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的某一天，走在大街上的布罗茨基突然被塞进一辆汽车，带到警察局，随后，24岁的布罗茨基在民事法庭两次受审。法庭上，悬挂着“不劳而获者布罗茨基审判大会”的横幅。法官萨维里耶娃质疑布罗茨基的诗人身份，在她看来，对那些不会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所谓”诗歌，她有理由加以蔑视。当然，这位女法官压根儿不认可写诗和从事诗歌翻译“是有益于祖国的事”，相反，法庭和旁听者嘲笑眼前这位认定写诗就是他的工作，就可以证明他也在劳动的年轻人。当布罗茨基高傲地说出“我不但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人，反而是一位能为我的祖国增添光彩的诗人”的时候，法庭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审判结束，布罗茨基因“社会寄生虫”罪名获刑5年。
　　苏联政府最终无视布罗茨基“最好能允许我参加祖国的文学进程，哪怕做个译者也行”的哀求，1972年，克格勃把他塞上一架飞机，逐出了这个曾拥有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国度。带着沉重的俄语，布罗茨基开始了在西方的流亡生涯。此后，即使在荣誉的巅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87年，以及之后，他也没有重返他的故国。于是，诗人的生平被有趣地砍成了两截，前一段，中学未毕业的布罗茨基成了太平间解剖员的助手、锅炉房的锅炉工、第五地质局的一名勘察员、工厂里的一名铣工，甚至两次被迫成为“精神病人”……后一段，他基本上在美国的大学里度过，前半生隐秘的诗人身份这会儿得到了举世公认，他成为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这些伟大俄语诗人行列中的一员。
　　《布罗茨基谈话录》对于诗人在列宁格勒度过的童年、少年以及轰动西方世界的“布罗茨基案件”，都有着理性的回忆。在与文化史家所罗门·沃尔科夫的对话中，诗人重构了“监狱、迫害、流放”的前30年生活。这是一位诗人的受难史。布罗茨基讲述了在一个极权的国家里，做一名诗人、思想者和文化异端所付出的代价。《谈话录》的另一部分是布罗茨基对几位心仪的大诗人——依次包括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罗伯特·弗罗斯特、温·休·奥登和阿赫玛托娃——的深情回忆以及对他们诗艺的精湛剖析。于是，他成了“拆散编织物”的那个人，于是，由于他谈话的专业性及见证者的身份，这些伟大诗人的复杂性得以在普通读者面前豁然敞开——布罗茨基不愧是他们的一名伟大的同行。
　　在20世纪，布罗茨基是一位重新确立了诗歌尊严的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天才的批评家，他的洞察力20年来一直为中国诗人们所津津乐道。有趣的是，他还是一位中餐爱好者。这部持续多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容量巨大的谈话录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不羁、言辞激烈又睿智深刻的布罗茨基。在这部交响乐般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的谈话录巨著里，读者自会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诗人，似乎首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鲍里斯·帕拉莫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