学多建一间校舍吧？四十八位小伙子，长成了，该是另一个村庄吧？无疑，那年的庆典注定最为隆重壮观。所以，老站长始终人前人后地招呼着，与我的交流断断续续。我得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家曾是闻名遐迩的农民诗人，有了诗名，胆气也壮了，见县里迟迟不给国家干部指标，他居然上省城找领导，当仁不让地替自己要了来。忆起往事，老站长仍悻悻然的，可见当年的他果然够牛。依我的经验判断，所谓别样宁都，正是老站长们修复的、重建的，而传承之链被斩断得太久太久。近年去宁都调研，得知老站长已过世，我懊悔不已，一直想找时间跟他深入聊聊的。看来，念头比所有植物生发的苗头更柔弱。
比如，卫东文宣队的老演员。那支特定时代烙印鲜明的文宣队，其实一直伴随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与时俱进着，曾被誉为“红土地上的乌兰牧骑”。我慕名先后两次去赖村参观队史馆，两只书橱和放在其上的镜框，给我极强的冲击力。书橱里整齐立着一卷卷史料，搜集和记载了自1968年11月建队至今的历年概况、演出与创作剧目、历来的演员队伍、演出反映等等，煌煌然，一支小队伍的大历史。而以半个世纪的心思来做这件事的，乃建队初始的演员黄抡堪;镜框里则是首任队长黄春生遗照。当年，他服从生产大队安排，放弃民办教师工作来创办文宣队，同时让自己“逆行”为真正农民。二十五年后，他英年早逝，却是一茬茬队员公认的“始终队长”。他始终端坐书橱之上，仿佛戏神。
听说，因县城里新刷出的标语水平欠缺，某位退休老同志拄杖闯进县委书记办公室，没好气地告诫道：我宁都可是文乡诗国啊！
一个有年味有节味的地方。连续好些个元宵节，我都赶赴梅江边喝米酒听响铳闻硝烟赏龙灯。往来最频繁的年份多达三次，而且，有几年是邀了一拨拨客人去的，为了让他们拍案惊奇，让他们看看城市楼丛中难得一见的圆月，让他们醉倒在淳朴民风里。
风情鲜明的客家民俗，至今依然原汁原味活态存在于宁都乡村，且被老百姓乐此不疲地享受着。真是难得，那大地飞红的场景令人叹为观止，叫人流连忘返。要知道，当下民俗遭遇的现实是，要么大面积地消亡，要么大规模地被改造。而在梅江两岸，好比正月间不怕来客，酒菜现成的，种种民俗事相也是现成的，且各各有异，即便随意游走乡间，也能时常惊喜遇见。
我一直觉得：民俗并非点缀乡土的花朵，民俗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我在为一本新书写后记时，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的这句话，把自己给惊着了。不错，是“最高形式”。若不是在乡野上跑了一二十年，遍访欢娱且神圣的节日现场，恐怕很难领悟其真谛的。
年俗节俗里有丰富的精神文化蕴藏，是中国乡村文明中敬畏天地为求得风调雨顺、礼拜神明来祈望辟邪纳吉、崇宗敬祖并睦族友邻以凝聚人心、庆贺添丁及教化子孙以光宗耀祖等思想观念最集中、最生动、最绚丽的反映，也是民间对生活理想和精神追求最艺术、最浪漫、最热烈的表达。那么，保护并传承节日民俗，就是尊重和珍视老百姓的生活传统和内心诉求，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乡村文明之根，就是传承和发展深深扎根于民俗大地上的文化精神。这正是传统节俗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而今，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外地、流向城市，村庄“空心化”现象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年节习俗成了一个村落、一方土地人心的强力黏合剂。它是亲缘的纽带，可以把远近甚至五洲四海的同宗紧密联结在一起，如石上村的割鸡和添丁炮;它也是一条地缘的纽带，如杂姓混居的马头村，元宵节的桥梆灯长达二百零六梆，一条灯火长龙把十个村民小组、众多姓氏紧密地串联起来;它还是一条乡愁的纽带，用独特的民俗风情，牵引着包括城里人在内的更广大人群对乡村的记忆和关注。
所以，最近一次走访宁都，我生出这样的念头：可否突出重点，抓住几个影响较大、活动时间持续较长的村庄，尝试开展传统节日的“体验游”呢？如马头桥梆灯活动是连续三晚，石上割鸡、放添丁炮、担灯等系列活动前后延续三天。如今，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有文章反映，人口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城市里不愿生孩甚至不愿结婚的年轻人比例不断提升。客家的添丁习俗，体现了中国人敬畏天地、崇仰祖先、珍视传统的思想观念，体现了生生不息建设家园、勤劳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命意识，似可在石上创立一个添丁（上灯）文化节，对添丁文化作出生动诠释，同时，面向城市发展“体验游”。比如，在村里建一座“百姓祠堂”，每年从正月初二到十五举行添丁（上灯）文化节，吸引城里人在春节假期中到百姓祠堂里参加集体的上灯活动，举办添丁宴，燃放添丁炮。当城里的节日越来越乏味时，不妨让添丁成为举家来乡下寻找精神家园的最快乐也是最庄重的理由和目的。
所谓年味节味，应该就是烟火气息吧？我对石上的鞭炮印象很是深刻，它缠绕在长长的竹篙上，红彤彤的竹篙林立于汉帝庙前，林立于一座座祠堂门前。正月十四的割鸡仪式，共有五个环节，每个环节要燃放一挂鞭炮，而添丁户哪家不曾收获几十挂鞭炮？于是，便又有了元宵节下午的燃放添丁炮仪式，人们要把所有的祝贺都点燃，让它化作惊天地泣鬼神的滚滚春雷。
一旦鞭炮大作，整个村庄捂住耳朵，却睁大了眼睛。天地间只见爆炸的火光在跳跃，脑海中只有轰鸣的声音在激荡。浓浓烟雾生于每一座祠堂内外，奔涌在每一条村巷头尾，吞没了所有房屋，所有的人。
我在村外看村庄。村庄是一团银色烟云，似朝雾，似夜岚，烟云忽浓忽淡，房屋时隐时现;浓时，硝烟能遮天蔽日，淡时，薄雾如轻纱漫卷。
我在村里看村庄。鞭炮是村中唯一的主人，硝烟是家家户户的熟客，进了厅堂，又进厢房，一直走进人们的肺腑里、血脉里。是的，当鞭炮声渐渐零落，我聽到它的脚步声了，像一声声咳嗽。在烟雾里忙碌的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忙不迭地收拾着那些用过的竹篙。一捆捆竹篙倚墙立着，沾在上面的炮竹屑好像还沉浸在亢奋之中，而地上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红色。
大地飞红，是节日民俗最浓重的底色;烟熏火燎，是节日民俗最黏稠的味道。我曾说过：灯与火，是一切民俗活动的灵魂。民间的烟火还有比石上更甚者，在南康寨坑，鞭炮是一堆一堆燃放的，炸了几乎整个上午，真的把朗朗乾坤熏得暗无天日，然而，仪式一结束，顷刻便是蓝天万里。
然而，最近我吃惊地发现乡村也被彻底禁止燃放和焚烧了，哪怕那燃放是对天地山川的告知，那焚烧是对神圣信仰的虔敬。鞭炮居然轻易地叫一种可以听响却形象丑陋的“礼炮”取代。殊不知，民间曾经普遍讲究的“沤火”也是有学问的。我原先偏爱关于火龙神的浪漫传说，如今我更赞赏“南云第一封建头子”的口述版本，因为其中有可以观照现实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
有日子未去宁都了。不知中国客家民俗之乡宁都对烟火事以为然否？
刘华，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1982年初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在江西省文联《星火》编辑部工作，1995年10月至2002年4月任《星火》主编，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长篇文化散文《灵魂的居所》等各类作品二十余部。
立夏还真的叫节，标志万物繁茂的节日。客家人有立夏节“补夏”习俗，即吃些好东西以强身健体，连牛也得补，春耕把它们累坏了，犒劳犒劳。宁都正是早期客家摇篮。南昌人立夏作兴的好东西是粉蒸肉。听说旧时南方地区还要拿秤来称人的，如此就不怕炎热、不会消瘦了，有古诗为证：“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闺。”
那么，我不妨来称称关于宁都的记忆吧，为了不让它在人类变得更加健忘、气候变得越发乖戾的时代消瘦了去。
宁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我当编辑以来，到达次数最多的县份，没有之一;而罗荣则是我当编辑时认识、未曾中断联系、至今依然密切来往的作家，仅有的唯一。
人如车窗外的风景。有的匆匆闪过，再也记不得了;有的无缘错过，再也回不去了;有的无奈别过，再也见不着了。或者，被刻上“某某到此一游”，刻字的树意外死了;被塞进豪华影集，厚厚的影集受潮发霉了;如今倒是不必冲洗照片，存入电脑即可，再拿硬盘备份，然而文件夹太多，走丢了谁恐怕属于大概率事件。同样，我也是别人眼里的风景，走过路过，或者一声招呼，或者一个愣怔，或者如老式月份牌的一页，日子过去便撕了揉了扔去。自然得很。不然谁能记得住人生路上与步履等速的风景？或者，如早些年尤其风行的名片吧，攒了几抽屉，真要找个人烦死了，于是，我便有了三天两头整理抽屉以保证精简的嗜好。
宁都不然。罗荣不然。因为很有风景的宁都总是我的终点以及起点。因为指挥交通的罗荣拦在后来叫昌厦公路的大道中央。交警大队管很有威的他叫“罗教”，我不拐进县城，属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扣分的。也许。即便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班车。
从前去宁都有几种选择：坐班车到赣州转，坐班车经南城直达，或乘火车到鹰潭再换班车。说选择，并不准确，有时是“被选择”。比如，我记得分明，由赣州去宁都是可以殊途同归的，班车有时乐意行走于都，有时陡然起兴狂奔兴国，那两条路在银坑交会后携手共赴宁都。因为屡次从不同方向到银坑，所以常常弄得我迷迷瞪瞪的。哦，兴国过来有很长一段色彩迷得人死的乌桕树。赞叹着风景，眼看就要到达宁都，不料交会的两车亲密接触，尽管只是几道擦痕而已，二位司机却不依不饶，相互指责，越闹越难缠。已是正午。我和同事都急。灵机一动，我赶紧上去劝架，三两句话，便让两车握手言和各奔西东了。同事很是诧异，夸我很会做思想工作。我得意地晃晃记者证。要知道，从前期刊的记者证也是可以派用场的。
我对银坑印象深刻。它的圩日很频繁也很热闹，班车穿过镇街，其实是在箩筐畚箕菜篮之间跳跃，从篾器里爬出又掉落下一件篾器，于是我认识了新奇的脚板薯、削皮柿、“牛卵子”以及其他。银坑印象大约可作为早年我常从赣州去宁都的旁证。
经南城直达的路线，快不了多少，通常两头见黑，或者夕发朝至。对于过客，南城一直是个魂魄不宁的所在，它拥有连绵不断的深坑泥潭和肆无忌惮的手。我曾选择夜车，到南城约摸晚上八九点钟吧，司机要把旅客全部撵下去吃晚饭的，之后，再放人上来。而当我抢先上车落座后，只见车厢里挤挤挨挨的衣袋成了那类手的用武之地。我暗示其中一位旅客，哪晓得人家一副虱多不痒的表情，或许是大智若愚。
选择拐道鹰潭那次，有重走当年串联路的意思。串联路上，曾宿宁都，纵横两条街的县城，商品出奇地丰富，且多有上海百货服装和糖果。要知道，当年即便生活在铁路大枢纽，想买上海货也不容易，得请列车员捎带或者翘盼保证沿线铁路员工生活的供应车抵达。重走红色之旅的那日，我咽喉肿痛愈加厉害，傍晚到寧都时嘶哑的嗓子已经失声。黄白在家中备饭，罗荣去买来六神丸，真是灵丹妙药啊，半小时后能吃能说能喝酒了。直到现在，我仍经常夸赞六神丸之神奇。可是，如今的药还能管从前的病吗？
另一次，应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终点本是瑞金，我先到宁都，再拿它当起点。第二天午后，罗荣陪我在城郊某处三岔口等了好久，终于上了去瑞金的班车，结果因车祸、因修路，仅八十公里左右的行程，跑到天断黑。当晚便想，真该发扬红卫兵步行大串联之精神的。
路上堵了，烦。顺呢，有时也怕。还是以宁都为起点的行程，“罗教”把我交给班车司机，高个子师傅可能为领导信任而自豪吧，驾驶动作极其夸张，像骑自行车似的。上坡整个身体前倾，并左歪一下右斜一下，蹬得很吃力的样子;拐弯时身体顺势大幅度倾斜，伴以扭转龙头的姿势;下坡双臂挺直，腰背放松，脑袋后仰，一脸的洋洋得意。他真拿满载旅客的班车当自行车了，或者拿自己当小品演员。车倒是一路顺风，人却一路惊心。
看看，尚未进城呢，路上已有这么多记忆。
人是风景。来宁都真是看人的。看写小说的人，写散文的人，写诗的人，写戏的人，为写作服务的人。比如，写中短篇小说的黄白、罗荣。早在新时期初始，黄白已是江西文坛的骨干了，其作品多次在《星火》或之前叫《江西文艺》的刊物上打头。他南渡海南多年后，我俩再见于南昌，感慨多多。当年的罗荣，应该算新秀，不过此新秀功力和文字相当老到，似有大家气象。当编辑出身的我与之长期交往，与此不无关系，属职业病症状之一。宁都还有写长篇小说的陈东兵、温洪森，写散文的郑汉明、罗怡文，写诗的谢帆云兄弟他们，写戏写电视的廖强哉，有刘彬、叶靖华等多位文联主席和更多写作者。他们以及由他们共同建构的相互喝彩、相互激励的“绿色”环境，才是文乡诗国的当代风景。
当然，宁都确实也有美不胜收的山水景致。地方喜好以“十景”“八景”来概括名胜，我亲临其境，体验到宁都的三种别样景观。一是经年历久的梅江独木。当年我步行串联快到宁都县城时，那座独木桥便横架在暮色中，河滩宽阔，芦苇丛丛，而远山层层叠叠，有一种蛮荒的感觉，独木桥却让行人一直穿越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霞光里。其实，它究竟何时功德圆满，我并不知情，印象中始终有的;二是转瞬即逝的石上落日。确切地说，是在石上村外看到的隔岸落日。红红的一轮，被龙头也似的山衔着，梅江动情了，泛起粼粼波光。待我认真端好相机，日头奋力一跃，竟沉了下去;三是恍若梦幻的莲花山形。 先前我曾两次去莲花山，印象并不深。本世纪之初的一个暑期，专程赴莲花山，那里正举办有全县教师八九十人参加的文学辅导班。青莲寺的斋堂里，尽是虔诚的眼神，肃静的倾听。当人们越来越懒得写字（有键盘呢）、懒得说话（发短信嘛）、懒得表达感情（一声“哇噻”权当万语千言）的时候，在我眼里，这个文学辅导班便有了不可小觑的意义。那日，我再次得见青莲寺后的甘露树，且终于得以沐浴树之甘露。守候树下，隐约可见空气中游丝漂浮，那便是甘露，其源头是红豆杉的针叶。渐渐的，游丝密集起来，甚至可以感觉它落在肌肤上的丝丝沁凉，而集聚在树叶上的游丝凝成露滴，滴落下来。罗荣告诉我，愈是骄阳似火，愈是久旱物燥，甘露树愈是甘霖飘飘洒洒。其时，如果说是因为热爱着的那些人，树才有了心思和情绪，也是恰如其分的。
身在山中而无从尽览全貌，道理人家苏东坡早就说清了。某次午后从东龙返回县城，一行人昏昏欲睡于弯环的山道上，高处猛然一个转弯，我眼前一片奇景。县城以远，阳光像舞台上的追光，把一朵盛开的巨大莲花作了完美呈现，那是鲜艳花瓣也似的群峰。莫非，它们簇拥在一起，只为诠释莲花山形的寓意，即心向善、莲花现？所以，那件气象和山景合作的大地艺术，像灵感一样转瞬即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宁都之行，其实是行走在文学里，当然每次都少不了与文学和历史相伴，一道去造访翠微峰。次数多得记不住，而从山的罅隙里攀爬至山顶，仅仅一次。登临翠微峰，仿佛是去过宁都的标志，就像我曾经把逛新华书店并盖个章子当作到达某地的证明一样。
与宁都的长期往来，令我迷恋其与别处迥然有异的客家生活氛围，比史料鲜活诱人的革命历史烟云，以及注定会和想象大相径庭的人生命运。在听到太多女红军、女苏干的故事之后，曾经一度，我和罗荣打算合作写一部反映她们命运的长篇报告文学，可是，这一计划最终因采访的困难而流产。她们接踵老去，记忆纷纷飘零，有的则不愿触及心灵深处的痛。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只能拿组诗《赣南母亲的群雕》献给她们。关于赣南女性在战争年代的作为，民间记忆太庞杂，苏区史料太厚重，姑且摘录我的几段诗句吧——“村庄是男人留下的阵地/村庄是女人毕生的战场”;“能把苦难做成种种美食的女人/叫做母亲/能把注定做不成美食的苦难/悄悄吞咽的 女人/叫做母亲”;“你的名字/是一个人的墓碑或许多人的/纪念碑 你的名字是纪念碑上鎏金的/大字 是附着在字迹上的岁月/你的名字偶尔被风吹上碑顶/成为一蓬青草”。如此等等。
女人是水，水是气脉所在。我的长篇小说《红罪》主要写男人，其气运则因女人而生成。为什么好没来由地提及它呢？赣南有几位文友读后，惊讶于我对客家民俗和语言的谙熟。真心，这得好好感谢宁都了。宁都告诉我：语言和民俗都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民俗还是一方土地的精神履历表、性格说明书。
既然聊到语言，不妨随口多扯几句，《红罪》原先联系了影响稍大些的出版社，可方言问题成为我与编辑沟通的一大障碍，编辑认为方言太多，为广大读者计应加以删削。我以为不然，多的只是“听到来”“把还你”之类的口语，一位名家为南方少数民族作品写评论，把这类口语称为某族方言，殊不知，那是客家人乃至广域环境里南方人的口头习惯。我的小说里方言词汇也有，比如“红包鲜肉”，比如“改形换相”，不必解释，在阅读语境里注定能心领神会，而且它们妙不可言。小说是我记录和收藏民间的另一种方式，包括民间语言，那么，坚守自己就成了无可妥协的原则。
哦，那些生动的方言，正是宁都教给我的。
应该是缘分到了。进入新世纪的某个元宵节，我在广昌驿前巧遇南昌摄影家，一位不修边幅的大男人。一见面，他兴奋得像个烂漫小天使，连忙把他的相机端到我眼前。刚刚拍来的民俗事相向我展示了五彩缤纷的宁都，别样的宁都。仿佛神示，弄得我心旌摇荡，不禁慨叹道：“我在平日里多次到过的地方，竟让我如此陌生。看来，结识一方土地，需要抵达它的节日，抵达它的内心，抵达乡村每个盛大典仪的现场。”
那次，无疑是对宁都的再发现。可惜当时已错过日子，只好翘等来年。后来，我把鸡年正月的行程写进文章里：十三日到达，晚上去黄石镇听宁都采茶戏;十四日上午访问竹笮乡的宁都道情，下午是石上村的割鸡仪式，晚上看江背扛灯;十五日有一些选项，比如，上午的黄石中村傩戏或田头镇妆古史游村，下午回到石上领略添丁炮及傍晚的担灯游村。元宵之夜最是精彩纷呈，形形色色的灯彩遍布全县山野，可惜，一年太长，一夜太短，我就近选择了曾坊桥梆灯。
文章名《节日的宁都》。发表后，报社的宁都籍采编人员迅即作出反应，或宣称被唤醒记忆，或声言从未听说，都挺为家乡自豪的。它成为我被选用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连个人出书也有拿它代序或做附录的。估计摄影家乐见其中的路线图。第二年春节再去宁都，石上村告诉我照相的来了三四百人，以后渐次是五六百人、七八百人以致上千人。赶赴宁都的相机越来越多，我连年追着好奇的镜头跑，有一回在石上，把镜头盖给跑掉了。低头寻找无果，只好作罢。岂料，活动结束时，一老者拎着鼓鼓囊囊的特大塑料袋挡在村口大道中央，见我即哗啦一倒，镜头盖遮光罩滚了一地。老者豪爽得很：配吧，配上你就拿走！
说到老人，乡野上的许多欢娱场景忽然退隐，我记忆里尽是他们的特写。比如，自嘲为“南云第一封建头子”的老人，那显然是过往时代赐予他的封号。南云又叫南岭，该村是中秋节俗竹篙火龙的发生地。老人介绍来历说，四五百年前一场瘟疫后，有懂医的山东兄弟认为瘟疫流行乃环境太脏所致，故动员村民“沤火”焚烧脏污，疫情因而得以控制。从此，竹篙火龙成为人们纪念恩人的形式。这是现实主义的版本。先前我则听到火龙神喷吐火焰征服邪祟的浪漫传说。老人挺固執的，讨论着卢氏的来龙去脉，竟和客人争执起来，其愤怒的表情和不断提高的嗓门，差不多剑拔弩张了，一时间让我担心他动蛮。赶紧把话题岔开，询问少年为何持线香火虎，回答颇意外，起初竟是自个儿闹着玩的，后来儿戏被赋予了辟邪纳吉的意义。 比如，石上马灯会的领导者，乡文化站的老站长，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我第一次去石上看割鸡，巧遇该村六十年来添丁最多的一年，人们美滋滋地反复叨念一个数字——四十八。四十八种婴啼，该让一座妇产医院忙得不可开交吧？四十八个学童，该令乡村小学多建一间校舍吧？四十八位小伙子，长成了，该是另一个村庄吧？无疑，那年的庆典注定最为隆重壮观。所以，老站长始终人前人后地招呼着，与我的交流断断续续。我得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家曾是闻名遐迩的农民诗人，有了诗名，胆气也壮了，见县里迟迟不给国家干部指标，他居然上省城找领导，当仁不让地替自己要了来。忆起往事，老站长仍悻悻然的，可见当年的他果然够牛。依我的经验判断，所谓别样宁都，正是老站长们修复的、重建的，而传承之链被斩断得太久太久。近年去宁都调研，得知老站长已过世，我懊悔不已，一直想找时间跟他深入聊聊的。看来，念头比所有植物生发的苗头更柔弱。
比如，卫东文宣队的老演员。那支特定时代烙印鲜明的文宣队，其实一直伴随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与时俱进着，曾被誉为“红土地上的乌兰牧骑”。我慕名先后两次去赖村参观队史馆，两只书橱和放在其上的镜框，给我极强的冲击力。书橱里整齐立着一卷卷史料，搜集和记载了自1968年11月建队至今的历年概况、演出与创作剧目、历来的演员队伍、演出反映等等，煌煌然，一支小队伍的大历史。而以半个世纪的心思来做这件事的，乃建队初始的演员黄抡堪;镜框里则是首任队长黄春生遗照。当年，他服从生产大队安排，放弃民办教师工作来创办文宣队，同时让自己“逆行”为真正农民。二十五年后，他英年早逝，却是一茬茬队员公认的“始终队长”。他始终端坐书橱之上，仿佛戏神。
听说，因县城里新刷出的标语水平欠缺，某位退休老同志拄杖闯进县委书记办公室，没好气地告诫道：我宁都可是文乡诗国啊！
一个有年味有节味的地方。连续好些个元宵节，我都赶赴梅江边喝米酒听响铳闻硝烟赏龙灯。往来最频繁的年份多达三次，而且，有几年是邀了一拨拨客人去的，为了让他们拍案惊奇，让他们看看城市楼丛中难得一见的圆月，让他们醉倒在淳朴民风里。
风情鲜明的客家民俗，至今依然原汁原味活态存在于宁都乡村，且被老百姓乐此不疲地享受着。真是难得，那大地飞红的场景令人叹为观止，叫人流连忘返。要知道，当下民俗遭遇的现实是，要么大面积地消亡，要么大规模地被改造。而在梅江两岸，好比正月间不怕来客，酒菜现成的，种种民俗事相也是现成的，且各各有异，即便随意游走乡间，也能时常惊喜遇见。
我一直觉得：民俗并非点缀乡土的花朵，民俗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我在为一本新书写后记时，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的这句话，把自己给惊着了。不错，是“最高形式”。若不是在乡野上跑了一二十年，遍访欢娱且神圣的节日现场，恐怕很难领悟其真谛的。
年俗节俗里有丰富的精神文化蕴藏，是中国乡村文明中敬畏天地为求得风调雨顺、礼拜神明来祈望辟邪纳吉、崇宗敬祖并睦族友邻以凝聚人心、庆贺添丁及教化子孙以光宗耀祖等思想观念最集中、最生动、最绚丽的反映，也是民间对生活理想和精神追求最艺术、最浪漫、最热烈的表达。那么，保护并传承节日民俗，就是尊重和珍视老百姓的生活传统和内心诉求，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乡村文明之根，就是传承和发展深深扎根于民俗大地上的文化精神。这正是传统节俗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而今，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外地、流向城市，村庄“空心化”现象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年节习俗成了一个村落、一方土地人心的强力黏合剂。它是亲缘的纽带，可以把远近甚至五洲四海的同宗紧密联结在一起，如石上村的割鸡和添丁炮;它也是一条地缘的纽带，如杂姓混居的马头村，元宵节的桥梆灯长达二百零六梆，一条灯火长龙把十个村民小组、众多姓氏紧密地串联起来;它还是一条乡愁的纽带，用独特的民俗风情，牵引着包括城里人在内的更广大人群对乡村的记忆和关注。
所以，最近一次走访宁都，我生出这样的念头：可否突出重点，抓住几个影响较大、活动时间持续较长的村庄，尝试开展传统节日的“体验游”呢？如马头桥梆灯活动是连续三晚，石上割鸡、放添丁炮、担灯等系列活动前后延续三天。如今，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有文章反映，人口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城市里不愿生孩甚至不愿结婚的年轻人比例不断提升。客家的添丁习俗，体现了中国人敬畏天地、崇仰祖先、珍视传统的思想观念，体现了生生不息建设家园、勤劳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命意识，似可在石上创立一个添丁（上灯）文化节，对添丁文化作出生动诠释，同时，面向城市发展“体验游”。比如，在村里建一座“百姓祠堂”，每年从正月初二到十五举行添丁（上灯）文化节，吸引城里人在春节假期中到百姓祠堂里参加集体的上灯活动，举办添丁宴，燃放添丁炮。当城里的节日越来越乏味时，不妨让添丁成为举家来乡下寻找精神家园的最快乐也是最庄重的理由和目的。
所谓年味节味，应该就是烟火气息吧？我对石上的鞭炮印象很是深刻，它缠绕在长长的竹篙上，红彤彤的竹篙林立于汉帝庙前，林立于一座座祠堂门前。正月十四的割鸡仪式，共有五个环节，每个环节要燃放一挂鞭炮，而添丁户哪家不曾收获几十挂鞭炮？于是，便又有了元宵节下午的燃放添丁炮仪式，人们要把所有的祝贺都点燃，让它化作惊天地泣鬼神的滚滚春雷。
一旦鞭炮大作，整个村庄捂住耳朵，却睁大了眼睛。天地间只见爆炸的火光在跳跃，脑海中只有轰鸣的声音在激荡。浓浓烟雾生于每一座祠堂内外，奔涌在每一条村巷头尾，吞没了所有房屋，所有的人。
我在村外看村庄。村庄是一团银色烟云，似朝雾，似夜岚，烟云忽浓忽淡，房屋时隐时现;浓时，硝烟能遮天蔽日，淡时，薄雾如轻纱漫卷。
我在村里看村庄。鞭炮是村中唯一的主人，硝烟是家家户户的熟客，进了厅堂，又进厢房，一直走进人们的肺腑里、血脉里。是的，当鞭炮声渐渐零落，我聽到它的脚步声了，像一声声咳嗽。在烟雾里忙碌的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忙不迭地收拾着那些用过的竹篙。一捆捆竹篙倚墙立着，沾在上面的炮竹屑好像还沉浸在亢奋之中，而地上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红色。
大地飞红，是节日民俗最浓重的底色;烟熏火燎，是节日民俗最黏稠的味道。我曾说过：灯与火，是一切民俗活动的灵魂。民间的烟火还有比石上更甚者，在南康寨坑，鞭炮是一堆一堆燃放的，炸了几乎整个上午，真的把朗朗乾坤熏得暗无天日，然而，仪式一结束，顷刻便是蓝天万里。
然而，最近我吃惊地发现乡村也被彻底禁止燃放和焚烧了，哪怕那燃放是对天地山川的告知，那焚烧是对神圣信仰的虔敬。鞭炮居然轻易地叫一种可以听响却形象丑陋的“礼炮”取代。殊不知，民间曾经普遍讲究的“沤火”也是有学问的。我原先偏爱关于火龙神的浪漫传说，如今我更赞赏“南云第一封建头子”的口述版本，因为其中有可以观照现实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
有日子未去宁都了。不知中国客家民俗之乡宁都对烟火事以为然否？
刘华，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1982年初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在江西省文联《星火》编辑部工作，1995年10月至2002年4月任《星火》主编，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长篇文化散文《灵魂的居所》等各类作品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