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微博上一句“我再也不看《文学报》了！”一石激起千层浪。
　　让程永新非常不满的是《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上刊发的李建军对莫言的批评文章。在这篇名为《直议莫言与诺奖》的猛文中，李建军如是批评：“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程永新直言：“如果说以前对王安忆《天香》的批评、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只是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巳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是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评论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
　　这一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让表面上其乐融融的文学界顿现作家和评论家剑拔弩张撕破脸皮的紧张局面，《收获》编辑部主任廖增湖尽管不赞成李建军的评论，但是也认为，作家和评论家是相互共存的关系，作家创作出作品，评论家以评论建立自己的批评品格，两者如果能够和谐共存，可以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6月2日，在《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两周年之际，《文学报》主办的“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作家、评论家对话交流座谈会在上海城市酒店举行，多少有点像是对程永新微博事件的一次回应。中国文学的修养
　　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自古就很微妙。
　　金圣叹、脂砚斋、李卓吾、毛纶毛宗岗父子这样的评论家，之所以名垂青史，不仅因为他们的点评常常一语点醒梦中人，寥寥数语而境界全出，而且，金圣叹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水浒》这样的旷世杰作的写作，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们在修正文词、整顿回目、改换诗文、增删故事等方面，绝不简单地只是“批评”而已。金圣叹直接把《水浒》70回后腰斩，成就最经典的《水浒》版本，而毛纶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原著《三国演义》大刀阔斧地改写，使今日名满天下的《三国》，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罗贯中要打个大大问号。请注意，不要简单将文学批评等同于指责、批判和责备这样的语义，那是个美妙的时代，评论家是作家真正的知音，而批评，也可以成为文学作品本身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你读《红楼梦》、读《儒林外史》的总评和分评，真是妙不可言！那时候的作家和评论家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怎么就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
　　郜元宝觉得，这样的亲密关系，不仅成就了不朽的文学经典，也可以相互促进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修养：“无论是文学批评的历史还是批评的理想，最后都归结为我们中国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之从业人员整体的修养。这个修养不是说读书就可以的，还需要不断地碰撞，碰撞多了以后，自然就会有进步。某作家说《文学报》我不看，说这种话的人是没有什么修养的。你干吗不看呢？你不同意可以写文章反驳啊！”
　　在评论家看来，中国作家的修养大有问题。
　　李建军曝料：“有人说贾平凹面对批评如何地淡定，我遇到的情况是我批评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不计较的，而且计较得非常恶毒，包括莫言在内。莫言有一次说：‘这种黑马（指我这样的批评者）几年就出来一批。’中国作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很多人都抱着一种善意的心态来想象中国作家，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作家无论在才华上、人格上、批评精神上，还是对这个时代的责任上都不如人意。我觉得对当代文学来讲是一场灾难，我觉得这个判断是负责任的。”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则说：“2005年贾平凹写出《秦腔》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几十位评论家都一致为贾平凹叫好，而且不允许有人来砸场子。有人写了批评文章，就遭到明里暗里的打击。这样的事在中国文坛发生，我感到很悲哀。”
　　于今之世，文学批评似乎已声名狼藉，公信力急剧下降，究其原因，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红包评论满天飞，一个圈子的就互相吹捧，是另一个圈子的就党同伐异，此风不可长却早已成为文坛潜规则。于是，少一些不痛不痒的堂皇套话，多一些犀利刺耳、像耳光一样响亮的批评，就成为不少文学界人士热烈呼吁的对象。李建军、肖鹰对莫言、贾平凹的批评曝料，有待核实，倘若不实，捏造证据攻击他人，则评论家的修养大成问题，反之，如果属实，中国作家的涵养显然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李建军式的批评，还带有许多主观判断，未能对他们的论点给予客观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以个人好恶将莫言的小说一棍子打死，是否妥当？是否就是好的批评？也非常值得商榷。
　　评论家的职业伦理
　　河北作家、评论家陈冲认为，之所以红包批评满天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稿费标准过于低廉。
　　虽然《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杂志都大幅提升了稿酬标准，但是有多少文学、思想、学术类杂志，其稿酬标准，雷打不动十年未变维持在50-80元/千字之间？版面又少，为评职称抢破头发稿的现象早已见怪不怪，以至于很多文学批评工作者根本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脱贫致富甚至养家糊口。
　　陈冲感叹：“有人说作协不应该养作家。那么我说作家谁来养？事实证明现在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职业作家，郑渊洁不用说，但那只是个例。”评论家也是如此，陈冲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当批评不能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怎么谈职业伦理？
　　陈冲来参加这个会议之前还专门查了查，1992年他的工资是42元，1992年时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30—50元，他写一个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所得稿酬就相当于一年的工资。而20年后他写一部40万字的长篇只能拿到相当于如今半年的工资（他的退休工资满打满算一个月是4393元）。所以陈冲觉得：“要维持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能够职业地来做批评这件事，现在的稿费标准肯定是不行的。80年代初我们的中国作家协会，曾经为了免去对作家的稿费征收个人所得税，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没有做成。而现在我觉得作家协会很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采取措施大幅度地提高稿费和对稿费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是非常切实的问题。”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文学批评为什么那么有信誉？肖鹰教授介绍说，在美国，《纽约时报》发一篇书评就可以决定这本书的销量，美国评论家之所以有影响力，就是因为这些评论家他们是专业作家，美国实行的实际是专栏作家制。所以他们被谁包养？实际上被报刊、被媒体包养，他们首先是对媒体负责，其背后就是对读者负责。如果我们每天靠参加所谓作家作品的研讨会，拿红包来提高我们的薪酬，必然导致红包批评的恶性循环。而美国所谓的包养就是专栏作家制，评论家不只是对作家负责，也是对读者和良心负责，这样就解除了很多相互抚摸、相互苟且，使得评论家能成为作家最好的诤友。
　　作家与评论家，互相苟且还是互相监督？这关系到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的大命题，显然不是一场研讨会就能解决的，这需要文学工作者的自律，也需要制度的健全，才能谈职业，才能谈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