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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的修辞学与诗学研究、现当代对隐喻的研究都认为，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人言之上且人处于绝对主宰地位，语言是人使用的工具；海德格尔则从人的生命存在思考人言关系和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人类存在之家。本文尝试结合认知隐喻论的语言观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诠释隐喻，提出隐喻是人类栖居于大地之上的一种存在方式。
关键词：隐喻 人言关系 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视语言为工具，视隐喻为工具，认为人在人言之中居主宰地位，是传统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观的共同点。海德格尔则主反语言工具论，主张语言是存在之家。我们认为前者是从人的生物存在考察人言关系和语言的本质，后者则从人的生命存在思考人言关系和语言的本质，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维度。本文尝试以认知隐喻语言观和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诠释隐喻，分析论证隐喻是人类栖居于大地之上的一种存在方式。
二 传统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
传统隐喻观（比较论和替代论）视隐喻为基于二物相似性的一种替代表达法，主要从词汇层面考量隐喻的修辞功能，即隐喻是为满足人类情感中的同情或辩异。
概念隐喻理论是当代隐喻认知理论之圭泉。隐喻认知论者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概念体系，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Lakoff&Johnson ，1980），从而将隐喻研究从认识论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表面上看，传统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大不同。从功能看，隐喻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方式。从研究层面看，认知隐喻观不再像传统隐喻观那样只研究隐喻语词，还研究句子乃至语篇层面的隐喻。从研究范围看，认知隐喻不仅研究文学中的隐喻，还将隐喻视为日常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认知隐喻观将理性的生物——人从幕后引到幕前，用人眼而不是上帝之眼看世界，赋予人类以绝对主宰的地位。
深一层看，传统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存在共性。首先，西方由赫拉克利特开启、亚里士多德发展建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存者”即现成存在的东西为取向的（曹顺庆，2011）。亚氏对传统修辞学之隐喻的规定，首先预设了现存者即现成的以语词命名的实体的存在，再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形成实体之间属种关系的四种隐喻。
认知隐喻认为隐喻是两个概念结构的心理运作，其概念结构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是人在儿童早期学得的，在思维中具无意识性，据此，概念结构便是一种现存者，一种以语句命名的抽象实体，传统隐喻的现存者（语词）被概念结构（语句）取代。在预设了概念结构的“有”之后，认知隐喻亦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得出认知隐喻的概念结构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得出的路数与传统隐喻的路数无异。再者，其以语句命名的概念结构仍须依附于语词，顺理至少也包括以语词命名的实体。实际上，认知隐喻中基本隐喻的概念结构就是A is B，也就是传统隐喻的表达式，其复合隐喻由此基本隐喻构成。如此一来，认知隐喻从根源上说仍囿于传统隐喻的实体之“有”，易言之，认知隐喻理论并未脱离西方文化中偏执于“有”的特征。
其次，无论传统隐喻论还是认知隐喻论，均视隐喻为工具。对隐喻的认知研究将人自身的本有属性引入，关注的是主体（即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问题，似乎是跳出了语言之外。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隐喻的认知研究是把本来处在动态过程中的语言用概念的形式固定下来，把概念隐喻化，把隐喻规范化，是否有工尽其利之嫌？以此，隐喻认知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语言的工具性。
概言之，迄今对隐喻的研究回答的是隐喻是什么而非什么是隐喻。前一问题本身就已经将隐喻当作一种自在，并使隐喻陷于工具论，人的存在与生存被遗忘。对后者的回答才是对隐喻的本质的哲学思考，因为它将人的存在与生存列入思考之根本点和出发点。要回答后一问，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语言之关系，重新追问隐喻作为纯粹语言的本质，而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便给予了我们对此追问与审视的一种新的视角。
三 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语言观
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的、用来交际的工具，语言是符号系统。分析哲学家对语言的功用进行思考并提出关于语言的一般看法：语言乃是人类所特有的描述实在、表达思想的手段。《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指出，我们把一种主要是交际的、干脆就是交际的动机归之于话语的发展，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步入了误区（徐朝友，2009：67）。换言之，若语言不是用来交际的，那么语言是什么？
海德格尔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致人道主义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无可质疑的首要意义作了系统的陈述：语言是存在之家，或者说，存在归汇于语言。海氏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便居住在这个家中。那些进行思考和创作诗歌的人们就是这个家的看家人……人是存在的放牧者（斯坦纳，1989：195-197）。
“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之核心命题。海氏认为语言先于人而存在——我们所说之语言始终已经在我们之先了。我们只是一味地跟随语言而说（海2004：169）。要跟随语言而说，必须倾听。语言是寂静之音，是谓“大道”（存在），它令天、地、神、人四方在场，进入各自的本己之中，聚为一体，令万物自行显示之所“是”，借终有一死者——人——之口而发声，是谓语言说话，即道说，海氏认为道说才是语言之本质。正是在这种道说中，语言敞亮同时又遮蔽着存在。人首先通过倾听语言的召唤并在回应这种召唤时才学会了诉说。所以，人之说话不是表达自己的内心，而是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并“顺从之、经受之、遭受之、接受之”（海，2004：146）。在这一过程中，大道使人入道之本质而使自身成道，人在被道使用中释放人本己之要素——词语的发声——而成其为人。这样，海德格尔不仅给予语言以绝对本体的地位，更全然颠覆了传统人—言关系中人的绝对主宰地位：事实上，是语言在说话。人开始说话，仅仅是在这样的程度上，即他对语言作出呼应，而且仅仅是在这样的程度上，即他听到的是语言在说话，听到语言不断地在他身内回应。语言属于人类永远无法仅仅以自己的方式能说清楚的最高的、最前位的实体（徐朝友，2009：67）。 四 隐喻的本质
认知隐喻观关注人的生物属性，而海氏关注人的精神存在，二者最终依托的都是语言。我们认为人的生物性和人的精神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揭示人的本质，这种本质无疑存在于语言之中，因为人言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易言之，语言的本质即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并非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隐喻的本质。那么，我们的落脚点为何在隐喻的本质上？隐喻的本质又是什么？我们的依据是：以认知隐喻观，隐喻是普遍的语言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谈隐喻就是在谈语言。认知隐喻观还认为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经验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活动，这是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观察隐喻；以海为例，语言是人类存在之家，这是从人的精神活动来思考语言。若此，隐喻便是人类存在之家，即隐喻的本质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易言之，人活在隐喻之中。
人活在隐喻之中有两层含义。其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离不开隐喻，这是语言工具性的具体体现；其二，人的精神存在须寄托于隐喻。
先谈第一点。日常生活实践的主要行为不外言说与行事。首先，二者之间是伴生与依附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言说行为嵌入在行事行为之中。英国人类学家Malinowski认为，语言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所用，而且在这些工作中，话语是嵌入到活动中的（钱冠连，2005：71-72）。有一件趣事，足以说明这一点。事情讲的是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一次亲身经历。维氏夫妇在音乐会间歇用荷兰语交谈，邻座的是一对中年夫妻，其中女的转过头来，打着手势问：“pause…pause”，又指着手表问：“How long”。维氏也打着手势回答：“ten minutes”，重复着“ten”，并伸开十个指头。女士十分满意地转过头与其夫用英语交谈起来（钱冠连，2007）。这件趣事不仅反映了人对于语言的巧用、活用，即用最简单、最省力的方式传达意思，也说明了言说与行事之间的关系是伴生与依附。
其次，言说行为通过实际话语的语义内容实现，行事行为的实现借助的是具体的身体行为。从认知的角度看，将行事域的身体行为义用言说域的言说义表达出来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投射。
我们用语言中的两大词类名词和动词来具体说明言说与行事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类用名词命名物，用动词指称行事行为，二者都属于言说/行事行为。
名正则言顺。在人类的词汇系统中，名词是一个大类，名名复合词又是其中的一个大类，英汉语均如此。据周荐（2005）的统计，汉语复合词中约有43%的名名复合词。这类复合词的构成方式主要是比喻式的，从认知的角度看，这种比喻式构成又被分为隐喻式、转喻式和隐转喻式。鉴于本文的主旨，此处仅以隐喻式名名复合词为例。这类隐喻式复合词往往喻体在前，本体在后，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域。如“扇贝”一词，取一具体事物扇子的形状与另一具体事物贝壳的形状之相似性；又如“蜜月”一词，用具体事物蜜糖喻抽象事物美好的感觉（黄洁，2008）。对“蜜月”这一抽象概念的理解便是借具体事物蜜糖来完成的，是典型的隐喻映射，而抽象概念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概念系统中的大部分。
再看动词的具体身体行为义与言说义之间的隐喻关系。Lakoff&Johnson认为，隐喻关系是源域和目标域这两种不同的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在这种映射中，语义在两个域之间保持着系统性的特点，源域的意义能够影响目标域的意义。就身体行为动词来说，源域即身体行为义所表示的动作特点能映射到目标域即言说义之中，形成对应关系。以单音节动词为例：
（1）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楚辞·九章·秋思》）
（2）长者虽有问，役夫哪敢伸？（唐·杜甫《兵车行》）
（3）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4）路不平，大家踩；理不公，大家摆。（方言）
这里所举四例中，源域是身体/物体的延展或位移（行事行为义），目标域是言说内容或过程的展开（言说义），二者系统对应。（1）中的“申”，其行事行为义是伸展、舒展；其言说义是说明、申述。（2）中的“伸”，行事行为义为伸直、伸展；言说义为陈述、表白。（3）中的“展”，行为义是舒展、张开；言说义为申述、陈述。（4）中的“摆”，行为义为排列、放置；言说义为说、陈述。这类动词的身体行为义是表示由动作主体控制，使得身体或物体在空间中伸展，进入言说域后，表示言说主体使言说内容展开、呈现，使人明白，即表示陈述的言说义。其他用作源域的可能的身体行为的方式及其结果还有：身体或物体的剖解、身体行为形成对抗、身体行为造成侵害等；映射到目标域即言说义的相应有：言说内容的剖析、言语行为的对抗或摩擦、言说行为形成伤害等。汉语中这类动词的数量有近百个。这类单音节动词形式还可以与其它成分（如动词和名词）组合成复合形式，表达言说义（马云霞，2010）。
以上所举之例只涉及语言层面的语词，且仅涉名词和动词为例。这两类语词是词汇系统中的两个大类，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动词更是时态化了的名词。再者，语词具有令不在场者出场的功能，我们因此而把握到了某种存在，即领会到了某种意义。因此，上例足以说明隐喻之于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
再看第二点。第一点所言之言说行为的语义内容，其表征是日常语言。海氏认为日常语言是一种被遗忘、被抛弃的诗歌（Heidegger ，1999：208）。海氏所指的语言（尤其是其后期思想中的语言）是纯粹的语言。对海氏的这一所指还需理解海氏毕生之追问：人之在世之在。以海为例，人之在世之在便是操心（Sorge），即那种对人的种种境遇和奥秘的烦心而致的对自身存在与生存的无家可归之感，是对人类精神无所寄托之操心，海氏最终在纯粹的语言中找到了无家可归的、终有一死的人的寄居之所，即上文所言及之语言是人类存在之家。
海氏的纯粹语言是诗（并非狭义上的诗歌，但诗歌是纯粹语言的主要形式），即本性的语言，是真之所在，思之所出。这种纯粹语言有两个特征。其一，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母源，诗天然具有隐喻性。这种隐喻性是指诗的创建性命名。海氏如是说：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首先让万物进入敞开域的道说，我们进而就在日常语言中谈论和处理所有这些事物（海，2004：47）。这意味语言始终传递着某种信息，人在倾听语言的召唤并做出回应过程中，获得这种信息，并将之用于其在世之中。如果诗歌是隐喻最复杂、最新颖的表达，我们似乎可以说隐喻的本质乃诗意之言说。这种言说，令人类从中获取立于世界之存在之道，由是，隐喻的本质乃是人类精神的居留之所。 比如，李清照《一剪梅》中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中的情感被创建性地命名为可流动之物，被这样命名之后，词人对丈夫的相思之情被用日常语言之“下眉头”、“上心头”来谈论。思念之情从外在的眉头深入到内心，此情乃真之所至，无法解脱。我们从词的道说中体验到的是人生最美好的至真情爱。
其二，这种纯粹语言是不能用理性的方式、用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解读的，因为它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只能倾听的寂静之音——沉默的道说。以海为例，沉默的道说是通过自然万物显现自身的，所被道说出的乃天地人神聚集的语言世界。倾听语言说话为的是从中获得一种经验，并顺从之、经受之。作为如此，人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学会放弃，使自己真正成人，成为一个泰然忍让之人。一个泰然让之的人，即如庄子之至人、神人与圣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样的泰然之人从倾听语言说话中所获取的一种经验，大概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之对真善美和自由的追求、对人生的感悟。
以苏轼《赠刘景文》为例：“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所道出的世界里荷花凋零、菊花败落，但“擎雨盖”、“傲霜枝”却给人生机挺秀、傲骨嶙峋之感。这里，苏轼通过写花道出对刘景文高洁人品的赞美。末句中的“橙黄橘绿”是即景寓理，暗示时间和人生的宝贵。我们从此诗中获得的经验是高洁人品为美；流年易逝，要珍惜美好年华。
认知隐喻理论用意象图式取代了形式逻辑的语言，用跨域的对应关系代替了数理运算，从本质上讲是另一种形式的用理性的方式、用形而上学的语言解读意义（非命题的图式结构和隐喻结构可用命题解释，因为命题是这些结构中复杂关联网络的名称。（Johnson，1987）。此诗若用认知隐喻理论的意象图式计算便是：用较具体的事物“残荷”、“败菊”、“橙黄橘绿”理解较抽象的概念“时间”和“人生”，这种运算当然计算不出诗中所喻之人品之美以及对人生短促、时间易逝的慨叹。
上引李清照《一剪梅》的一句，若用认知隐喻理论解释是：具体的物理实体液体由概念隐喻（爱情是液体）投射到抽象概念爱意上，在容器图式人体内沿着路径图式运动，于是爱意在体内从心头流动到眉头，又从眉头返回心头。意象图式是抽象的结构，并不包含丰富的心智图画（Johnson， 1987），因此认知隐喻理论仅说明了这句词的隐喻意义是如何被理解的。至于词中道出的至真至美之情，却无从觅得。可见，认知隐喻理论对于意义的理解机制颇具说服力，但其所不能触及的关乎人类情感的真恰是海氏语言观能道出的。
海氏的语言观或许不能解释人类为何会隐喻地言谈，但他的语言观给了人类对自身立于天地之间的一种人生态度。既然隐喻无处不在，那么，隐喻也无处不在地向我们透露这样一种人类存在方式的信息：由语言的理性而衍生的隐喻的工具性，并非隐喻存在的唯一方式。隐喻的工具性是隐喻被理性的人所用而显示出来的一种属性，人在使用隐喻时，也就存在于隐喻之中；人对自身存在于隐喻之中浑然不知，因为人类无意识地运用隐匿于生活经验中的隐喻，并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只有让隐喻返乡，这种存在方式才会以真面目示人。
综上，具有普遍的以隐喻为认知方式而存在的生物的人，始终要在精神存在的层面有所追问，方能区别于其他物种。而对精神存在的追问是以清理出纯粹语言的地基为前提的，这意味着从语言中清除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的计算的语言，让诗性的语言显现出来，倾听语言之道说，从中把握人类之精神存在。隐喻令人作为生物的存在的同时，更令其精神不致无家可归。
五 结语
隐喻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既指其在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认知作用，是语言工具性的一面；也指其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寓指作用，是语言非工具性的一面。对语言工具性的研究发展到今天的认知层面，或许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心智，推动社会的发展，但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生命问题仍然没有触及（维特根斯坦语）。海氏将语言视为人类存在之家，不仅是对传统哲学的一次反叛，更是对人类生存的反思；既是对语言纯工具性观念的一种警示，更为隐喻的研究竖起了新的路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人类还需要凭借诗性的心灵去返璞归真、寻求不灭的永恒记忆，还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直觉地把握世界、诗意地认识世界及探究现实下人的生存寓意（尤其是在物欲横流、拜金盛行和人性异化的今天），那么，人们就一刻也离不开隐喻。它固有的相似性、替换性将成为高悬于人们心头的一盏神灯，为困境中和迷惘下的现代人照亮前行的道路，鼓舞人们去捕捉生活中本不存在的喻意，感悟人生意义的瞬间生成，寻找诗意的家园（吴加才，2007：79）。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 [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2]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and Rea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 Lakoff，George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4] 曹顺庆：《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年版。
[5]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黄洁：《汉英隐转喻名名复合词语义的认知研究》，《外语教学》，2008年第7期。
[8] 马云霞：《从身体行为到言说行为——修辞动因下言说动词的扩展》，《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5期。
[9] 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 斯坦纳：《海德格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 吴加才：《诗性的还原与隐喻思维》，《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12] 徐朝友：《斯坦纳译学的海德格尔渊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3] 周荐：《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熊学军，女，1969—，湖北黄冈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言教学，工作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关键词：隐喻 人言关系 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视语言为工具，视隐喻为工具，认为人在人言之中居主宰地位，是传统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观的共同点。海德格尔则主反语言工具论，主张语言是存在之家。我们认为前者是从人的生物存在考察人言关系和语言的本质，后者则从人的生命存在思考人言关系和语言的本质，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维度。本文尝试以认知隐喻语言观和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诠释隐喻，分析论证隐喻是人类栖居于大地之上的一种存在方式。
二 传统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
传统隐喻观（比较论和替代论）视隐喻为基于二物相似性的一种替代表达法，主要从词汇层面考量隐喻的修辞功能，即隐喻是为满足人类情感中的同情或辩异。
概念隐喻理论是当代隐喻认知理论之圭泉。隐喻认知论者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概念体系，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Lakoff&Johnson ，1980），从而将隐喻研究从认识论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表面上看，传统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大不同。从功能看，隐喻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方式。从研究层面看，认知隐喻观不再像传统隐喻观那样只研究隐喻语词，还研究句子乃至语篇层面的隐喻。从研究范围看，认知隐喻不仅研究文学中的隐喻，还将隐喻视为日常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认知隐喻观将理性的生物——人从幕后引到幕前，用人眼而不是上帝之眼看世界，赋予人类以绝对主宰的地位。
深一层看，传统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存在共性。首先，西方由赫拉克利特开启、亚里士多德发展建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存者”即现成存在的东西为取向的（曹顺庆，2011）。亚氏对传统修辞学之隐喻的规定，首先预设了现存者即现成的以语词命名的实体的存在，再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形成实体之间属种关系的四种隐喻。
认知隐喻认为隐喻是两个概念结构的心理运作，其概念结构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是人在儿童早期学得的，在思维中具无意识性，据此，概念结构便是一种现存者，一种以语句命名的抽象实体，传统隐喻的现存者（语词）被概念结构（语句）取代。在预设了概念结构的“有”之后，认知隐喻亦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得出认知隐喻的概念结构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得出的路数与传统隐喻的路数无异。再者，其以语句命名的概念结构仍须依附于语词，顺理至少也包括以语词命名的实体。实际上，认知隐喻中基本隐喻的概念结构就是A is B，也就是传统隐喻的表达式，其复合隐喻由此基本隐喻构成。如此一来，认知隐喻从根源上说仍囿于传统隐喻的实体之“有”，易言之，认知隐喻理论并未脱离西方文化中偏执于“有”的特征。
其次，无论传统隐喻论还是认知隐喻论，均视隐喻为工具。对隐喻的认知研究将人自身的本有属性引入，关注的是主体（即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问题，似乎是跳出了语言之外。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隐喻的认知研究是把本来处在动态过程中的语言用概念的形式固定下来，把概念隐喻化，把隐喻规范化，是否有工尽其利之嫌？以此，隐喻认知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语言的工具性。
概言之，迄今对隐喻的研究回答的是隐喻是什么而非什么是隐喻。前一问题本身就已经将隐喻当作一种自在，并使隐喻陷于工具论，人的存在与生存被遗忘。对后者的回答才是对隐喻的本质的哲学思考，因为它将人的存在与生存列入思考之根本点和出发点。要回答后一问，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语言之关系，重新追问隐喻作为纯粹语言的本质，而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便给予了我们对此追问与审视的一种新的视角。
三 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语言观
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的、用来交际的工具，语言是符号系统。分析哲学家对语言的功用进行思考并提出关于语言的一般看法：语言乃是人类所特有的描述实在、表达思想的手段。《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指出，我们把一种主要是交际的、干脆就是交际的动机归之于话语的发展，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步入了误区（徐朝友，2009：67）。换言之，若语言不是用来交际的，那么语言是什么？
海德格尔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致人道主义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无可质疑的首要意义作了系统的陈述：语言是存在之家，或者说，存在归汇于语言。海氏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便居住在这个家中。那些进行思考和创作诗歌的人们就是这个家的看家人……人是存在的放牧者（斯坦纳，1989：195-197）。
“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之核心命题。海氏认为语言先于人而存在——我们所说之语言始终已经在我们之先了。我们只是一味地跟随语言而说（海2004：169）。要跟随语言而说，必须倾听。语言是寂静之音，是谓“大道”（存在），它令天、地、神、人四方在场，进入各自的本己之中，聚为一体，令万物自行显示之所“是”，借终有一死者——人——之口而发声，是谓语言说话，即道说，海氏认为道说才是语言之本质。正是在这种道说中，语言敞亮同时又遮蔽着存在。人首先通过倾听语言的召唤并在回应这种召唤时才学会了诉说。所以，人之说话不是表达自己的内心，而是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并“顺从之、经受之、遭受之、接受之”（海，2004：146）。在这一过程中，大道使人入道之本质而使自身成道，人在被道使用中释放人本己之要素——词语的发声——而成其为人。这样，海德格尔不仅给予语言以绝对本体的地位，更全然颠覆了传统人—言关系中人的绝对主宰地位：事实上，是语言在说话。人开始说话，仅仅是在这样的程度上，即他对语言作出呼应，而且仅仅是在这样的程度上，即他听到的是语言在说话，听到语言不断地在他身内回应。语言属于人类永远无法仅仅以自己的方式能说清楚的最高的、最前位的实体（徐朝友，2009：67）。 四 隐喻的本质
认知隐喻观关注人的生物属性，而海氏关注人的精神存在，二者最终依托的都是语言。我们认为人的生物性和人的精神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揭示人的本质，这种本质无疑存在于语言之中，因为人言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易言之，语言的本质即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并非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隐喻的本质。那么，我们的落脚点为何在隐喻的本质上？隐喻的本质又是什么？我们的依据是：以认知隐喻观，隐喻是普遍的语言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谈隐喻就是在谈语言。认知隐喻观还认为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经验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活动，这是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观察隐喻；以海为例，语言是人类存在之家，这是从人的精神活动来思考语言。若此，隐喻便是人类存在之家，即隐喻的本质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易言之，人活在隐喻之中。
人活在隐喻之中有两层含义。其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离不开隐喻，这是语言工具性的具体体现；其二，人的精神存在须寄托于隐喻。
先谈第一点。日常生活实践的主要行为不外言说与行事。首先，二者之间是伴生与依附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言说行为嵌入在行事行为之中。英国人类学家Malinowski认为，语言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所用，而且在这些工作中，话语是嵌入到活动中的（钱冠连，2005：71-72）。有一件趣事，足以说明这一点。事情讲的是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一次亲身经历。维氏夫妇在音乐会间歇用荷兰语交谈，邻座的是一对中年夫妻，其中女的转过头来，打着手势问：“pause…pause”，又指着手表问：“How long”。维氏也打着手势回答：“ten minutes”，重复着“ten”，并伸开十个指头。女士十分满意地转过头与其夫用英语交谈起来（钱冠连，2007）。这件趣事不仅反映了人对于语言的巧用、活用，即用最简单、最省力的方式传达意思，也说明了言说与行事之间的关系是伴生与依附。
其次，言说行为通过实际话语的语义内容实现，行事行为的实现借助的是具体的身体行为。从认知的角度看，将行事域的身体行为义用言说域的言说义表达出来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投射。
我们用语言中的两大词类名词和动词来具体说明言说与行事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类用名词命名物，用动词指称行事行为，二者都属于言说/行事行为。
名正则言顺。在人类的词汇系统中，名词是一个大类，名名复合词又是其中的一个大类，英汉语均如此。据周荐（2005）的统计，汉语复合词中约有43%的名名复合词。这类复合词的构成方式主要是比喻式的，从认知的角度看，这种比喻式构成又被分为隐喻式、转喻式和隐转喻式。鉴于本文的主旨，此处仅以隐喻式名名复合词为例。这类隐喻式复合词往往喻体在前，本体在后，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域。如“扇贝”一词，取一具体事物扇子的形状与另一具体事物贝壳的形状之相似性；又如“蜜月”一词，用具体事物蜜糖喻抽象事物美好的感觉（黄洁，2008）。对“蜜月”这一抽象概念的理解便是借具体事物蜜糖来完成的，是典型的隐喻映射，而抽象概念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概念系统中的大部分。
再看动词的具体身体行为义与言说义之间的隐喻关系。Lakoff&Johnson认为，隐喻关系是源域和目标域这两种不同的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在这种映射中，语义在两个域之间保持着系统性的特点，源域的意义能够影响目标域的意义。就身体行为动词来说，源域即身体行为义所表示的动作特点能映射到目标域即言说义之中，形成对应关系。以单音节动词为例：
（1）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楚辞·九章·秋思》）
（2）长者虽有问，役夫哪敢伸？（唐·杜甫《兵车行》）
（3）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4）路不平，大家踩；理不公，大家摆。（方言）
这里所举四例中，源域是身体/物体的延展或位移（行事行为义），目标域是言说内容或过程的展开（言说义），二者系统对应。（1）中的“申”，其行事行为义是伸展、舒展；其言说义是说明、申述。（2）中的“伸”，行事行为义为伸直、伸展；言说义为陈述、表白。（3）中的“展”，行为义是舒展、张开；言说义为申述、陈述。（4）中的“摆”，行为义为排列、放置；言说义为说、陈述。这类动词的身体行为义是表示由动作主体控制，使得身体或物体在空间中伸展，进入言说域后，表示言说主体使言说内容展开、呈现，使人明白，即表示陈述的言说义。其他用作源域的可能的身体行为的方式及其结果还有：身体或物体的剖解、身体行为形成对抗、身体行为造成侵害等；映射到目标域即言说义的相应有：言说内容的剖析、言语行为的对抗或摩擦、言说行为形成伤害等。汉语中这类动词的数量有近百个。这类单音节动词形式还可以与其它成分（如动词和名词）组合成复合形式，表达言说义（马云霞，2010）。
以上所举之例只涉及语言层面的语词，且仅涉名词和动词为例。这两类语词是词汇系统中的两个大类，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动词更是时态化了的名词。再者，语词具有令不在场者出场的功能，我们因此而把握到了某种存在，即领会到了某种意义。因此，上例足以说明隐喻之于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
再看第二点。第一点所言之言说行为的语义内容，其表征是日常语言。海氏认为日常语言是一种被遗忘、被抛弃的诗歌（Heidegger ，1999：208）。海氏所指的语言（尤其是其后期思想中的语言）是纯粹的语言。对海氏的这一所指还需理解海氏毕生之追问：人之在世之在。以海为例，人之在世之在便是操心（Sorge），即那种对人的种种境遇和奥秘的烦心而致的对自身存在与生存的无家可归之感，是对人类精神无所寄托之操心，海氏最终在纯粹的语言中找到了无家可归的、终有一死的人的寄居之所，即上文所言及之语言是人类存在之家。
海氏的纯粹语言是诗（并非狭义上的诗歌，但诗歌是纯粹语言的主要形式），即本性的语言，是真之所在，思之所出。这种纯粹语言有两个特征。其一，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母源，诗天然具有隐喻性。这种隐喻性是指诗的创建性命名。海氏如是说：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首先让万物进入敞开域的道说，我们进而就在日常语言中谈论和处理所有这些事物（海，2004：47）。这意味语言始终传递着某种信息，人在倾听语言的召唤并做出回应过程中，获得这种信息，并将之用于其在世之中。如果诗歌是隐喻最复杂、最新颖的表达，我们似乎可以说隐喻的本质乃诗意之言说。这种言说，令人类从中获取立于世界之存在之道，由是，隐喻的本质乃是人类精神的居留之所。 比如，李清照《一剪梅》中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中的情感被创建性地命名为可流动之物，被这样命名之后，词人对丈夫的相思之情被用日常语言之“下眉头”、“上心头”来谈论。思念之情从外在的眉头深入到内心，此情乃真之所至，无法解脱。我们从词的道说中体验到的是人生最美好的至真情爱。
其二，这种纯粹语言是不能用理性的方式、用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解读的，因为它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只能倾听的寂静之音——沉默的道说。以海为例，沉默的道说是通过自然万物显现自身的，所被道说出的乃天地人神聚集的语言世界。倾听语言说话为的是从中获得一种经验，并顺从之、经受之。作为如此，人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学会放弃，使自己真正成人，成为一个泰然忍让之人。一个泰然让之的人，即如庄子之至人、神人与圣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样的泰然之人从倾听语言说话中所获取的一种经验，大概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之对真善美和自由的追求、对人生的感悟。
以苏轼《赠刘景文》为例：“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所道出的世界里荷花凋零、菊花败落，但“擎雨盖”、“傲霜枝”却给人生机挺秀、傲骨嶙峋之感。这里，苏轼通过写花道出对刘景文高洁人品的赞美。末句中的“橙黄橘绿”是即景寓理，暗示时间和人生的宝贵。我们从此诗中获得的经验是高洁人品为美；流年易逝，要珍惜美好年华。
认知隐喻理论用意象图式取代了形式逻辑的语言，用跨域的对应关系代替了数理运算，从本质上讲是另一种形式的用理性的方式、用形而上学的语言解读意义（非命题的图式结构和隐喻结构可用命题解释，因为命题是这些结构中复杂关联网络的名称。（Johnson，1987）。此诗若用认知隐喻理论的意象图式计算便是：用较具体的事物“残荷”、“败菊”、“橙黄橘绿”理解较抽象的概念“时间”和“人生”，这种运算当然计算不出诗中所喻之人品之美以及对人生短促、时间易逝的慨叹。
上引李清照《一剪梅》的一句，若用认知隐喻理论解释是：具体的物理实体液体由概念隐喻（爱情是液体）投射到抽象概念爱意上，在容器图式人体内沿着路径图式运动，于是爱意在体内从心头流动到眉头，又从眉头返回心头。意象图式是抽象的结构，并不包含丰富的心智图画（Johnson， 1987），因此认知隐喻理论仅说明了这句词的隐喻意义是如何被理解的。至于词中道出的至真至美之情，却无从觅得。可见，认知隐喻理论对于意义的理解机制颇具说服力，但其所不能触及的关乎人类情感的真恰是海氏语言观能道出的。
海氏的语言观或许不能解释人类为何会隐喻地言谈，但他的语言观给了人类对自身立于天地之间的一种人生态度。既然隐喻无处不在，那么，隐喻也无处不在地向我们透露这样一种人类存在方式的信息：由语言的理性而衍生的隐喻的工具性，并非隐喻存在的唯一方式。隐喻的工具性是隐喻被理性的人所用而显示出来的一种属性，人在使用隐喻时，也就存在于隐喻之中；人对自身存在于隐喻之中浑然不知，因为人类无意识地运用隐匿于生活经验中的隐喻，并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只有让隐喻返乡，这种存在方式才会以真面目示人。
综上，具有普遍的以隐喻为认知方式而存在的生物的人，始终要在精神存在的层面有所追问，方能区别于其他物种。而对精神存在的追问是以清理出纯粹语言的地基为前提的，这意味着从语言中清除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的计算的语言，让诗性的语言显现出来，倾听语言之道说，从中把握人类之精神存在。隐喻令人作为生物的存在的同时，更令其精神不致无家可归。
五 结语
隐喻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既指其在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认知作用，是语言工具性的一面；也指其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寓指作用，是语言非工具性的一面。对语言工具性的研究发展到今天的认知层面，或许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心智，推动社会的发展，但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生命问题仍然没有触及（维特根斯坦语）。海氏将语言视为人类存在之家，不仅是对传统哲学的一次反叛，更是对人类生存的反思；既是对语言纯工具性观念的一种警示，更为隐喻的研究竖起了新的路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人类还需要凭借诗性的心灵去返璞归真、寻求不灭的永恒记忆，还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直觉地把握世界、诗意地认识世界及探究现实下人的生存寓意（尤其是在物欲横流、拜金盛行和人性异化的今天），那么，人们就一刻也离不开隐喻。它固有的相似性、替换性将成为高悬于人们心头的一盏神灯，为困境中和迷惘下的现代人照亮前行的道路，鼓舞人们去捕捉生活中本不存在的喻意，感悟人生意义的瞬间生成，寻找诗意的家园（吴加才，2007：79）。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 [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2]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and Rea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 Lakoff，George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4] 曹顺庆：《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年版。
[5]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黄洁：《汉英隐转喻名名复合词语义的认知研究》，《外语教学》，2008年第7期。
[8] 马云霞：《从身体行为到言说行为——修辞动因下言说动词的扩展》，《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5期。
[9] 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 斯坦纳：《海德格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 吴加才：《诗性的还原与隐喻思维》，《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12] 徐朝友：《斯坦纳译学的海德格尔渊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3] 周荐：《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熊学军，女，1969—，湖北黄冈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言教学，工作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