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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自封为“艺人”的著名编剧、演员、影剧评论家黄宗江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89岁。岁月无常,伴随着黄宗江的仙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登上艺坛的前辈们已凋零无几,那一代宗师也走进“告别的年代”,行将谢幕!
在黄家吊唁灵堂中,挂着这样一副挽联:“真是杂家,作协剧协影协,无协不与;堪称奇迹,文人艺人军人,此人大才。”上联涵盖黄宗江一生之涉猎,自然精当,但下联以其“文人艺人军人”之经历证其“奇迹”与“大才”,多少有些牵强——且不说从30年代走来的与黄宗江有相似经历的人就有不少,而考察黄宗江一生行状就会发现,他的经历有时候往往成为阻碍其成为“大才”或者说更“大才”的因素。
笔者这样说,并不是不认同“此人大才”的说法。他出身书香门第,却带领一众弟妹跨入戏剧行当,成为“卖艺人家”;他10岁就发表独幕剧,之后创作《柳堡的故事》《海魂》等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剧本——“此人大才”也并非浪得虚名。笔者想说的是,黄宗江一生率性而为,与严肃的人生目标无缘,这倒使他多少与时代有所游离,也少了时代风云的羁绊,有了快意的一生。
“父亲一生从不追名逐利,对于生活追求的就是朴实。”女儿的总结,揭示了其快乐一生的实质。
为情两次改变人生轨迹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父亲是留日学电机的洋翰林后来在北京电话局做工程师。在黄宗江记忆中,父母从小就带着他看戏,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黄宗江10岁时就写了一个名叫《人之心》的寓言剧,在当时的《世界日报》上刊载。1935年黄宗江考入有着悠久演剧传统的南开中学读高中,开始在校内登台演出,展示出了才华。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读书。相比学业来说,演戏对他似乎更重要。
黄宗江说他的初恋,就发生在此时。这其实是一段单相思的暗恋,暗恋的对象是曾与他一起就读南开中学并一起考上燕京大学的同学。在南开时因为男女分校而无缘“零距离”,到燕京后却有缘一起排演话剧《雷雨》:他演周冲,她演四凤。但现实中,“四凤”却舍“周冲”而恋“周萍”。17岁的黄宗江竟然服药自杀,幸而未遂。稍后,黄宗江爱上了一个在他眼中模样酷似主演《插曲》的英格丽·褒曼的女同学,但依然是单恋——那女孩子却因为失恋要为别人自杀。此情不可待,惘然成彷徨。与伤心相比,学业算什么?黄宗江竟然一走了之!而以他的聪颖早慧,若是继续学业,未来成“大才”岂不是有了更高的起点?
1940年冬,19岁的黄宗江前往上海,考进上海剧艺社,走入了真正的戏剧团,并很快站稳了脚跟。不久他又加盟了黄佐临组建的上海职业剧团。1942年,他辗转到了重庆,参加了夏衍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与夏衍、于伶、郑君里、金山、蓝马、张瑞芳等名家同台演出,舞台生涯的序幕由此拉开。由于他出色的表演,很快就得到了观众与同行的认可,拥有了“三大小角色之一”的雅号,并与蓝马、谢添、沈扬一起被称为“四大名丑”。
就在黄宗江声誉日隆之际,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如同第一次改变一样,这次依然是“情”之所至。恋爱再次无果,又一选择离开。1943年冬天,22岁的黄宗江参加中国国民党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从此,他为自己的演员生涯画上了句号。
黄宗江有名言在耳:“演戏比读书重要,恋爱比演戏重要。”至于在常人看来的人生目标:宏大理想,事业有成等等,在他看来全不重要——情之所至,才是人活下去的理由。这样的率性,如此的快意,殆有几人堪比?
一次让后半生快乐的选择
1945年黄宗江回国时,日本已经投降,抗日战争已经结束。1946年秋天,黄宗江又一次走入燕京大学校园,准备完成丢失的学业。可是,一桩在他看来不幸福的婚姻,使他再一次选择出走上海,最终也未能取得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
既然学业无成,总要干点什么。黄宗江接续了10岁时的理想,开始剧本写作。1948年,他创作的剧本《大团圆》在上海获得公演,大获成功。这是黄宗江第一个搬上舞台和银幕的作品,也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黄宗江的人生选择:他从演戏转为职业写作。
《大团圆》演出后不久,人民解放军驻扎在上海的“霓虹灯下”。尽管一直与现实有着一定的间隔,既未加入过国民党——哪怕在国民党海军服役时也未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也未曾加入过共产党,但黄宗江对国共两党的政治信念,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国民党的溃败相比,欣欣向荣的中共,无疑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年近“而立”的黄宗江,作出了选择:加入中共领导的军队,做一名文艺兵。而《大团圆》的成功,他的才华,秣马厉兵的军人更加需要文艺人才的现实,使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这一选择,他对访谈者给出的理由是:那时,军人特别受到尊重。言语之间,并无“为什么什么而奋斗”之类的宏大叙述。淡淡的,浅浅的,这才是黄宗江!
不过,回溯黄宗江的一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以黄宗江的履历来说,他若不是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而是在地方上的文艺团体或者研究机构供职,“文革”前历次的政治运动必然波及到他,甚至会改变他的命运,他就不会有很平安、很自我的生活。
黄宗江是国统区走来的知识分子,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对象即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他当然在此之列。但因为他在解放军队伍里,他既不用“脱裤子”检讨,也不用“洗澡”来脱胎换骨,而是在精心酝酿日后成名的《柳堡的故事》的剧本。
1943年,黄宗江因情脱离演艺界,加入了国民党海军。两年多国民党军人的履历,若在地方,他首先要与肇始于1953年底的“审查干部”遭遇。此次审干主要由组织部门参照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档案,对政治历史不清、或曾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干部逐一排队审核。在审干开展一年半后,肃反运动爆发。“肃反”成为人人过关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不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以黄宗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经历,哪怕他什么也没有干过,能够过关,但至少也要一遍一遍地写出这段历史的经过,记录在案。军人的身份,让黄宗江再一次幸免。
如果黄宗江在地方,让黄宗江最难以过关的是他与“二流堂”的渊源。
抗战时期,从上海迁徙来渝的唐瑜,因家境富裕,生活优越。他身为文化界人,常常来接济文化界的朋友。后来,他建造了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成为当时重庆文化界名流聚会的场所。像吴祖光、盛家伦、金山、张瑞芳、萨空了、夏衍、乔冠华、黄苗子、郁风、丁聪、冯亦代、徐迟、龚澎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常常流连于此。后来这里被郭沫若戏称为“二流堂”。至此,“二流堂”大名,迅速传播开来。“二流堂”在黄宗江记忆里,是一段嬉笑怒骂,无拘无束的岁月。他不但侧身其间,而且还介绍著名戏剧评论家、美学家沈祖安成为“堂友”;妹妹黄宗英也在这里得到照顾。
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中,“二流堂”的堂友大多遭受审查,或沦为所谓“胡风革命集团”的“小分子”,或沦为右派分子,并因此中断了知识分子生涯,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而身为“二流堂”“堂友”的黄宗江,因在军队,又一次置身事外。即使在1967年,“二流堂”作为“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一大公案,曾使许多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屡被批斗,惨遭迫害,黄宗江也未被提及。当然,在全民族劫难的“文革”中,黄宗江也未曾幸免,他曾被发配到甘肃去。
至情入戏的《柳堡的故事》
作为剧作家,黄宗江创作了《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等作品,但最让华人记住的是《柳堡的故事》,那首传唱至今的“九九艳阳天”,就出自这部故事片。从中国电影史的层面来看,1949年至“文革”前,是一个个人情感隐退、革命化张扬的年代,且不说表现一般人生活的影片鲜有爱情,现役军人的爱情更成为禁忌。而黄宗江和石言创作的《柳堡的故事》则成为异数。
电影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解放战争期间,军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找军人做伴侣是许多姑娘的愿望。驻扎在江南一个村庄的一名战士被房东姑娘相中,他俩暗暗地相爱。不料,此事被发现,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并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部队开往前线,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返回原来村庄。姑娘得知心爱的恋人牺牲了,她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觉得这对情人的死与自己当初的批评有关,非常内疚,并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他以此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他为故事增添一个圆满的结局:战士没有死,在胜利后又回到小村,与二妹子在当年约会的地方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军管会文艺处的黄宗江读到后,认为是一个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商量将它改成剧本。
黄宗江钟情于这个剧本,自然有他的考虑:一、故事中“二妹子”对军人的尊敬,切合于他参军时的心情;二、为情所至,是他的强项。他似乎对于“革命化”张扬的现实考虑并不多。
因为与“革命化”张扬的现实有距离,黄宗江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多次被人非议。有人说,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违反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种种意见,使黄宗江和石言的剧本创作陷入困境。
这场争论最终摆到了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面前。出乎意料的是,周扬对这个故事很欣赏。他也指出了故事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周扬认为,小说经过改编应该是可以搬上银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戏中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既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上,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
周扬的支持,使黄宗江和石言的剧本创作进展顺利。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投拍。作为编剧,黄宗江对于剧中“二妹子”的角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他向导演王苹推荐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话剧演员陶玉玲扮演“二妹子”。电影1958年完成并公映。
那个年代,描写红色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是银幕上的宠儿。《柳堡的故事》大胆地在战争题材影片中进行爱情戏的尝试,更加引人注目。片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至今仍广为传唱,黄宗江的名字也随着歌声不胫而走。
晚年的黄宗江,曾写过《柳堡二妹子的亲娘——多情的指导员胡实言》一文,谈及影片的创作过程,说“我是这个剧本的干娘,或者奶娘,人家亲娘是胡实言(即石言)”。不掠功,不居美。
黄宗江是透明的,他一生实践着自己“我不能灰色地活着,不能黑色地活着,我得亮色地活着”的人生信条,因而一生快乐。★
在黄家吊唁灵堂中,挂着这样一副挽联:“真是杂家,作协剧协影协,无协不与;堪称奇迹,文人艺人军人,此人大才。”上联涵盖黄宗江一生之涉猎,自然精当,但下联以其“文人艺人军人”之经历证其“奇迹”与“大才”,多少有些牵强——且不说从30年代走来的与黄宗江有相似经历的人就有不少,而考察黄宗江一生行状就会发现,他的经历有时候往往成为阻碍其成为“大才”或者说更“大才”的因素。
笔者这样说,并不是不认同“此人大才”的说法。他出身书香门第,却带领一众弟妹跨入戏剧行当,成为“卖艺人家”;他10岁就发表独幕剧,之后创作《柳堡的故事》《海魂》等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剧本——“此人大才”也并非浪得虚名。笔者想说的是,黄宗江一生率性而为,与严肃的人生目标无缘,这倒使他多少与时代有所游离,也少了时代风云的羁绊,有了快意的一生。
“父亲一生从不追名逐利,对于生活追求的就是朴实。”女儿的总结,揭示了其快乐一生的实质。
为情两次改变人生轨迹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父亲是留日学电机的洋翰林后来在北京电话局做工程师。在黄宗江记忆中,父母从小就带着他看戏,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黄宗江10岁时就写了一个名叫《人之心》的寓言剧,在当时的《世界日报》上刊载。1935年黄宗江考入有着悠久演剧传统的南开中学读高中,开始在校内登台演出,展示出了才华。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读书。相比学业来说,演戏对他似乎更重要。
黄宗江说他的初恋,就发生在此时。这其实是一段单相思的暗恋,暗恋的对象是曾与他一起就读南开中学并一起考上燕京大学的同学。在南开时因为男女分校而无缘“零距离”,到燕京后却有缘一起排演话剧《雷雨》:他演周冲,她演四凤。但现实中,“四凤”却舍“周冲”而恋“周萍”。17岁的黄宗江竟然服药自杀,幸而未遂。稍后,黄宗江爱上了一个在他眼中模样酷似主演《插曲》的英格丽·褒曼的女同学,但依然是单恋——那女孩子却因为失恋要为别人自杀。此情不可待,惘然成彷徨。与伤心相比,学业算什么?黄宗江竟然一走了之!而以他的聪颖早慧,若是继续学业,未来成“大才”岂不是有了更高的起点?
1940年冬,19岁的黄宗江前往上海,考进上海剧艺社,走入了真正的戏剧团,并很快站稳了脚跟。不久他又加盟了黄佐临组建的上海职业剧团。1942年,他辗转到了重庆,参加了夏衍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与夏衍、于伶、郑君里、金山、蓝马、张瑞芳等名家同台演出,舞台生涯的序幕由此拉开。由于他出色的表演,很快就得到了观众与同行的认可,拥有了“三大小角色之一”的雅号,并与蓝马、谢添、沈扬一起被称为“四大名丑”。
就在黄宗江声誉日隆之际,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如同第一次改变一样,这次依然是“情”之所至。恋爱再次无果,又一选择离开。1943年冬天,22岁的黄宗江参加中国国民党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从此,他为自己的演员生涯画上了句号。
黄宗江有名言在耳:“演戏比读书重要,恋爱比演戏重要。”至于在常人看来的人生目标:宏大理想,事业有成等等,在他看来全不重要——情之所至,才是人活下去的理由。这样的率性,如此的快意,殆有几人堪比?
一次让后半生快乐的选择
1945年黄宗江回国时,日本已经投降,抗日战争已经结束。1946年秋天,黄宗江又一次走入燕京大学校园,准备完成丢失的学业。可是,一桩在他看来不幸福的婚姻,使他再一次选择出走上海,最终也未能取得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
既然学业无成,总要干点什么。黄宗江接续了10岁时的理想,开始剧本写作。1948年,他创作的剧本《大团圆》在上海获得公演,大获成功。这是黄宗江第一个搬上舞台和银幕的作品,也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黄宗江的人生选择:他从演戏转为职业写作。
《大团圆》演出后不久,人民解放军驻扎在上海的“霓虹灯下”。尽管一直与现实有着一定的间隔,既未加入过国民党——哪怕在国民党海军服役时也未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也未曾加入过共产党,但黄宗江对国共两党的政治信念,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国民党的溃败相比,欣欣向荣的中共,无疑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年近“而立”的黄宗江,作出了选择:加入中共领导的军队,做一名文艺兵。而《大团圆》的成功,他的才华,秣马厉兵的军人更加需要文艺人才的现实,使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这一选择,他对访谈者给出的理由是:那时,军人特别受到尊重。言语之间,并无“为什么什么而奋斗”之类的宏大叙述。淡淡的,浅浅的,这才是黄宗江!
不过,回溯黄宗江的一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以黄宗江的履历来说,他若不是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而是在地方上的文艺团体或者研究机构供职,“文革”前历次的政治运动必然波及到他,甚至会改变他的命运,他就不会有很平安、很自我的生活。
黄宗江是国统区走来的知识分子,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对象即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他当然在此之列。但因为他在解放军队伍里,他既不用“脱裤子”检讨,也不用“洗澡”来脱胎换骨,而是在精心酝酿日后成名的《柳堡的故事》的剧本。
1943年,黄宗江因情脱离演艺界,加入了国民党海军。两年多国民党军人的履历,若在地方,他首先要与肇始于1953年底的“审查干部”遭遇。此次审干主要由组织部门参照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档案,对政治历史不清、或曾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干部逐一排队审核。在审干开展一年半后,肃反运动爆发。“肃反”成为人人过关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不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以黄宗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经历,哪怕他什么也没有干过,能够过关,但至少也要一遍一遍地写出这段历史的经过,记录在案。军人的身份,让黄宗江再一次幸免。
如果黄宗江在地方,让黄宗江最难以过关的是他与“二流堂”的渊源。
抗战时期,从上海迁徙来渝的唐瑜,因家境富裕,生活优越。他身为文化界人,常常来接济文化界的朋友。后来,他建造了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成为当时重庆文化界名流聚会的场所。像吴祖光、盛家伦、金山、张瑞芳、萨空了、夏衍、乔冠华、黄苗子、郁风、丁聪、冯亦代、徐迟、龚澎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常常流连于此。后来这里被郭沫若戏称为“二流堂”。至此,“二流堂”大名,迅速传播开来。“二流堂”在黄宗江记忆里,是一段嬉笑怒骂,无拘无束的岁月。他不但侧身其间,而且还介绍著名戏剧评论家、美学家沈祖安成为“堂友”;妹妹黄宗英也在这里得到照顾。
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中,“二流堂”的堂友大多遭受审查,或沦为所谓“胡风革命集团”的“小分子”,或沦为右派分子,并因此中断了知识分子生涯,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而身为“二流堂”“堂友”的黄宗江,因在军队,又一次置身事外。即使在1967年,“二流堂”作为“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一大公案,曾使许多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屡被批斗,惨遭迫害,黄宗江也未被提及。当然,在全民族劫难的“文革”中,黄宗江也未曾幸免,他曾被发配到甘肃去。
至情入戏的《柳堡的故事》
作为剧作家,黄宗江创作了《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等作品,但最让华人记住的是《柳堡的故事》,那首传唱至今的“九九艳阳天”,就出自这部故事片。从中国电影史的层面来看,1949年至“文革”前,是一个个人情感隐退、革命化张扬的年代,且不说表现一般人生活的影片鲜有爱情,现役军人的爱情更成为禁忌。而黄宗江和石言创作的《柳堡的故事》则成为异数。
电影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解放战争期间,军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找军人做伴侣是许多姑娘的愿望。驻扎在江南一个村庄的一名战士被房东姑娘相中,他俩暗暗地相爱。不料,此事被发现,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并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部队开往前线,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返回原来村庄。姑娘得知心爱的恋人牺牲了,她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觉得这对情人的死与自己当初的批评有关,非常内疚,并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他以此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他为故事增添一个圆满的结局:战士没有死,在胜利后又回到小村,与二妹子在当年约会的地方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军管会文艺处的黄宗江读到后,认为是一个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商量将它改成剧本。
黄宗江钟情于这个剧本,自然有他的考虑:一、故事中“二妹子”对军人的尊敬,切合于他参军时的心情;二、为情所至,是他的强项。他似乎对于“革命化”张扬的现实考虑并不多。
因为与“革命化”张扬的现实有距离,黄宗江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多次被人非议。有人说,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违反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种种意见,使黄宗江和石言的剧本创作陷入困境。
这场争论最终摆到了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面前。出乎意料的是,周扬对这个故事很欣赏。他也指出了故事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周扬认为,小说经过改编应该是可以搬上银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戏中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既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上,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
周扬的支持,使黄宗江和石言的剧本创作进展顺利。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投拍。作为编剧,黄宗江对于剧中“二妹子”的角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他向导演王苹推荐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话剧演员陶玉玲扮演“二妹子”。电影1958年完成并公映。
那个年代,描写红色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是银幕上的宠儿。《柳堡的故事》大胆地在战争题材影片中进行爱情戏的尝试,更加引人注目。片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至今仍广为传唱,黄宗江的名字也随着歌声不胫而走。
晚年的黄宗江,曾写过《柳堡二妹子的亲娘——多情的指导员胡实言》一文,谈及影片的创作过程,说“我是这个剧本的干娘,或者奶娘,人家亲娘是胡实言(即石言)”。不掠功,不居美。
黄宗江是透明的,他一生实践着自己“我不能灰色地活着,不能黑色地活着,我得亮色地活着”的人生信条,因而一生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