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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 “文学性”，即泛审美性，所以，思想是首要的批评。本文主要针对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思想初探进行了简单探讨。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思想变化；审美性
“现代性”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炙手可热的流行词汇，大家普遍认同的有两种解释：一是从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职能上看，它被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因此，“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是对应的”；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在文化范畴内具有价值叙事职能。
从这两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时存在着对于两种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文学的兴起就是以一部分作家率先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开始的。他们对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对旧的统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发起攻击，从而关注中国的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张天翼等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则显示出对于审美现代性的浓厚兴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人”，一个更多表现为非理性的人，在现代社会的某种境遇。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发、戴望舒、张爱玲、穆旦等为代表。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实际出发。现代性是个发展的概念，它分为前期、中期、晚期的不同阶段，不可以用相对成熟的现代性来苛求早期的现代文学。它萌芽于晚清，开创于民国，发展在共和国。从中国整个庞大的文化和时间背景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它的意义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要从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中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就其特殊的时代意义，我们也不难看出发生在191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也不同于西方文学，更不同于当代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开创了中国民族文化反思的新人文传统，为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变革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迄今为止无人能及，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度还是艺术成就的高度来讲，鲁迅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不可及的范本。早在1906年，鲁迅就提倡反抗和独立精神。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比其他的同时代人要先进10年，因为他的这一诉求直到五四时期才获得广泛的理解。及至五四，他因发表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在小说《阿Q正传》中以“阿贵”典型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概括等，其深远的意义至今都影响颇深。30年代，鲁迅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出现于文坛，并自觉地站在了党的旗帜下，为保卫人民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在《二心集》、《且介亭杂文集》中便可以找到其高亢的战斗风格。
生活在40年代的作家们，在继承优秀的现代文学传统的同时，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形式，如以赵树理、孙犁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竞相争艳的现代戏剧等，无论从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讲，都不可谓不现代。
其次，从“现代性”的主要表现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样保持着“现代性”特征。
个人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以文学方式为个人立法，确立了个体的独立、解放、自由和创造的价值意义。郭沫若在诗歌中创造了“我把天来吞了”、“我把地来吞了”的“我”，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庐隐也通过《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小说描写了自我的心境，抒发了自我的情感……这是与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情感分不开的。
“人道主义”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担当公民和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情、悲悯普通人的生活命运。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的重要作家郁达夫，借作品塑造了一群引人注目的零余者形象，从而抒发了孤独、忧伤的情怀，从《沉沦》中的“我”，到《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烟厂女工，无不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苦闷感。作家也正是以此来激起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另：外，作为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用一生的心力创作了充满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的杰出作品。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一些重要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悲悯和感伤的成分。这也正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都是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思想情感，这在反传统和现实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民族化和现代化。
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拥有的最为本真、内在的现代性。各个时期的文化现象都有着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的印记。现代文学同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作家的生活、情感和思维的结晶，也是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情绪的体现。成功创作了《传奇》、《倾城之恋》等“海派”小说的张爱玲善于描写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的沪港社会，这来自：其在上海、香港的生活经历。张爱玲从小因为父母不和离异，受到后母的虐待，之后经历了香港沦陷，使她感受到了人生的凄凉，而这种心态影响着她的创作。我们从她的作品中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悲观色彩。
现代文学作品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反映着当时现代人的生命气息。1943年，赵树理根据他在山西辽县乡下了解到的迫害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致死的案件，创作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青年农民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之路虽曲折坎坷，但最终仍幸福地结合，从而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和民主政权的力量，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因此被郭沫若称赞为“为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
现代白话文的语言主体。现代白话文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语言，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强调建构现代语言形式，提出“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鲁迅主张：“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鲁迅这里所说的白话文的个性、鲜活和表达的直白就是现代文学语言的现代性。 自由、多样的文体形式。“五四”时期作家们普遍用白话文写作，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中国的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旧文学而言，而不是指“五四新文学”这一特定概念）从1917年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将近九十年的历史。文学史家通常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将这九十年的文学史划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段。事实上，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并不是在1949这一年之间陡然完成的，它们之间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延安文学（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五四时期概念的内涵随之发生了改变，比如人民、启蒙、乡村等等。这些渐变实际上可以作为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线索来进行考察。本文试图通过对“人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期间发生的改变作一定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涵的思想的变化，以作为对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思考。
新文学诞生之初，文学和人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在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成为被关注和试图解决的对象。1918年，周作人就在《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他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1919年，周作人又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人的文学”概念的具体化。周作人强调要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遍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人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它一经周作人提出就得到了新文学先驱们的大力拥护。胡适称《人的文学》是“一篇平实伟大的宣言”，“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就叫做‘人的文学’”。傅斯年认为“白话文的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以人道主义为本”。“人的文学”由时代推出，又激动了那个时代，不是仅仅因为它动听，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几代人对于一种新的文学理想的诉求，最终获得了实现。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意义，它大大推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包括乡土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潮流就是应这个口号而生。
“人的文学”是应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而发生的，然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并不顺利。“人的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时代的要求由文化启蒙变成了政治救亡，它不再作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存在，而是让位于应革命要求而兴起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潮流。在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不断的批判和打击之下，五四所提出“人的文学”不断萎缩和变异，尤其是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磅炮轰，终于为“工农兵文学”所取代。
首先是对“人”的解释与定位。尽管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但实际上这种“平民文学”主要是区别于封建传统的“贵族文学”；这里的“平民”，也主要是指针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知识群体，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大众。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及其读者一直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并未向真正的大众扩展。所以鲁迅到1927年仍断然地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1931年左联成立之后，为了促进革命的发展，希望通过文艺来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积极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这次运动对大众有了比较具体的定位，专门指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但关注点往往又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关注的也还是文艺形式的问题。所以“新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始终企求与民众发生密切关联，让文学能超越少数文化人玩赏的范围，成为多数普通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但在二三十年代，文艺向民众靠拢，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只能是作家艺术家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文学变革，而不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真正与民众结合，并以民众为文学主体的文学运动。”
一个重要的内涵和标志在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也就是整个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其表征就是追求凡人的幸福，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直接功利追求为目的。具体表现在世人身上，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如追求时装名牌和流行发型，热衰于上网娱乐休闲，人世后，上大学挑选国际贸易、国际法等热门实惠专业，更懂得花钱享受生活，这一切都表现了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这些当代现实文化表征，也把我们带到了一种以“唯科技、唯财富、唯效率、唯享受”为特点的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读者对文学的阅读不再停留在对充满深度哲理和社会内涵的作品上，更不会去研读充满神秘、艰涩、荒诞的文本，相比之下，他们会喜欢通俗易懂，充满感官愉悦，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佳阅读享受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种精神的幻象。因为他们在充满激烈竞争和紧张的工作之余，通过阅读可以达到休闲放松的目的。从传统的文学消费的角度考虑，这只是读者用货币购买文本然后阅读来实现对文学直接的消费性接受。而现在有的阅读越轨者，开始摆脱传统的文学消费方式，不满足于阅读性接受，开始剥离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价值内涵，模仿作品富有休闲娱乐色彩的程式，实现对文学阅读的再消费。有例为证，在2001年9月24日的《金陵晚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一个北京女孩，难得三天假期飞到上海，她的游览方式是按照陈丹燕的那本《上海的风花雪月》书中所描写的地点一一踏访，三天后连外滩都没有逛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这个消息尽管反映了当代人对生活缺乏自主规划的态度，一味地模仿和套用，不能积极主动地创造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从消费文化流行趋势上看，“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作者简介：
万灵敏，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项目：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32400411151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思想变化；审美性
“现代性”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炙手可热的流行词汇，大家普遍认同的有两种解释：一是从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职能上看，它被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因此，“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是对应的”；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在文化范畴内具有价值叙事职能。
从这两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时存在着对于两种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文学的兴起就是以一部分作家率先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开始的。他们对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对旧的统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发起攻击，从而关注中国的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张天翼等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则显示出对于审美现代性的浓厚兴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人”，一个更多表现为非理性的人，在现代社会的某种境遇。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发、戴望舒、张爱玲、穆旦等为代表。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实际出发。现代性是个发展的概念，它分为前期、中期、晚期的不同阶段，不可以用相对成熟的现代性来苛求早期的现代文学。它萌芽于晚清，开创于民国，发展在共和国。从中国整个庞大的文化和时间背景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它的意义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要从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中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就其特殊的时代意义，我们也不难看出发生在191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也不同于西方文学，更不同于当代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开创了中国民族文化反思的新人文传统，为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变革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迄今为止无人能及，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度还是艺术成就的高度来讲，鲁迅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不可及的范本。早在1906年，鲁迅就提倡反抗和独立精神。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比其他的同时代人要先进10年，因为他的这一诉求直到五四时期才获得广泛的理解。及至五四，他因发表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在小说《阿Q正传》中以“阿贵”典型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概括等，其深远的意义至今都影响颇深。30年代，鲁迅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出现于文坛，并自觉地站在了党的旗帜下，为保卫人民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在《二心集》、《且介亭杂文集》中便可以找到其高亢的战斗风格。
生活在40年代的作家们，在继承优秀的现代文学传统的同时，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形式，如以赵树理、孙犁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竞相争艳的现代戏剧等，无论从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讲，都不可谓不现代。
其次，从“现代性”的主要表现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样保持着“现代性”特征。
个人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以文学方式为个人立法，确立了个体的独立、解放、自由和创造的价值意义。郭沫若在诗歌中创造了“我把天来吞了”、“我把地来吞了”的“我”，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庐隐也通过《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小说描写了自我的心境，抒发了自我的情感……这是与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情感分不开的。
“人道主义”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担当公民和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情、悲悯普通人的生活命运。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的重要作家郁达夫，借作品塑造了一群引人注目的零余者形象，从而抒发了孤独、忧伤的情怀，从《沉沦》中的“我”，到《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烟厂女工，无不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苦闷感。作家也正是以此来激起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另：外，作为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用一生的心力创作了充满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的杰出作品。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一些重要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悲悯和感伤的成分。这也正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都是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思想情感，这在反传统和现实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民族化和现代化。
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拥有的最为本真、内在的现代性。各个时期的文化现象都有着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的印记。现代文学同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作家的生活、情感和思维的结晶，也是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情绪的体现。成功创作了《传奇》、《倾城之恋》等“海派”小说的张爱玲善于描写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的沪港社会，这来自：其在上海、香港的生活经历。张爱玲从小因为父母不和离异，受到后母的虐待，之后经历了香港沦陷，使她感受到了人生的凄凉，而这种心态影响着她的创作。我们从她的作品中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悲观色彩。
现代文学作品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反映着当时现代人的生命气息。1943年，赵树理根据他在山西辽县乡下了解到的迫害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致死的案件，创作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青年农民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之路虽曲折坎坷，但最终仍幸福地结合，从而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和民主政权的力量，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因此被郭沫若称赞为“为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
现代白话文的语言主体。现代白话文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语言，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强调建构现代语言形式，提出“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鲁迅主张：“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鲁迅这里所说的白话文的个性、鲜活和表达的直白就是现代文学语言的现代性。 自由、多样的文体形式。“五四”时期作家们普遍用白话文写作，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中国的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旧文学而言，而不是指“五四新文学”这一特定概念）从1917年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将近九十年的历史。文学史家通常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将这九十年的文学史划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段。事实上，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并不是在1949这一年之间陡然完成的，它们之间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延安文学（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五四时期概念的内涵随之发生了改变，比如人民、启蒙、乡村等等。这些渐变实际上可以作为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线索来进行考察。本文试图通过对“人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期间发生的改变作一定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涵的思想的变化，以作为对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思考。
新文学诞生之初，文学和人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在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成为被关注和试图解决的对象。1918年，周作人就在《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他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1919年，周作人又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人的文学”概念的具体化。周作人强调要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遍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人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它一经周作人提出就得到了新文学先驱们的大力拥护。胡适称《人的文学》是“一篇平实伟大的宣言”，“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就叫做‘人的文学’”。傅斯年认为“白话文的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以人道主义为本”。“人的文学”由时代推出，又激动了那个时代，不是仅仅因为它动听，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几代人对于一种新的文学理想的诉求，最终获得了实现。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意义，它大大推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包括乡土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潮流就是应这个口号而生。
“人的文学”是应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而发生的，然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并不顺利。“人的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时代的要求由文化启蒙变成了政治救亡，它不再作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存在，而是让位于应革命要求而兴起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潮流。在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不断的批判和打击之下，五四所提出“人的文学”不断萎缩和变异，尤其是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磅炮轰，终于为“工农兵文学”所取代。
首先是对“人”的解释与定位。尽管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但实际上这种“平民文学”主要是区别于封建传统的“贵族文学”；这里的“平民”，也主要是指针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知识群体，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大众。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及其读者一直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并未向真正的大众扩展。所以鲁迅到1927年仍断然地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1931年左联成立之后，为了促进革命的发展，希望通过文艺来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积极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这次运动对大众有了比较具体的定位，专门指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但关注点往往又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关注的也还是文艺形式的问题。所以“新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始终企求与民众发生密切关联，让文学能超越少数文化人玩赏的范围，成为多数普通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但在二三十年代，文艺向民众靠拢，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只能是作家艺术家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文学变革，而不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真正与民众结合，并以民众为文学主体的文学运动。”
一个重要的内涵和标志在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也就是整个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其表征就是追求凡人的幸福，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直接功利追求为目的。具体表现在世人身上，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如追求时装名牌和流行发型，热衰于上网娱乐休闲，人世后，上大学挑选国际贸易、国际法等热门实惠专业，更懂得花钱享受生活，这一切都表现了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这些当代现实文化表征，也把我们带到了一种以“唯科技、唯财富、唯效率、唯享受”为特点的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读者对文学的阅读不再停留在对充满深度哲理和社会内涵的作品上，更不会去研读充满神秘、艰涩、荒诞的文本，相比之下，他们会喜欢通俗易懂，充满感官愉悦，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佳阅读享受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种精神的幻象。因为他们在充满激烈竞争和紧张的工作之余，通过阅读可以达到休闲放松的目的。从传统的文学消费的角度考虑，这只是读者用货币购买文本然后阅读来实现对文学直接的消费性接受。而现在有的阅读越轨者，开始摆脱传统的文学消费方式，不满足于阅读性接受，开始剥离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价值内涵，模仿作品富有休闲娱乐色彩的程式，实现对文学阅读的再消费。有例为证，在2001年9月24日的《金陵晚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一个北京女孩，难得三天假期飞到上海，她的游览方式是按照陈丹燕的那本《上海的风花雪月》书中所描写的地点一一踏访，三天后连外滩都没有逛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这个消息尽管反映了当代人对生活缺乏自主规划的态度，一味地模仿和套用，不能积极主动地创造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从消费文化流行趋势上看，“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作者简介：
万灵敏，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项目：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3240041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