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迈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的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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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是继往开来的,在跨出新步的时候,总是要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这叫“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本期的首篇文章《1993年:中国有警无险》,就是想引发大家的一点思考。这虽然是篇综合报导,但它凝集了专家们的研究成果,里面所列举的数字是具说服力的,尤其是用“有警无险”来概括1993年的中国走势,可说是精当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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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几乎可以归结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人们对“治理”、“整顿”有没有信心,对深化改革有没有信心,对现代化建设有没有信心,对社会主义、对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信心,实质上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信心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改革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使人们感到困惑和不安。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从指导思想和决策的思维模式来看,其主要倾向仍然是经验主义,是经验的教条化。与30年代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成教条不同,建国以后人们习惯于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去和局部的经验当成教条。10年来我国所进行的改革与20年的左倾错误和10年内乱时期实行的政策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就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的方法而言,重视经验而轻视理论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共同点。
今天社会生活中各种经济犯罪、“官倒”等腐败现象已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一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也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旧体制相矛盾和相冲突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在改革中遇到的一些经济困难,首先是由于急于求成、急功冒进的指导思想造成的。而产生这种急功冒进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国情认识的偏差。
我国农村十年来的改革,包括农业大包干,产业结构调整,政社分设和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制度等方面,改革的结果,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原有生产力的潜力,使农业生产上了新的台阶。粮食总产从1978年的6090亿斤增长到1984年的8100多亿斤,棉花从4000多万担猛增到1.2亿担。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农村改革的最大收获,目前己使农村隐蔽失业的九千万左右农业劳动力得到就业,1988年创造了六千亿元的物质财富和社会服务,成了农村经济的支柱和国家经挤、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不久,得知患难之交尚丁先生新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和市民盟副主任委员。我拟了一系列海内外读者关注的问题,请尚丁在百忙中陆陆续续地与我阐述和交换他的观点。我想,我们的讨论即便不致引起强烈的反响,至少对某些理论上的突破,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旧约圣经中的一些故事和人物原本都是犹太古代的传说,但它们在欧洲家喻户晓,在中国也不陌生。之所以如此,除了基督教全盘接受了旧约作为自己圣经的第一部分使之得以流传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例如与艺术家在创作上不断 发掘其中的题材不无关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革开放似一阵强劲的春风,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吹来了一个追求利益的时代。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博士的又一部力作——《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最近作为《由屈辱到崛起》丛书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自1929年蒋恭晟编写《中德外交史》以来,国内第一部全面地概述中德关系历史与现状的学术专著。
1994年1月1日,当全世界都在欢庆新年的时候,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起义的枪声搅乱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起义的土著印第安人组成民族解放军,迅速攻占了附近的县政府。农民暴动的迅猛势头迫使政府在一个月后坐到了谈判桌前。起义农民并无意推翻政府,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要求政府解决当地印第安人的生活困难,消除种族歧视,保障印第安人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