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平常不怎么爱在朋友圈发信息的我，也转发一些东西，转发的内容在我看来都是客观事实，当然有的也夹带着些怨天尤人的情绪和追责问责之类的话。为此，一位“好心”老姐一天一天地给我发来与之完全相对立的在她看来很“正能量”的帖子。开始，以为不过是为了让我“兼听则明”，没作理会。不日，“好心”老姐专门打来电话，郑重地告诉我“要注意身份”。这回我明白了，原来转帖也不是一件小事。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自己的身份，主要有二：一名上过战场的老兵，一个工作了数十年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身份与转发反映疫情客观事实和悲愤情绪帖子有冲突吗？
　　 在有的人看来，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就应当什么说话。这似乎不错。我将自己其他身份去掉，仅仅以一名老记者的身份，我应该说什么？应该如实反映客观事实对吧？应该如实反映人们的想法、情绪对吧？世界上每个行业都有职业道德，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就要求做到上述这些，做了是本分，不做叫失职，而失职就是不守职业道德。我所做的（其实很惭愧，仅仅是转发）不过是遵循一点点职业道德而已。如果这也错了，难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或倡导的是做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吗？
　　 至于什么身份就应当说什么话，也是值得玩味的。如果屈原顾及左徒、三闾大夫的身份，那就应该在楚怀王面前好生生地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不应该写《离骚》《九章》，说什么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如果李绅顾及宰相身份，那就应赞美李唐盛世的岁月静好，而不应该写《悯农》，说什么“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如果白居易顾及左拾遗、知制诰的身份，那就只管写好诏令、呈批件，而不应该写《长恨歌》《琵琶行》，说什么“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如果鲁迅顾及北洋政府任命的教育部佥事身份，那就应该孝敬发给他委任状的大总统袁世凯，而不应当写什么《狂人日记》，说什么“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张学良、杨虎城顾及国民革命军将军的身份，那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听令，而不是发动什么兵谏。如果朱德顾及宪兵司令官和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那就应该规规矩矩地呆在国民党军队里效力，过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不是奔走万里寻找共产党，感叹“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
　　 身份和说话不是没有一点关系，一个生物教授没有必要评论军队一次联合作战演习的方法不对，一个军人也不必介入到政府机关是裁员好还是不裁员好的争论。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抛开身份理直气壮地说的，诸如涉及到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涉及到所有人安全的事，涉及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事，等等，都有权利说，也都应该说。说，就形成了一个舆论场，就对个别被滥用的权力起到监督作用，就对不祥的征兆起到预警和遏制作用，就能避免灾害的发生和加剧。说，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做一个真正人的证明。一个人，不论其身份、地位、职业和贫富，都有说的权利和责任，也是真正的爱国的表现。人们为什么如此隆重地纪念李文亮，就因为他大胆地说了应说的话，他的话固然符合医生身份，即使不符合医生身份，相信人们同样会隆重纪念。对一个声音的价值判断，往往并不看發出者的身份，而看对社会的价值作用。
　　 一说话便考虑身份，该发的声音不发，应说的话儿不说，实际上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看来，只说符合身份的话，至于这些话是不是假话、空话、违背良心的话、反社会反人类的话，不重要。相反，如果说的是良心话，忧国忧民的话，但与身份不吻合，那就有可能被归为“吃饭砸锅”者一类，为“精明人”所不为。这也可以说是一些原本懂得社会通识的开明人士而在关键时刻三缄其口的原因。君不见，疫情蔓延期间有多少人不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每天只言风花雪月、花鸟虫鱼，没有半点悲悯的情绪和对权力渎职的愤怒，似乎完全活在世外桃园。
　　 在意身份或是一种自律。但在历史关头和危难时刻顾及身份而对危难视而不见，对大义充耳不闻，一味保全自己，或等待胜利之后摘桃子，如此在意身份，其实如同苟活和投机，是无人品可言的。至于那些警示他人注意身份，甚至不择手段阻碍他人伸张正义者，无异于邪恶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