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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乡村叙事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对象。在赵树理、柳青的新中国乡村叙事中,"身体"在革命、劳动等话语的操控与规训下获得了异形生存的可能。198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文本则对"身体"寄予了突破政治禁忌的厚望。而在1980年以后的大部分乡村叙事中,"身体"不仅逐渐成为它本身,在"去政治化"叙事之时又奔向了"欲望化"叙事,走上了悖反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