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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泳（1759～1844年），初名鹤，字立群，号梅溪，吴越武肃王三十世孙，金匮（今无锡）泰伯乡人，中年迁居常熟。精于金石，工于汉隶，是活动于乾隆至道光间的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一生所刻碑帖数量之多、品种之盛、影响之大，在清代可谓无人能及，其缩摹汉碑及各种小唐碑石刻在当日有重大的影响。
钱泳自弱冠后便负米出门，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①，但一辈子未尝出仕，仅有“国子监生”②和“候选布政司经历”③的头衔，但他却能经常出入高官达贵、文人骚客之门，其所刻各种碑帖藉此“流播艺林”，其背后体现的意义颇堪玩味。钱泳长年游幕，多从事碑帖摹刻，同时亦具有很高的诗词和碑帖鉴赏水平，隶书书法也名噪一时，因此在幕中他所交接的皆一时名流，翁方纲和阮元更是此一时期学界与书界的领军人物。
翁方纲（1733～1818年）是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及金石学家④。他善鉴赏、精考据，所传碑帖题跋甚多，尝自谓“予箧中汉隶拓本，殆将百种，又手自钩摹汉隶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数十种”⑤。他毕生致力于金石搜访和研究，在清代金石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也是当日重要的书家，行楷胎息欧、虞，谨守法度，并善隶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并称“翁、刘、梁、王”，又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称“翁、刘、成、铁”。
随着金石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金石文字（主要是篆、隶、魏碑）越来越受到书法界的关注，到清代中叶，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开始将出土的金石文字作为书学的新资源，并逐渐弥漫为一时之风气，形成“碑学”的大潮，向以“二王”一脉法帖为取法对象的传统帖学体系发起了挑战。碑学理论的提出和倡导者，便是阮元(1764～1849年)⑥。阮元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哲学、金石学、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他对后世书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开包世臣、康有为书论之先河，为清代中后期碑学理论的先声。
笔者在搜集钱泳碑帖刊刻活动资料时，发现钱泳自游幕以来，一直与翁方纲和阮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促使笔者想进一步弄清楚，钱泳何以能够获得乾嘉学术巨擘的赏识，他的碑帖刊刻技术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钱泳书学以汉、唐为重，与翁方纲、阮元的书学观念有无关联？本文试图通过题跋、诗文等文献资料，对钱泳与翁方纲、阮元的交游作一初步考察，并回答上述问题。
一、碑帖摹刻方面的交往
金石学在元明时期曾一度沉寂，至明末清初，在赵崡、郭宗昌、顾炎武、朱彝尊等人的亲历访碑活动中再次崛起⑦。至乾嘉时期，金石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学者们除了关心金石遗文的文献价值之外，对于文字、书体、刻工、椎搨、版本等问题都开始关注。当然因为研究的需要，在不能获得原拓本的情形下，钩本、摹本、翻刻本亦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如此，对于已佚碑刻的恢复也往往具有“顿还旧观”的作用。在这一形势下，钱泳以其精湛的钩摹技术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与当时的学界名流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翁方纲虽为帖学名家，但在学术上倾向朴学，偏重考据，尤嗜金石学，热心于金石碑板的搜讨与研究。钱泳曾经评价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尤邃于金石文字，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考》诸书。所居京师前门外保安寺街，图书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而无暇谈论者也。”⑧翁方纲在足迹所到之处，皆竭尽所能地搜访金石，再加上他一生广交金石学家、古物收藏家（如毕沅、阮元、黄易、桂馥、钱坫等），与他们互通有无，所以在金石拓片方面收获颇丰。当然，这其中也不乏钱泳的功劳。
据《履园丛话》记载：“钱泳廿余岁游京师，始见知于翁覃溪先生。”⑨这是目前所见关于钱泳与翁方纲交往的最早记录。三十年后的嘉庆十四年（1809年）四月，钱泳抵京，“寓斋适与翁覃溪家相近，朝夕往来，谈论金石图书之学，或不能时见，则以书札问答至数十函之多。”⑩可知钱泳此次京师之行，虽然短暂，但与翁方纲的交往却相当频繁。
因为经常参与摹刻活动，钱泳有很多机会接触古代碑刻的拓本。他对翁方纲的嗜好十分了解，曾将大量自己摹勒的碑帖寄给他，如《汉娄寿碑》、褚遂良《孟法师碑》、李邕《云麾将军李秀碑》等，其中《孟法师碑》拓本价值昂贵，翁氏相望而无力购藏，故请求钱泳代为寻觅。在钱泳的《兰林集》中，收录了翁方纲写给他的三封信，都谈到《孟法师碑》：
1.奉鉴《孟法师碑》摹本，务求觅妥。2.承惠寄《孟法师碑》，精妙不减原拓本，但未知是何地、何人所模？此模勒之石现在何处？务乞详示，以便附作小跋于帖后，记此一段翰墨缘也。3.前所惠寄《孟法师碑》模本，既出令徒手，兄必知其是否从缪氏藏本钩出者矣？
在第一封信中，翁氏托觅《孟法师碑》摹本。第二封信中，翁已收到钱泳嘉庆元年（1796年）冬寄来的摹本，但不知有关摹本的详细信息，故再次追问。在第三封信中，翁氏已得知此摹本乃出自钱泳弟子之手，但希望知道是不是根据缪氏藏本钩摹。事实上，在得到钱泳寄赠的摹本之后，翁氏相当满意，他曾颇有感慨地说：“去始见退谷（按，孙承泽）本时廿有五年矣”。
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钱泳花费三个月时间摹刻清初徐树丕所双钩的《熹平石经》残字，拓数百本散布通经之士，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钱泳也将这个摹本寄赠给翁方纲，翁氏尝赋诗答谢。其后，翁氏根据钱泳摹本重摹《熹平石经》于南昌府学，被王昶收入《金石萃编》，这在碑板形制与文字上都肯定了钱泳的贡献。袁枚曾见翁氏模本百余字，称“钱君此刻淳古浑厚，犹不失中郎面目，洵希世珍也”。钱泳由此名声大振：“士大夫每见先生所模，珍同球璧，莫不知其姓名，为博雅好古之士也。”可见，钱泳摹刻名声的振起，与翁方纲的推毂有很大的关系。
嘉庆元年（1796年），钱泳馆于杭州督粮道张映玑署中，至杭州府学观宋高宗御书《石经》，发现其仅存八十七石，此时，钱泳便萌发了仿《熹平石经》体，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后置诸孔林的念头。这一想法在嘉庆七年（1802年）开始实施，得到曾充任《石经》校勘官的阮元的大力推许与帮助，他不仅私下赞叹钱“欲以八分写十三经，复鸿都旧观”，又因《论语》字多未完，更为设法致银四百两，终于在嘉庆十九（1814年）年刻成。阮元为此作题记云：“古本孝经不可见，惟汉石经论语残字厪有存者，金匮国子监学生钱泳好学，善隶书，敬书《孝经》、《论语》二经，刻之石，且博访通人定其隶法文字。泳刻将成，欲归其石于曲阜孔子宅，树石于壁，以贻后之学者。”阮元将刻成的一百二十四石暂留扬州府学明伦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又请御史中丞陈桂森从扬州移置苏州府学敬一亭上，被称为“艺林首屈一指”。在这一工程浩大的书刻活动中，钱泳以书写、钩勒、摹刻等一整套出色的技艺，获得当朝大儒阮元的肯定。由此，他也成为当时碑帖刊刻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对于经学的关注，又无疑使他在乾嘉学术圈中拥有了与文人对话的能力。
可以想见，因为翁方纲和阮元的器重，在嗜古和鉴藏蔚为风尚的精英集团中，钱泳所擅长的碑帖摹刻技能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自1820年以后所刊碑刻有数十种之多，如为嘉善周又山观察刻《仁本堂墨刻帖》、为南河河督张井刻《学古斋四体帖》及《澄鉴堂帖》等，这项技能不仅成了钱泳谋生的途径，也成为他实现理想的手段。
二、书法及其观念的交流
钱泳精于碑帖刊刻，自谓“余生平无所嗜好，最喜阅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迹，见有佳札，辄为双钩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事实上，无论刊刻、临写，还是创作，钱泳始终都心仪汉唐碑板。在他14岁（1772年）游虎丘时，购得汉魏碑十三块，此后“朝夕临模，遂工汉隶”，这为其书法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后他又不断临学汉碑，声名渐起，至有“南钱北桂”之誉，隶书作品广为流播，远及日、韩邻邦。
钱泳隶书直接取法两汉碑板，阮元盛赞他“善隶书”、“隶法直入汉人之室”。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因汉刻《曹娥碑》久亡，而所传王羲之、李邕、蔡卞诸人所书皆非隶体，阮元便命钱泳以隶书补书一通。钱泳隶书风格古雅沉稳，宽绰舒展。阮元隶书亦多其代笔。
嘉庆十六年（1811年），阮元正式提出《南北书派论》。三年后，即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钱泳至淮阴见到阮元所写的文章后，在《履园丛话》中有这样的记载：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对于阮元的书学理论，钱泳极表钦佩，认为阮元所提出的书法分南北二途，“真为确论”，且认为宋元明三代的书坛巨匠对于启牍书与碑榜书的区别皆蒙昧无知。他在《履园丛话》的总论中也说：“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与阮元“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的论述极为相似。钱泳与阮元互相引为知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存在。
但钱泳并不是随声附和的人，他并不完全赞同包括阮元在内的碑学家们对于六朝碑刻的看法。他人所热衷鼓吹的北碑，他却压根看不上眼：“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道昭》、《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钱泳所提出的俗工问题，不仅涉及文字的雅正与俗讹，也触及了碑刻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在碑学大潮汹涌之际，钱泳难能地保持了一份清醒。
顺带可以提及的是，对于古人法帖的真伪，钱、阮二人也曾发生过观点的分歧。阮元收藏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因此卷有米友仁、商挺、留梦炎诸名家题跋，阮元以为真迹无疑。而钱泳见到此卷后，却颇为怀疑。在《履园丛话》中，他写到观看此卷的感受时说：“未为双钩，其后卒以刻石，有跋记于后。”
除汉碑外，钱泳对于唐碑也极力推崇，认为“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这与后来的碑学书家“卑唐崇魏”全然不同。除了身体力行学习唐碑，钱泳自嘉庆四年（1799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积二十一年之功缩临唐碑刻石一百三十六种，风行一时，“京师诸公闻之莫不欲先睹为快，一时为之纸贵。”阮元、翁方纲等对此都赞不绝口，如对于钱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完成的缩临《钱武肃王铁券》，阮元题云：
钱君梅溪隶法直入汉人之室，行楷亦于晋唐人三折肱矣。此二卷所临唐碑以十数，天资高妙，形神并得，询可爱也。
充分肯定了钱泳对于晋唐楷法的谙熟，但在这则题跋中，阮元也不忘宣扬他倡导北碑的观点：“余谓论书者輙曰晋唐，然由晋而唐，其间魏、齐、隋碑存者甚多，余志山左金石于魏、齐尤为留意，……论书当知《高湛》等碑为虞、褚诸家所从出也。”阮元认为，六朝碑志是唐楷的母体，所以他希望钱泳能到德州拜访孙星衍，得到六朝碑志再加摹写，然后，“晋之后、唐之前”，亦可大备。
从前述可知，阮元之所以力倡“北碑”，是因为他认为魏、齐、隋碑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家书法的来源。对此，翁方纲有不同的见解。翁氏崇尚“唐碑”，认为唐楷祖述王羲之，遥接秦汉传统，嘉庆十年（1805年），翁氏在跋《梅华溪缩本唐碑》有云：
芸台中丞此言为唐楷溯原。予囊者颇持此论，因附识于此，正与梅溪隶法足相证也。盖唐楷皆祖右军，而右军实原于周歧阳十鼓及汉人分隶。今就汉隶以求唐楷之正脉，则《韩敕碑》，褚也；《孔庙碑》，虞也；《郑固碑》，欧也；《鲁峻碑》，颜也。若合六朝诸家以求津逮，则虞法惟智永《千文》而已；欧法虽有姚秦《金像铭》，特出宋人重刻，非真迹。独孔庙北齐《乾朝元年碑》残汹之余，存者仅百许字，而承隶、正楷之法具备。愚意直欲断定此碑是北齐二公郎中刘珉所书也；褚法源远流长，指不胜屈，以愚所见无过于《龙门山磨崖古验方序》、《常丑奴墓志》二种矣。
可以看出，翁方纲在唐楷溯源的问题上并不完全同意阮元的观点，在他看来，唐楷作为二王帖学之正传，足为后世效法。而唐代名家书风若上溯两京，皆可找到源头。翁方纲醉心汉碑，而不屑北朝碑志，所以与阮元认为唐名家源头皆在六朝，颇有异同。所谓“正与梅溪隶法足相证也”，其实是以钱泳为说，翁氏认为钱泳楷法真正，与他的汉隶书修养脱不开干系。无独有偶，潘奕隽（1740～1830年）也认为：“世之言书者，于宋则曰苏、黄、蔡、米四家，四家皆从唐人出，而追踪乎右军；仅学四家书，未见其有当于四家也。虽然，学唐人书，果即有当于唐人耶？余尝谓平原、率更从隶出，诚悬则得诀于篆。梅溪固深于篆隶者，宜其临唐人书无不神肖也。”承继翁方纲观点，潘奕隽认为学习唐人书法，若欲达到“神肖”的境界，还应该具备相当的篆隶基础，而钱泳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翁方纲书法讲究学古守法，为重形派。他在自己的《苏斋题跋》中提到：“愚最不服临古帖以不似为得神，形之不似，神于何似?若不取似，则冯承素辈，可不依茧纸之样，即定武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凌躐，此今日学者之大患也，岂止书法哉!”翁方纲以冯承素与定武兰亭为例子，表达出对于抛弃形似妄谈神似现象的不满。在他看来，神似是建立在形似的基础上的，没有形似，神似只是空谈，也就无法追寻并达到古人的高度。钱泳也认为临古首先就要做到复原古人笔法与章法，即“形似”，他曾经反问说：“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学古守法是钱泳强调临古重“形似”的理论根源，也是临古重“形似”的目的。
翁方纲力倡唐碑，开启了乾嘉崇唐学欧之风。与翁方纲的书学观同调，钱泳提倡尚古、尚质厚的审美观，极力推崇学习唐碑、汉隶。所以他的书法与金石修养颇为翁方纲所推许，翁方纲时常在其门生面前称赞钱泳“博雅好古”，甚至高呼“新起钱家金石例，绠深汲古许谁攀”？
当然，翁方纲虽为当时的书坛巨擘，但他的历史地位远逊于“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一代文宗阮元。道、咸以后，阮元南帖北碑、南北书派之论深入人心，经包世臣和康有为的有力鼓吹，“十室之社，三尺之童，莫不口北碑而写魏体”，碑学成为晚清书界的主流。翁方纲、钱泳因尊奉唐碑，他们在楷书上的地位难与碑学名家相颉颃。然而，虽说出发点不尽相同，但钱泳因与阮元的交往，于汉隶一体亦特为肆力，其实也暗合了碑学以周秦汉魏非名家书法为范本的取法途径，他的隶书在乾嘉时期名重一时。直到民国时期，上海求古斋影印钱泳所临汉碑数十种，厘为八集，以《汉碑大观》为名出版，也足见钱泳影响之一斑。
小结
因擅长书法与碑帖摹刻技术，钱泳以一介布衣，四处游幕，得到热衷碑刻的金石学家的赏识。因为代寻碑刻拓本或是参与写刻儒家经籍，钱泳与翁方纲、阮元交谊尤深，因为二人对他的赞赏与提携，钱泳得以进入乾嘉学术的精英圈，得到了更多展示才华并获得利益的机会。因为与乾嘉学术圈的密切关系，钱泳的书名与摹搨之名无疑获得极大的提升。
虽说都是清代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与金石学家、书学家，但翁方纲主要承袭了正统的帖学观点，于碑帖多见其同（如王羲之与唐碑出自秦汉碑）；而阮元则多见其异，遂有南北书派、北碑南帖之说。钱泳在与二人的交往中，倾向翁方纲尊唐之说，但对于阮元所提倡的碑学观念亦多所赞同。他对于汉碑与唐碑都极为重视，但对北碑破体杂出、刻工粗劣却颇多微词且不甚留意。无论书法实践，还是碑帖刊刻活动，他对于汉碑和唐碑都极为重视，在当时与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钱泳身上，集中反映了碑学与帖学分庭抗礼时期，一位书家所受到的来自不同阵营的影响。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硕士生）
责任编辑：任军伟
注释：
①钱泳《履园丛话》序目，影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册，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阮元在《石刻孝经论语记》中说：“金匮国子监学生钱泳”，见《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影清道光阮氏文选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78册，第658页。钱泳在《成邸饯行诗刻》中亦自称为“国子监生”，《写经楼金石目》，国家图书馆藏钱氏述祖德堂抄本。
③钱泳道光十八年（1837年）80岁，有“候选布政司经历”的头衔。见胡源、褚逢春《梅溪先生年谱》第25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④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历官至内阁学士，降鸿胪少卿。
⑤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影清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678页。
⑥阮元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颐性老人、揅经老人、苍山画仙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山东学政，由内阁学士，户、礼、兵、工等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后加太傅衔，卒谥文达。阮元的一生是历乾、嘉、道三朝，是清代中后期号称“三朝元老”的封疆大吏。他著述宏富，编纂《经籍纂诂》、《石渠宝笈》，汇刻《皇清经解》，著有《十三经注疏》、《两浙金石志》，与毕沅合著《山左金石志》，又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诗文集《揅经室集》等传世。
⑦参见薛龙春《郑簠研究》第二章“郑簠与明末清初的访碑活动”，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8页。
⑧⑨《履园丛话》丛话六，第87、94页。
⑩《梅溪先生年谱》第230、211、223、207、237页。
钱泳《兰林集》，上海图书馆藏钱氏述祖德堂稿本。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第135页。
《写经楼金石目》载：“《熹平石经》纸摹十，钱子得自徐墙东。十纸之余复得一，仍岀墙东旧函中。旧函灰飞不收拾，此纸散落完无从。联翻蝴蜨势断续，碎锦巧遇君弥缝。昔于《论语》尧曰篇，喜君所得宛合踪。末幅恰连毛与盍，终篇如以商应宫。三碑东行讲堂峙，十丈想象开阳崇。岂知今兹复奇遘，篇首字体篇终同。意予抑与证洪释，赣贡板本今古通。七十有三行计字，万五千百都镌工。竟如开章裘挈领，越州海绿鄱阳砻。龙图晋玉莫矜负，黄初孔庙谁争雄？不见钱子甫二载，字增七百光熊熊。使其日夜更穷讨，恐刮造化雕镵功。南昌我昔四石勒，小斋亦托耕石农。回忆研山弆退谷，驰书济上夸小松。越州石家碑目在，寥寥墨响兰渚风。孙表左立如可作，联珠合璧交贯虹。已愧训词补何晏，且漫波荣师蔡邕。霜空梧月梦钱子，虚窗研影秋灯红。”
《梅溪先生年谱》云：“是年八月偶于无意中得国初徐武子双钩《熹平石经》残字于古书中，计五百余字，亲自刻石，三月而成。遂拓数百本散布通经之士。后北平翁覃溪阁学（方纲）重摹于南昌府学、长白李晓园太守（亨特）重摹于绍兴府学，王兰泉司寇（昶）收入《金石萃编》，而如皋姜氏、吴门刘氏亦有模本，皆从先生初本重摹。从此流传海内外，士大夫见者莫不知先生名钦为博雅好古之士也。”第211页。
《写经楼金石目》。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扬州阮氏琅环仙馆，刻本，清嘉庆五年，76页。
阮元《石刻孝经论语记》，《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78册，658页。
《履园丛话》序目，第2页。
《写经楼金石目》。桂馥（1736～1805年）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以治文字、金石之学闻名，精于书画，尤以隶书著称于时。
容庚《丛帖目》第590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社1980年版。
《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上，第167页。
《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下，第172页。
《履园丛话》丛话十，第155页。
《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上，第168页。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1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潘奕隽《三松堂集》，影清嘉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592页。
翁方纲《苏斋题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624页。
钱泳自弱冠后便负米出门，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①，但一辈子未尝出仕，仅有“国子监生”②和“候选布政司经历”③的头衔，但他却能经常出入高官达贵、文人骚客之门，其所刻各种碑帖藉此“流播艺林”，其背后体现的意义颇堪玩味。钱泳长年游幕，多从事碑帖摹刻，同时亦具有很高的诗词和碑帖鉴赏水平，隶书书法也名噪一时，因此在幕中他所交接的皆一时名流，翁方纲和阮元更是此一时期学界与书界的领军人物。
翁方纲（1733～1818年）是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及金石学家④。他善鉴赏、精考据，所传碑帖题跋甚多，尝自谓“予箧中汉隶拓本，殆将百种，又手自钩摹汉隶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数十种”⑤。他毕生致力于金石搜访和研究，在清代金石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也是当日重要的书家，行楷胎息欧、虞，谨守法度，并善隶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并称“翁、刘、梁、王”，又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称“翁、刘、成、铁”。
随着金石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金石文字（主要是篆、隶、魏碑）越来越受到书法界的关注，到清代中叶，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开始将出土的金石文字作为书学的新资源，并逐渐弥漫为一时之风气，形成“碑学”的大潮，向以“二王”一脉法帖为取法对象的传统帖学体系发起了挑战。碑学理论的提出和倡导者，便是阮元(1764～1849年)⑥。阮元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哲学、金石学、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他对后世书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开包世臣、康有为书论之先河，为清代中后期碑学理论的先声。
笔者在搜集钱泳碑帖刊刻活动资料时，发现钱泳自游幕以来，一直与翁方纲和阮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促使笔者想进一步弄清楚，钱泳何以能够获得乾嘉学术巨擘的赏识，他的碑帖刊刻技术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钱泳书学以汉、唐为重，与翁方纲、阮元的书学观念有无关联？本文试图通过题跋、诗文等文献资料，对钱泳与翁方纲、阮元的交游作一初步考察，并回答上述问题。
一、碑帖摹刻方面的交往
金石学在元明时期曾一度沉寂，至明末清初，在赵崡、郭宗昌、顾炎武、朱彝尊等人的亲历访碑活动中再次崛起⑦。至乾嘉时期，金石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学者们除了关心金石遗文的文献价值之外，对于文字、书体、刻工、椎搨、版本等问题都开始关注。当然因为研究的需要，在不能获得原拓本的情形下，钩本、摹本、翻刻本亦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如此，对于已佚碑刻的恢复也往往具有“顿还旧观”的作用。在这一形势下，钱泳以其精湛的钩摹技术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与当时的学界名流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翁方纲虽为帖学名家，但在学术上倾向朴学，偏重考据，尤嗜金石学，热心于金石碑板的搜讨与研究。钱泳曾经评价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尤邃于金石文字，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考》诸书。所居京师前门外保安寺街，图书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而无暇谈论者也。”⑧翁方纲在足迹所到之处，皆竭尽所能地搜访金石，再加上他一生广交金石学家、古物收藏家（如毕沅、阮元、黄易、桂馥、钱坫等），与他们互通有无，所以在金石拓片方面收获颇丰。当然，这其中也不乏钱泳的功劳。
据《履园丛话》记载：“钱泳廿余岁游京师，始见知于翁覃溪先生。”⑨这是目前所见关于钱泳与翁方纲交往的最早记录。三十年后的嘉庆十四年（1809年）四月，钱泳抵京，“寓斋适与翁覃溪家相近，朝夕往来，谈论金石图书之学，或不能时见，则以书札问答至数十函之多。”⑩可知钱泳此次京师之行，虽然短暂，但与翁方纲的交往却相当频繁。
因为经常参与摹刻活动，钱泳有很多机会接触古代碑刻的拓本。他对翁方纲的嗜好十分了解，曾将大量自己摹勒的碑帖寄给他，如《汉娄寿碑》、褚遂良《孟法师碑》、李邕《云麾将军李秀碑》等，其中《孟法师碑》拓本价值昂贵，翁氏相望而无力购藏，故请求钱泳代为寻觅。在钱泳的《兰林集》中，收录了翁方纲写给他的三封信，都谈到《孟法师碑》：
1.奉鉴《孟法师碑》摹本，务求觅妥。2.承惠寄《孟法师碑》，精妙不减原拓本，但未知是何地、何人所模？此模勒之石现在何处？务乞详示，以便附作小跋于帖后，记此一段翰墨缘也。3.前所惠寄《孟法师碑》模本，既出令徒手，兄必知其是否从缪氏藏本钩出者矣？
在第一封信中，翁氏托觅《孟法师碑》摹本。第二封信中，翁已收到钱泳嘉庆元年（1796年）冬寄来的摹本，但不知有关摹本的详细信息，故再次追问。在第三封信中，翁氏已得知此摹本乃出自钱泳弟子之手，但希望知道是不是根据缪氏藏本钩摹。事实上，在得到钱泳寄赠的摹本之后，翁氏相当满意，他曾颇有感慨地说：“去始见退谷（按，孙承泽）本时廿有五年矣”。
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钱泳花费三个月时间摹刻清初徐树丕所双钩的《熹平石经》残字，拓数百本散布通经之士，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钱泳也将这个摹本寄赠给翁方纲，翁氏尝赋诗答谢。其后，翁氏根据钱泳摹本重摹《熹平石经》于南昌府学，被王昶收入《金石萃编》，这在碑板形制与文字上都肯定了钱泳的贡献。袁枚曾见翁氏模本百余字，称“钱君此刻淳古浑厚，犹不失中郎面目，洵希世珍也”。钱泳由此名声大振：“士大夫每见先生所模，珍同球璧，莫不知其姓名，为博雅好古之士也。”可见，钱泳摹刻名声的振起，与翁方纲的推毂有很大的关系。
嘉庆元年（1796年），钱泳馆于杭州督粮道张映玑署中，至杭州府学观宋高宗御书《石经》，发现其仅存八十七石，此时，钱泳便萌发了仿《熹平石经》体，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后置诸孔林的念头。这一想法在嘉庆七年（1802年）开始实施，得到曾充任《石经》校勘官的阮元的大力推许与帮助，他不仅私下赞叹钱“欲以八分写十三经，复鸿都旧观”，又因《论语》字多未完，更为设法致银四百两，终于在嘉庆十九（1814年）年刻成。阮元为此作题记云：“古本孝经不可见，惟汉石经论语残字厪有存者，金匮国子监学生钱泳好学，善隶书，敬书《孝经》、《论语》二经，刻之石，且博访通人定其隶法文字。泳刻将成，欲归其石于曲阜孔子宅，树石于壁，以贻后之学者。”阮元将刻成的一百二十四石暂留扬州府学明伦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又请御史中丞陈桂森从扬州移置苏州府学敬一亭上，被称为“艺林首屈一指”。在这一工程浩大的书刻活动中，钱泳以书写、钩勒、摹刻等一整套出色的技艺，获得当朝大儒阮元的肯定。由此，他也成为当时碑帖刊刻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对于经学的关注，又无疑使他在乾嘉学术圈中拥有了与文人对话的能力。
可以想见，因为翁方纲和阮元的器重，在嗜古和鉴藏蔚为风尚的精英集团中，钱泳所擅长的碑帖摹刻技能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自1820年以后所刊碑刻有数十种之多，如为嘉善周又山观察刻《仁本堂墨刻帖》、为南河河督张井刻《学古斋四体帖》及《澄鉴堂帖》等，这项技能不仅成了钱泳谋生的途径，也成为他实现理想的手段。
二、书法及其观念的交流
钱泳精于碑帖刊刻，自谓“余生平无所嗜好，最喜阅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迹，见有佳札，辄为双钩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事实上，无论刊刻、临写，还是创作，钱泳始终都心仪汉唐碑板。在他14岁（1772年）游虎丘时，购得汉魏碑十三块，此后“朝夕临模，遂工汉隶”，这为其书法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后他又不断临学汉碑，声名渐起，至有“南钱北桂”之誉，隶书作品广为流播，远及日、韩邻邦。
钱泳隶书直接取法两汉碑板，阮元盛赞他“善隶书”、“隶法直入汉人之室”。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因汉刻《曹娥碑》久亡，而所传王羲之、李邕、蔡卞诸人所书皆非隶体，阮元便命钱泳以隶书补书一通。钱泳隶书风格古雅沉稳，宽绰舒展。阮元隶书亦多其代笔。
嘉庆十六年（1811年），阮元正式提出《南北书派论》。三年后，即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钱泳至淮阴见到阮元所写的文章后，在《履园丛话》中有这样的记载：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对于阮元的书学理论，钱泳极表钦佩，认为阮元所提出的书法分南北二途，“真为确论”，且认为宋元明三代的书坛巨匠对于启牍书与碑榜书的区别皆蒙昧无知。他在《履园丛话》的总论中也说：“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与阮元“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的论述极为相似。钱泳与阮元互相引为知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存在。
但钱泳并不是随声附和的人，他并不完全赞同包括阮元在内的碑学家们对于六朝碑刻的看法。他人所热衷鼓吹的北碑，他却压根看不上眼：“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道昭》、《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钱泳所提出的俗工问题，不仅涉及文字的雅正与俗讹，也触及了碑刻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在碑学大潮汹涌之际，钱泳难能地保持了一份清醒。
顺带可以提及的是，对于古人法帖的真伪，钱、阮二人也曾发生过观点的分歧。阮元收藏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因此卷有米友仁、商挺、留梦炎诸名家题跋，阮元以为真迹无疑。而钱泳见到此卷后，却颇为怀疑。在《履园丛话》中，他写到观看此卷的感受时说：“未为双钩，其后卒以刻石，有跋记于后。”
除汉碑外，钱泳对于唐碑也极力推崇，认为“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这与后来的碑学书家“卑唐崇魏”全然不同。除了身体力行学习唐碑，钱泳自嘉庆四年（1799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积二十一年之功缩临唐碑刻石一百三十六种，风行一时，“京师诸公闻之莫不欲先睹为快，一时为之纸贵。”阮元、翁方纲等对此都赞不绝口，如对于钱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完成的缩临《钱武肃王铁券》，阮元题云：
钱君梅溪隶法直入汉人之室，行楷亦于晋唐人三折肱矣。此二卷所临唐碑以十数，天资高妙，形神并得，询可爱也。
充分肯定了钱泳对于晋唐楷法的谙熟，但在这则题跋中，阮元也不忘宣扬他倡导北碑的观点：“余谓论书者輙曰晋唐，然由晋而唐，其间魏、齐、隋碑存者甚多，余志山左金石于魏、齐尤为留意，……论书当知《高湛》等碑为虞、褚诸家所从出也。”阮元认为，六朝碑志是唐楷的母体，所以他希望钱泳能到德州拜访孙星衍，得到六朝碑志再加摹写，然后，“晋之后、唐之前”，亦可大备。
从前述可知，阮元之所以力倡“北碑”，是因为他认为魏、齐、隋碑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家书法的来源。对此，翁方纲有不同的见解。翁氏崇尚“唐碑”，认为唐楷祖述王羲之，遥接秦汉传统，嘉庆十年（1805年），翁氏在跋《梅华溪缩本唐碑》有云：
芸台中丞此言为唐楷溯原。予囊者颇持此论，因附识于此，正与梅溪隶法足相证也。盖唐楷皆祖右军，而右军实原于周歧阳十鼓及汉人分隶。今就汉隶以求唐楷之正脉，则《韩敕碑》，褚也；《孔庙碑》，虞也；《郑固碑》，欧也；《鲁峻碑》，颜也。若合六朝诸家以求津逮，则虞法惟智永《千文》而已；欧法虽有姚秦《金像铭》，特出宋人重刻，非真迹。独孔庙北齐《乾朝元年碑》残汹之余，存者仅百许字，而承隶、正楷之法具备。愚意直欲断定此碑是北齐二公郎中刘珉所书也；褚法源远流长，指不胜屈，以愚所见无过于《龙门山磨崖古验方序》、《常丑奴墓志》二种矣。
可以看出，翁方纲在唐楷溯源的问题上并不完全同意阮元的观点，在他看来，唐楷作为二王帖学之正传，足为后世效法。而唐代名家书风若上溯两京，皆可找到源头。翁方纲醉心汉碑，而不屑北朝碑志，所以与阮元认为唐名家源头皆在六朝，颇有异同。所谓“正与梅溪隶法足相证也”，其实是以钱泳为说，翁氏认为钱泳楷法真正，与他的汉隶书修养脱不开干系。无独有偶，潘奕隽（1740～1830年）也认为：“世之言书者，于宋则曰苏、黄、蔡、米四家，四家皆从唐人出，而追踪乎右军；仅学四家书，未见其有当于四家也。虽然，学唐人书，果即有当于唐人耶？余尝谓平原、率更从隶出，诚悬则得诀于篆。梅溪固深于篆隶者，宜其临唐人书无不神肖也。”承继翁方纲观点，潘奕隽认为学习唐人书法，若欲达到“神肖”的境界，还应该具备相当的篆隶基础，而钱泳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翁方纲书法讲究学古守法，为重形派。他在自己的《苏斋题跋》中提到：“愚最不服临古帖以不似为得神，形之不似，神于何似?若不取似，则冯承素辈，可不依茧纸之样，即定武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凌躐，此今日学者之大患也，岂止书法哉!”翁方纲以冯承素与定武兰亭为例子，表达出对于抛弃形似妄谈神似现象的不满。在他看来，神似是建立在形似的基础上的，没有形似，神似只是空谈，也就无法追寻并达到古人的高度。钱泳也认为临古首先就要做到复原古人笔法与章法，即“形似”，他曾经反问说：“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学古守法是钱泳强调临古重“形似”的理论根源，也是临古重“形似”的目的。
翁方纲力倡唐碑，开启了乾嘉崇唐学欧之风。与翁方纲的书学观同调，钱泳提倡尚古、尚质厚的审美观，极力推崇学习唐碑、汉隶。所以他的书法与金石修养颇为翁方纲所推许，翁方纲时常在其门生面前称赞钱泳“博雅好古”，甚至高呼“新起钱家金石例，绠深汲古许谁攀”？
当然，翁方纲虽为当时的书坛巨擘，但他的历史地位远逊于“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一代文宗阮元。道、咸以后，阮元南帖北碑、南北书派之论深入人心，经包世臣和康有为的有力鼓吹，“十室之社，三尺之童，莫不口北碑而写魏体”，碑学成为晚清书界的主流。翁方纲、钱泳因尊奉唐碑，他们在楷书上的地位难与碑学名家相颉颃。然而，虽说出发点不尽相同，但钱泳因与阮元的交往，于汉隶一体亦特为肆力，其实也暗合了碑学以周秦汉魏非名家书法为范本的取法途径，他的隶书在乾嘉时期名重一时。直到民国时期，上海求古斋影印钱泳所临汉碑数十种，厘为八集，以《汉碑大观》为名出版，也足见钱泳影响之一斑。
小结
因擅长书法与碑帖摹刻技术，钱泳以一介布衣，四处游幕，得到热衷碑刻的金石学家的赏识。因为代寻碑刻拓本或是参与写刻儒家经籍，钱泳与翁方纲、阮元交谊尤深，因为二人对他的赞赏与提携，钱泳得以进入乾嘉学术的精英圈，得到了更多展示才华并获得利益的机会。因为与乾嘉学术圈的密切关系，钱泳的书名与摹搨之名无疑获得极大的提升。
虽说都是清代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与金石学家、书学家，但翁方纲主要承袭了正统的帖学观点，于碑帖多见其同（如王羲之与唐碑出自秦汉碑）；而阮元则多见其异，遂有南北书派、北碑南帖之说。钱泳在与二人的交往中，倾向翁方纲尊唐之说，但对于阮元所提倡的碑学观念亦多所赞同。他对于汉碑与唐碑都极为重视，但对北碑破体杂出、刻工粗劣却颇多微词且不甚留意。无论书法实践，还是碑帖刊刻活动，他对于汉碑和唐碑都极为重视，在当时与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钱泳身上，集中反映了碑学与帖学分庭抗礼时期，一位书家所受到的来自不同阵营的影响。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硕士生）
责任编辑：任军伟
注释：
①钱泳《履园丛话》序目，影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册，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阮元在《石刻孝经论语记》中说：“金匮国子监学生钱泳”，见《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影清道光阮氏文选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78册，第658页。钱泳在《成邸饯行诗刻》中亦自称为“国子监生”，《写经楼金石目》，国家图书馆藏钱氏述祖德堂抄本。
③钱泳道光十八年（1837年）80岁，有“候选布政司经历”的头衔。见胡源、褚逢春《梅溪先生年谱》第25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④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历官至内阁学士，降鸿胪少卿。
⑤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影清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678页。
⑥阮元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颐性老人、揅经老人、苍山画仙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山东学政，由内阁学士，户、礼、兵、工等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后加太傅衔，卒谥文达。阮元的一生是历乾、嘉、道三朝，是清代中后期号称“三朝元老”的封疆大吏。他著述宏富，编纂《经籍纂诂》、《石渠宝笈》，汇刻《皇清经解》，著有《十三经注疏》、《两浙金石志》，与毕沅合著《山左金石志》，又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诗文集《揅经室集》等传世。
⑦参见薛龙春《郑簠研究》第二章“郑簠与明末清初的访碑活动”，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8页。
⑧⑨《履园丛话》丛话六，第87、94页。
⑩《梅溪先生年谱》第230、211、223、207、237页。
钱泳《兰林集》，上海图书馆藏钱氏述祖德堂稿本。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第135页。
《写经楼金石目》载：“《熹平石经》纸摹十，钱子得自徐墙东。十纸之余复得一，仍岀墙东旧函中。旧函灰飞不收拾，此纸散落完无从。联翻蝴蜨势断续，碎锦巧遇君弥缝。昔于《论语》尧曰篇，喜君所得宛合踪。末幅恰连毛与盍，终篇如以商应宫。三碑东行讲堂峙，十丈想象开阳崇。岂知今兹复奇遘，篇首字体篇终同。意予抑与证洪释，赣贡板本今古通。七十有三行计字，万五千百都镌工。竟如开章裘挈领，越州海绿鄱阳砻。龙图晋玉莫矜负，黄初孔庙谁争雄？不见钱子甫二载，字增七百光熊熊。使其日夜更穷讨，恐刮造化雕镵功。南昌我昔四石勒，小斋亦托耕石农。回忆研山弆退谷，驰书济上夸小松。越州石家碑目在，寥寥墨响兰渚风。孙表左立如可作，联珠合璧交贯虹。已愧训词补何晏，且漫波荣师蔡邕。霜空梧月梦钱子，虚窗研影秋灯红。”
《梅溪先生年谱》云：“是年八月偶于无意中得国初徐武子双钩《熹平石经》残字于古书中，计五百余字，亲自刻石，三月而成。遂拓数百本散布通经之士。后北平翁覃溪阁学（方纲）重摹于南昌府学、长白李晓园太守（亨特）重摹于绍兴府学，王兰泉司寇（昶）收入《金石萃编》，而如皋姜氏、吴门刘氏亦有模本，皆从先生初本重摹。从此流传海内外，士大夫见者莫不知先生名钦为博雅好古之士也。”第211页。
《写经楼金石目》。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扬州阮氏琅环仙馆，刻本，清嘉庆五年，76页。
阮元《石刻孝经论语记》，《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78册，658页。
《履园丛话》序目，第2页。
《写经楼金石目》。桂馥（1736～1805年）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以治文字、金石之学闻名，精于书画，尤以隶书著称于时。
容庚《丛帖目》第590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社1980年版。
《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上，第167页。
《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下，第172页。
《履园丛话》丛话十，第155页。
《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上，第168页。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1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潘奕隽《三松堂集》，影清嘉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592页。
翁方纲《苏斋题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